本文节选自《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作者：[美]塔米姆·安萨利，译者：钟鹰翔，审校：朱永彪，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好望角
巴布拉克 · 卡尔迈勒上台之后，人民民主党政权也准备重整旗鼓。肃清乡村地区的反叛势力，成了政府的首要任务。这些穆斯林反政府组织通常被称为“穆贾希丁”（mujahideen），即“进行圣战的人”，或“圣战者”。苏联入侵之前，“穆贾希丁”仍以常规部队的形式运作，并未转入游击斗争。他们与政府军进行激烈的枪战，势均力敌，政府军的装备虽然精良，但并没有好出太多。
苏联人的到来，让这场对峙彻底失衡。装备方面，苏军的优势实在过于明显。他们出动的坦克、战机和大炮，很快就把“圣战”武装逼入了绝境。不到几个星期，“圣战”武装似乎就无力反击了。当然，比起当年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圣战”武装的抵抗还要持久一些。城市里，秘密警察加紧活动，任何涉嫌反政府的人都遭到了逮捕。哪怕只是收听了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也会被带到喀布尔的普里恰希（Pul-i-Charkhi）监狱。每天晚上，都有大批嫌疑犯遭到秘密处决。
2月22日的一起事件，实实在在地震撼了苏联人。当天，喀布尔的居民在院子里、屋顶上高喊“真主伟大”（Auah-u-Akbar）。喀布尔的每个角落都在发出这样的呼喊，苏联人根本无力阻止。况且，当时正值夜晚，城市没有配备探照灯，由于苏联占领军和当地居民杂居共处，轰炸与炮击也无助于解决问题。
苏联人试图通过发射火箭弹来掩盖鼎沸的人声，但人们的声音更大了，反而淹没了火箭弹的声音，就连邻近的村庄也听到了城里的动静。于是，村民也加入其中。一整晚，喀布尔及其近郊，“真主伟大”的呼喊声始终未绝。当然，如上的行为并不足以证明参与者的宗教热情。他们选择如此表态，只是因为这句话实在通俗易懂、人尽皆知。唯有高喊“真主伟大”，他们才能向占领者表明一种态度：我们是阿富汗人，我们反对你和你的傀儡 ！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苏联占领军面临的麻烦还在源源不断地到来。“真主伟大”的呼喊声余音未了，喀布尔各大学校的学生又涌上街头举行抗议。前来平息事态的警察和一群女性示威者正面相遇。女性示威者对他们又是嘲笑，又是唾骂，直指这帮警察不是男人。她们甚至摘下头巾，套在警察的头上。一些警察并未粗暴对待她们，反而倒戈相向，成了各位女性的支持者。不久，中学生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后来，示威人群中甚至出现了不少孩子摇旗呐喊的身影。面对他们，警察自然不好随意使用暴力。但是，当局豢养了好些流氓走狗，即便游行群众只是妇女和儿童，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一位名叫娜希德的女学生，便成了屠刀下的牺牲品。在一次游行活动中，娜希德走在人群的最前方。身边的同学纷纷中枪倒下，她仍毫不畏惧。那一刻，娜希德甚至单膝跪地，把遇害同伴抱在怀中。最终，一枚子弹夺去了娜希德的生命。她成了大家心目中抵抗运动的象征。过去，阿富汗也曾有过类似的女中豪杰。迈万德之战中的马拉赖面对入侵的英军，也是一样的英勇。人们视娜希德为新时代的马拉赖。
