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山，关注近代历史，著有《职贡图：古代中国人眼中的域外世界》一书。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1926年5月到8月间，冯玉祥远赴苏联考察。他满怀好奇地记录了苏联的所见所闻，并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种种成就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歌颂，言辞之间充满了羡慕之情。
第一站是西伯利亚的上乌金斯克，这里是布里亚特人的聚居地。列车到站时已经是当地夜间十一点钟，冯玉祥透过车窗看到站台上的欢迎队伍，对这种“热诚友谊和相爱之意”非常感动。“当地各机关人员都到二十里以外来欢迎。据说一两天以前接到消息，便到城外等候接迎”。乌金斯克毕竟是苏联本土，城市建设水平较之乌兰巴托不可同日而语，“这儿的住宅虽然多是土筑的屋子，但是家家户户都有玻璃窗，窗前还陈设着美丽的花草，很是清幽雅洁。街上也很清洁”，甚至在树林中都有电灯照明，沿途还有公用电话。
冯玉祥一行到达上乌金斯克的第二天正是五一劳动节。当地政府来函，邀冯玉祥参加五一节的纪念会，并观看阅兵。冯玉祥还受邀向群众演讲，讲话完毕，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女工走上讲台。通过翻译，冯玉祥得知了这位老洗衣工的演讲内容：
“今天是五一节，我们今天很欣幸地能够在这儿欢天喜地的开会。可是在这同一日子，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大众的纪念会可不能像我们这等自由与快乐，他们的会场会被军警捣乱，他们身体会被军警殴打拘捕!……”
冯玉祥为演讲所震撼，直呼：这样一个普通女工“却说出这样富于煽动力量的话来”。随后则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其演讲也颇为动人。台下群众“摩拳擦掌，异常兴奋”。演讲过后是群众游行，女工在前，男工在后，游行队伍的末尾是红军的分列式队伍。冯玉祥受邀登上观礼台，看着“行列在军乐洋洋的声中，一排一排地经过，很是整齐庄肃”。分列式走过观礼台的时候，台上检阅委员就向他们发问：“你们预备好了没有？”队伍回答：“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打倒帝国主义！”吼声如雷，“空气非常地热烈和紧张”。
冯玉祥是基层士兵出身，后来才一步步做到督军之位，本身就对民间疾苦有比较直观的认识。此前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停留三十多天，亲眼目睹了当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思想上对左翼学说更加认同。在上乌金斯克登车前往莫斯科时，冯玉祥不愿乘坐苏联政府安排的头等车厢，要求乘坐三等车厢。三等是最次等的车厢，只有硬座，而当时由上乌金斯克乘火车到莫斯科需要六天六夜。在冯玉祥的坚持下，最终撤下头等车厢，改挂一辆二等车厢。
1926年5月9日正午，列车到达莫斯科。车站上，四五百名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前来迎接，他们手里持着小旗，狂热地高呼着“中国国民军万岁”的口号，冯玉祥颇为感动，又是讲话，又是合影，一个小时之后才走出火车站。冯玉祥与徐谦乘坐敞篷轿车前往苏联政府为其预备的欧罗巴旅馆，一路道路宽阔平坦。走到半途，车速过快，徐谦的帽子被风吹走，二人满以为帽子丢失，孰料刚进入旅馆十分钟，警察就把那顶丢失的帽子送还到徐谦手中。二人不由得赞叹莫斯科的警政优良。
苏联政府安排冯玉祥一行入住的欧罗巴旅馆相当豪华，“是一座堂皇富丽的大厦”，饮食丰盛，招待殷勤，冯玉祥承认，“我一生也未住过这样好的大楼”，于是再次要求搬到小旅馆去，负责接待的侍者领了苏联政府的命令，自然不肯，于是冯玉祥就“自己上街买些萝卜、大葱回来佐膳”，以示不忘“国内正与军阀苦斗的朋友与同志”之意。苏联侍者当然不能理解，窃笑而劝之，冯玉祥反怪其“再三纠缠”。冯玉祥看只用粗茶淡饭，而不理苏联已经预备好的丰盛饮食。在苏联期间，他并没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学习政治、军事领域上，还经常去一所玻璃厂里做工，原因是“想在居俄期间，也能够自食其力”。联想此前他放着现成的车厢不坐，非要车站现场换一节平民车厢给他，貌似节俭躬行，实有沽名钓誉之嫌，恐怕造成了更大浪费。
