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百年温柔》，作者：肖伊绯，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1925年10月26日，清华留美预备部学生王政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为纳妾蓄妾的社会现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梁授课中的默认国人蓄妾态度便是质疑与不解。
梁启超阅罢此信，交给《清华周刊》公开发表，并在信后附上跋语，略作申论。1925年11月6日，《清华周刊》第二十四卷第九号印行，这封信以《为蓄妾问题质疑梁任公先生》为题，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了出来。可以看到，信末梁启超的跋语相当简短，照录原文如下：
所论自是正义。吾所著者，乃历史讲义，非作论文，故征引当时不主张废妾者所持之理由云尔。其理由充足与否，则未暇论及。以现状论，凡已有妾者须承认其地位，毫无可疑；否则，将现在国内之妾悉判离异，牵涉到妾子问题，其扰乱社会实甚。若立法禁止，亦只能定自某年之后不准置妾耳，亦须俟实行婚姻登记后，此种法律，乃能有效。至弟所主无子再娶一妻之说，与旧伦理观念相去甚远，殊不可行。余功课太忙，无暇作文论此事，草草答复如右。
《清华周刊》第二十四卷第九号，刊载《为蓄妾问题质梁任公先生》
《为蓄妾问题质梁任公先生》
梁启超的跋语，算是给了学生王政一个答复。除了认可学生“所论自是正义”之外，梁仍坚持自己合乎“国情”的主张，即必须承认“现状”，必须承认现有妾的“地位”。即使将来立法禁止纳妾蓄妾，从可操作性上言，“亦只能定自某年之后不准置妾耳。”言下之意，从中国社会多年传统来看，纳妾蓄妾有一定合理性，且目前也属合法行为。当前已纳妾蓄妾者只能维持现状，既往不咎，留待将来立法解决。
至于王政在信中曾提到的，“已结婚者应于相当时期用医学方法查验，若果系女性方面无生子能力，而男子方面又不肯为爱情牺牲子嗣，或可再娶一妻（无论如何不得有第三妻，蓄妾更无论矣），但此妻之地位须与第一妻完全相等，且须得第一妻之同意。”这一“一夫二妻”制观点，梁坚决反对，称其“与旧伦理观念相去甚远，殊不可行”。王政的“一夫二妻”观，看似迎合了梁的“特重继嗣”论，为什么还是遭到坚决反对呢？
梁启超早已纳妾
其实，梁启超之所以反对“一夫二妻”却默认纳妾蓄妾之现状，主要还是从妻妾地位差异悬殊的传统观念来加以判定的。
这种对现状的默认，对现实的妥协，自然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梁启超本人自1903年即纳妾，当他看到学生反对纳妾蓄妾的这封信时，已经过了20年的“一妻一妾”制生活。
梁启超青年时期留影
王桂荃
1890年，17岁的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榜列第八名举人，受到主考官李端棻的器重。李端棻主动牵线搭桥，将妹妹李蕙仙许配给了梁启超。梁、李二人夫唱妇随，恩爱有加。事实上，
梁本人就是中国最早提倡“一夫一妻”制的学者，他还创立了“一夫一妻世界会”。梁、李二人的夫妻生活也十分美满，堪称一时典范。追随康有为的“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只身逃亡日本；不久李惠仙也赴日本，夫妻二人团聚。1901年，李蕙仙为梁启超诞下长子梁思成，但因梁思成从小身体羸弱，为了香火有传，1903年，李蕙仙让梁启超将其侍女王桂荃（原名王来喜，1886—1968，四川广元人），纳为侧室。从此，梁启超的“一夫一妻”之理想主张，变作了“一妻一妾”的现实生活。
对于这桩发生在日本的纳妾事件，梁启超一生从不张扬，尽量避讳。他在家信中提到王夫人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称“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蕙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从延续子嗣的角度而言，王桂荃为梁启超生了六个子女，即梁思永（子）、梁思忠（子）、梁思懿（女）、梁思达（子）、梁思宁（女）、梁思礼（子），可谓“有功”；从料理家务、分担家事的角度言，王桂荃20余年的尽职尽责，可谓“有劳”，这些“功劳”，梁家上下有目共睹，梁启超和长女梁思顺、长子梁思成和次子梁思永。梁启超本人对她也颇为看重。
梁启超和长女梁思顺、长子梁思成和次子梁思永
梁启超曾对长女梁思顺说：“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些信给她，令她欢喜。”但从始至终，妾的名分不可更改，梁从不称王为妻；他的元配夫人只有一个，即妻子李蕙仙。由此不难理解，梁为什么坚决反对“一夫二妻”的说法，却能够默认“一妻一妾”与纳妾蓄妾的现状了。
梁启超早想纳妾