这时，负责平定农村的苏军发现，打败和驱散“圣战者”的军队并没有解决问题。“圣战”武装退入山区，反倒加大了苏军清剿的难度。他们的藏身之处地形崎岖，大大小小的村庄分布在无边无尽的山野里。每一个村落都是“圣战”武装的根据地，“圣战者”们自觉是在捍卫信仰，要驱逐不信神、不信主的可怕敌人。他们的队伍化整为零，成员超过100人的武装已经算是大型的，更多的是20人左右的小部队。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反苏力量都有20人的规模。抵御这场侵略，不一定要是任何组织的一部分，单枪匹马照样可以对苏联人造成打击。喀布尔的事件已经给苏联人提了个醒：没有秘密集会，不用有人提出行动纲领，只要一声“真主伟大”，就能引起阿富汗人的集体反应。这好像就是一种使命感，早已渗透进阿富汗人的灵魂，从而产生一种智力上模糊但情感上强烈的群体意图、一种令人兴奋的感觉，即“我们”团结起来，与庞大的邪恶势力作斗争。
有了这种情绪，任何团体，无论有组织的成年男性，还是十几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构想出一种使命，通过谋划计策，向入侵者发动进攻。他们只管自己行动，不用考虑什么大局。而且，敌人在这里很容易辨认，毫无隐蔽的余地。
没错，敌人根本无从隐匿，苏联人个个长着外国脸，其盟友的穿着也足够惹眼：西装、衬衫、军便帽，这些玩意儿明显属于城里人。到了游击战场上，它们就是敌人的象征。偏远山区的反抗武装也很好辨认，他们穿着长长的衬衫、肥肥的裤子，戴着头巾，他们视谋杀为高尚的爱国行为，而非犯罪。
敌人不但惹眼，而且总会自己送上门来。政府不断派出工作队深入农村，向人们宣讲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人民民主党政府将为他们做什么。每个村子都建立了委员会，政府寄望该机构能够发挥作用，在管控地方局势的同时，也能推进苏联的发展项目。苏联人及其附庸政权满心以为，随着农村的形势安定下来，发展项目开始取得成果，村里一旦通电、通路，村民一旦能够享受外界的商品和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所有反抗活动都将偃旗息鼓。有了丰厚的物质生活，农民就会认识到革命的种种好处，就会理解并拥抱这场革命。
但是，政府派出的工作队总是由几名苏联顾问、一名或多名秘密警察、一些内政官员（掌管警察与监狱）、几名人民民主党的干部以及政府雇用的一两位毛拉或穆斯林学者组成。在当地人看来，这些人不可避免地看上去像装模作样的走狗。工作队也很明白，这里的人民并不欢迎自己。于是，每次工作队入村工作，都要带上十几个卫兵。
从村民的角度来看，工作队也就那么回事。这些人一看就是远道而来，他们的衣着跟可恶的侵略者别无二致，荷枪实弹的士兵与他们如影随形，装甲车保护着他们开进村庄。而后，他们会找到村里的长老，招呼大家听取讲话，宣传政府要为村民造福。第一件福利，就是让村里的女性接受教育。讲话的时候，村里的所有女性都要到场。工作队将对她们进行现场筛选，挑出适合的人接受教育。
教育问题之外，工作队还很热心土地改革。村中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他们总要在第一时间予以掌握。随后，地主们会被通知，政府已经剥夺他们的一切资产，他们的土地将被分给农民。曾经的农民成了土地的新主人，而原来的地主则要为农民打工。就这样，土改就算完成了。
男人为什么要掀起战争？阿富汗的一则谚语回答了这个问题：为钱，为地，为女人 ！话虽粗鄙，倒也不是没有道理。村民们怀疑政府领着外国人涌进村庄也是怀着这样的目的，天晓得村里的女性会接受怎样的“教育”。
工作队的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他们原本以为，落后的乡村会在一夜之间进步起来。哪曾想到，工作队却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冲突。武器落后的村民自然成了斗争的输家，横死的人因此不在少数。可是，工作队还得开展工作，还得要求村民“让家中的女人接受教育 ！ ”[1] 他们的帮扶对象，很有可能在冲突中失去了亲人。因此，工作队离开之后，“圣战”武装很快就能夺回局面。在他们的煽动下，村民们纷纷昂起斗志，他们要赶走这帮外国来的恶魔，为亲人报仇，夺回失去的土地。