冯玉祥在莫斯科期间，苏联委派四名上校充当其“名誉保护人”，随扈左右，身着便衣，白天站在暗处，夜间则埋伏在冯玉祥住所的树顶、屋顶等处，实为代行监视之职的保镖。其中一人每日与冯玉祥四处奔走，冯玉祥主动送他五十元，该人因收了这笔钱很快被告发撤换，“捕去坐黑房子去了”。
冯玉祥在莫斯科参观了步兵学校和机关枪教导团，在列宁格勒则见识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炮兵靶场，都让他大开眼界。冯玉祥再次深入兵营探访，正赶上苏联士兵开饭，冯玉祥就同吃了一顿，“人们吃的是一盆洋白菜汤，内有一大块牛肉，每人都可吃到三四两肉，很富于养料的”。饭后，冯玉祥与士兵谈话，发现这些苏联士兵都对中国局势很了解，告诉他“吴佩孚是以英帝国主义做背景，张作霖不折不扣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在博物馆，冯玉祥见到了一幅技艺高超、惟妙惟肖的画像，就问馆员该画像值多少钱。馆员告诉他，这幅画在沙俄时代能值十万八万，但现在已经不值钱了。馆员指着一副描绘沙俄农奴生活的画告诉冯玉祥，这幅画把农奴“那种困苦吃力的样儿，活跳跳显现在纸上，把地主的暴虐不仁，深深反映了出来”，现在是最名贵的作品。在革命博物馆，冯玉祥见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在沙俄时代出版的报纸、杂志，沙俄监狱的模型，烈士的石膏像，就连1918年行刺列宁的手枪以及枪膛中没有打出去的一颗子弹也整齐陈列着，许多学生前来参观。冯玉祥感慨，“我想这些实在物品所表现的革命历史给予他们的知识教训及熏陶暗示，当比读许多革命历史要强胜几倍”。
冯玉祥也曾在莫斯科观看话剧。这是一部新剧，描写了英国人在湖北宜昌欺压中国劳工，开枪打死中国人的故事，由一位旅华的俄国侨民创作。冯玉祥看惯了中国戏曲，对这次观看话剧的经历同样称之为“听戏”。话剧的布景给冯玉祥留下很深印象，“一只大轮船的模型也巧妙地搬到舞台上。码头上有修脚的、卖毛巾、卖耳扒（按：即耳挖勺）者”，这些装扮成码头小贩的演员直接走下舞台，向观众作兜售状，令冯玉祥感到很新鲜。剧情则富有感染力，“帝国主义者驱使买办，买办驱使工头，工头压迫工人的种种情形，都赤裸裸揭露出来，摆到观众的面前，使每个观众的心里都燃烧起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怒火，而对被压迫的民族寄予深厚的同情”。
特别令冯玉祥一行感到羡慕的是苏联作家协会的待遇。当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也在莫斯科，同冯玉祥一起参观了苏联作协的休假地。这些作家住在昔日沙俄皇族的别墅内，图书齐备，招待周到，算上茶点之类，一天吃了五顿。前清老秀才于右任对此尤为羡慕，对冯玉祥动情地说：“在我国，只有在要作对联、祭文，要打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管？不但不管，还要用种种方法威迫利诱之，否则逮捕枪杀之，使他们不能为真理正义说话。他们真正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工作绞尽脑汁，但是手中无武力，无枪械，无金钱，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
在苏联，冯玉祥也不是没有遇到过不愉快的事情。如他在面包中两次吃出了烟头，在莫斯科公园重也见到过白发苍苍的老人在讨钱，他的朋友在外出时还被偷了钢笔，这一切让他多少感觉心里不大痛快。但他都予以善意的理解，认为面包中吃出烟头是流水线上“做得太多，工匠不小心，所以把烟卷头弄了进去”。当时国内左翼青年认为“苏联必是天堂，什么阴暗方面都不会存在”，来到苏联后不免失望。冯玉祥颇有政治觉悟地评论道：“苏联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从旧社会演变的。那些旧时代的皇室亲贵们，刚刚被打倒，他们享福惯了，懒怠成性，不愿意工作，或是没能力工作，不做乞丐盗贼，有什么路走？我想苏联埋头建设，无论哪一方面都在突飞猛进，蒸蒸日上；这些现象，在今日应当就看不见了。”
参考文献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海教育书店，1947。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责任编辑：
安梁_NN2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