事实上，梁启超早在纳王桂荃为妾之前，就已然有过纳妾的想法了。只不过当时他想纳的那位妾，比之王桂荃还更为新潮与热烈，更富青春活力与魅力。原来，1900年，梁启超在美国檀香山宣传保皇会时，曾与一位名叫何蕙珍的女子产生恋情，但最终未能成事。她是当地侨商子女，当时年龄约20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英文极好，因侨商宴会中有外国人参与，暂时就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当时，因清廷大肆攻击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新党，在国外也大量发布英文文章攻击他们，梁苦于英文水平欠佳，无法撰文回应攻击，一直颇感苦恼。孰料，不久他就在某英文报纸上看到了为梁辩护的连载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后来得知，这些文章皆出自何蕙珍之手。为此，梁大为感动，对何也颇有追慕之心。据说，当年这位女子曾握着梁的手说：“我万分敬爱梁先生，虽然，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面对这大胆的爱情表白，梁一时无措，只有“唯唯而已，不知所对”。
梁启超在理智上尽可能克制自己，但内心深处仍被何蕙珍的炽烈情爱所感染。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其情其意，在字里行间表露无遗。其中有一首诗，甚至称何为“第一知己”。诗云：
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
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当年5月，梁启超给妻子李蕙仙写了一封家信，详细汇报了他与何蕙珍从相识、交往，直至分手的过程。他告诉妻子，何蕙珍是当地一个华侨商人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保皇会的会员。这个只有20岁的女孩儿，英文水平很高，整个檀香山的男子，没有能赶上她的，而且她有很好的学问和见识，喜欢谈论国家大事，很有大丈夫的气概。她16岁就被当地学校聘为教师，至今已经四年了，可见是个才女，而且不是旧时才子佳人式的才女，而是有新思想新精神的才女。他在信中说：“吾因蕙珍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若更因蕙珍的谙习英语，将来驰骋于地球；岂非绝好之事？”可见梁启超对拥有此女子的向往，然而他又说：“无如揆之天理，酌之人情，按之地位，皆万万有所不可也。”“吾因无违背公理、侵犯女权之理。若如蕙珍者岂可屈以妾媵，但度其来意，无论如何席位皆愿就也。惟任公何人，肯辱没此不可多得之人才耶？”
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左右思量，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梁启超中年时期留影
妻子要把问题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去处理，此举让梁启超着了慌，他急忙复信，求妻子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
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馀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我虽不自顾，岂能不顾新党全邦只声名耶？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梁启超欲纳何蕙珍为妾的想法，至此不得不中止。之所以未能纳此女为妾，他自己的解释看上去是冠冕堂皇、大义凛然的。因为“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我虽不自顾，岂能不顾新党全邦只声名耶？”总之，国事家事天下事，对他来说，都太过沉重，一己私欲、儿女情长，只可暂时搁下了。（以上详参《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当时，梁启超中止纳妾，给出的最直接理由，乃是为了自己以及参与其事的所谓“新党”的声名，但同时亦坦承“发乎情”，不否认内心着实是向往并愿意的。对妻子这样的坦白，也算是中国男子在家事方面少有的坦荡了。对此，妻子看在眼里，也放在了心上。3年之后，她主动让梁启超纳其侍女王桂荃为妾，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但很难解释的是，此时梁启超坦然纳妾，却又似乎不那么顾及自己那“为众人所仰望”的声名以及“新党”的声名。或许，那些虚浮的声名终抵不过情欲的炽烈罢。即使是理性至极的一代名流梁启超，也最终无法拒绝纳妾，终究难以用顾全“声名”来自圆其说了。
梁启超54岁时留影
诚然，梁启超在纳妾问题上相当低调，对外绝口不提，即使在写作中、讲演中涉及到妻妾问题时，也是女权妻权大讲特讲，但“妾权”则语焉不详。他在清华开设的《中国文化史》授课中，“社会组织篇”里提到“婚姻”一章时，关于纳妾问题只有两句话，即如学生王政在信中提到的那样，“故妾之地位，至今犹为法律所承认也。”这就算是梁启超对中国婚姻中的“妾权”问题的一个基本态度。在他看来，纳妾不但一直合法，且合乎中国传统的礼法伦理，实在是无法革新的“旧俗”了。“潜台词”乃是，至少他这一辈人，恐怕就不能免“俗”了。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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