同时，在乡村地区活动的苏军也发现，他们似乎陷入了一场必输的战争。战争极度血腥，那些支离破碎、不成规模的部队（对方的人数实在少得可怜，几乎不能称之为“部队”）总能占得先机，他们从不与苏军正面冲突，唯有遇上有利时机、进入有利地形时，才会选择出击。
苏联军官彼得罗夫少校的遭遇很能说明当时的战况。1982年3月，彼得罗夫受命前往一个叫作舍尔汗卡勒（Sherkhankel）的乡村附近，那里隐匿着40名“圣战分子”，他的任务就是全歼敌人。彼得罗夫打算趁着夜色发动突袭。其间，炮火会为他及其手下提供掩护，会有四架直升机飞抵现场助阵。行动那天，彼得罗夫一伙盯上了一队人马，他们觉得这些人即是“圣战”武装无疑。他们一路追击，走上一条小路。路的一侧是一堵泥墙，另一侧是水渠。显然，彼得罗夫被诱进了埋伏圈。但他们并未察觉，也没有半点畏惧。他以为对方的武器非常落后，持有的步枪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水平。不料，手榴弹突然爆炸，机关枪和火箭炮的声音渐次响起。“圣战者”从墙洞后面突然发起攻击。几分钟过去，大惊失色的彼得罗夫才稳定心神，决定予以还击。可是，一转眼，“圣战”武装就钻进了地下灌溉水渠或山洞，消失得无踪无影。苏联士兵只得不停地朝岩石和泥土射击。 其实，从1879—1880年，英国军队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苏联人本该从历史中汲取一点教训——阿富汗人一向神出鬼没。
在阿富汗战场，苏联军队空有精良装备，却奈何不了对手。他们对这里的地形一无所知，很多地方甚至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苏军的坦克与装甲车无法进入。没办法，坦克部队只能留守城市，穿梭巡逻。所谓的车载炮台，同样不适合山地作战。喷气式战斗机倒是可以精确锁定敌人的方位，不过，对方的移动速度实在太快，飞机无法瞄准，更别提火力打击。藏在深山中的游击队甚至总结出了一套规避空袭的有效战法：任何细微动静都会惊扰山间的飞禽，当看到远处的鸟儿成群飞起时，便意味着苏军的侦察机即将到来。收到信息的穆贾希丁会舒舒服服躲进山洞，让风尘仆仆赶来的苏联人扑个空。
苏军发现，“雌鹿”武装直升机大概是唯一真正有用的军事装备，它们可以飞进峡谷，悬停在山谷上空，机上的苏军一旦发现“圣战者”的踪迹，便可以伺机打击。问题在于，不少“圣战”武装也有了苏制武器。这些武器要么来自被俘或战死的苏联人，要么拆自苏方的坦克。此外，境外的盟友也在向他们提供军事装备。苏制机枪的射程足以覆盖300码，为求安全，直升机只能与之保持安全距离，这使“雌鹿”的威力大减。
退一万步讲，即便苏军及其代理人控制了深山与荒漠，也不意味着大局已定。唯有彻底消灭“圣战”武装，他们才能彻底安心。可是，赢下一场战斗容易，要想把所有“圣战者”逼入绝境，却是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几乎所有的“圣战士”都来自乡村地区。从外貌上看，他们无异于普通农民，举枪战斗并非他们的全职工作。放下武器，他们仍过着耕耘田地、放牧羊群的普通生活，也会费尽心思筹备婚礼，反正喜事的风头绝不能让隔壁村的表亲抢了去。
过活之余，“圣战士”会不时出击，他们时不时就能干掉那么一两个侵略者，而后，又一头躲进附近的村庄，消失得无影无踪。那里的亲戚朋友能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掩护。也许在工作队的宣讲场合，他们也曾驻足聆听。待敌人的大部队离去，他们又会拿出武器，杀死政府派驻村里的代理人。
“圣战者”中的大多数和外部世界几乎没有联系。因此，政府无法通过切断其与外界的补给线来打败他们。他们的后盾往往就是自己的家庭。不少村民虽和他们非亲非故，却乐于收留他们、保护他们。毕竟，他们和村民同气连枝，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
因此，“圣战者” 不用担忧后勤问题，苏联军队可没有这个便利。苏军的补给线路常常遭到“圣战士”的重点打击，桥梁遭到破坏。“圣战者”还会守在通衢大道的一边，等待苏联人的补给车队自投罗网。小规模的伏击战中，他们总在暗地躲藏，让苏联人的车队无所遁形。这场战斗是不平等的，苏联人要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
最后，苏联的军事决策者做出了决定命运的决定——剥夺“圣战者”的后勤优势，切断“圣战者”与人民的联系， 把人民赶出农村，这在他们看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就此，这场可怕的战争进入了最为恐怖的阶段，一个永远不应从耻辱的历史中消失的阶段。 苏联人采取各种手段， 人为地减少农村人口， 他们对乡村地区进行密集轰炸，让战斗机在田地上空飞来飞去， 散布地雷， 使大部分土地难以耕种，甚至无法耕种。他们在空中扫射牲畜，把它们击成碎片，他们觉得，如此一来，“圣战”武装便拿不到任何补给了。这也顺便迫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样一来，苏联可以用装甲车和大炮控制他们。 当然，如果这些乡下人逃往他国成为难民，苏联人也算达到了目的。1985年的战事尤为血腥。到当年底，已经造成约100万阿富汗人丧生，另有600万阿富汗人背井离乡成为难民，他们大多逃到了伊朗或者巴基斯坦。
大多数的阿富汗家庭并未举家出逃，敌人的残暴激起了人民的义愤，他们决心抗争到底，直至流干最后一滴血。有战斗力的适龄男性会把家人护送到国外的难民营，然后折回家乡继续战斗。无数个阿富汗家庭就此离散，整个国家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阿富汗人向来崇尚阳刚，男孩小小年纪就被教育要隐忍顽强。父兄的体罚责打，算是铸就男儿本色的必修课程。真正的阿富汗孩子，应该对此一笑置之。亲人的一顿严厉鞭笞，是关爱的体现。男孩甚至应该感恩戴德，感谢长辈给了他们一次长大成人的机会。
阳刚，并非粗暴的代名词。在正常的教育环境下，阿富汗的男孩除了保持勇敢坚韧的品质，还得学会为家族争光，有辱门风的事情，他们绝对不能做。尊重长辈，怜惜幼子，这才是大丈夫所为。好多阿富汗男性都喜欢和自己的孩子腻在一起，爱抚、亲昵，丝毫不觉得有损面子。身为男人，还得不顾一切地保护家中女性——在这方面，阿富汗男性甚至有些过分踊跃。按照阿富汗文化，完美的男性应该拥有救济穷困、帮扶弱小的慷慨品质和阳刚的男子气概。
抗苏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男性奔赴战场。他们告别亲人，脱离了原来的乡村环境。身边不再有父母妻儿，同伴都是年纪相仿的大老爷们。战争异常血腥，耳濡目染之下，阿富汗整整一代男性的心理渐渐变异，阿富汗的民族性格也开始发生扭曲。在笔者看来，那场战争的一大恶果正在于此。
遍布全国的地雷也在戕害阿富汗人的身体。苏联人挖空心思，设计了一种新型武器。它看上去像玩具，内里却暗藏玄机。其中的炸药虽不会致死，却足以带来终身残疾。苏联人放出这种东西，主要是想吸引孩子的注意。他们如此苦心孤诣，不过是为了拖住阿富汗全民抗战的步伐。毕竟，孩子一旦死去，大人会将其就地掩埋，然后继续前进。但是，一般家庭都不忍抛弃残疾的孩子，由于行动不便，他们的脚步会被拖住。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难民营，精疲力竭的一家之主没准会选择留在他乡，而不是回国抗战。从纯科学的角度考虑，这些类似玩具的地雷是解决军事问题的聪明办法。
如今的阿富汗境内，还留有不少地雷。种下地雷的人，大多是生活在苏联某个破败地区的中年男子，而发明这一“科学”方案的人，大部分已自然死亡，不在人世了。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责任编辑：
安梁_NN2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