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扩容:"开放"另一端是厘清政府市场边界

（原标题：上海自贸区扩容：“开放”的另一端是厘清政府市场边界）

真正的便商营商环境、真正运行良好的自由港和自贸区，是权力止步于权利和市场。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场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图/新华社

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表示，为更好发挥上海等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决定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

紧接着，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在11月6日透露，上海自贸区的扩大范围将相当大，远超原有的120.72平方公里。

上海自贸区扩容表明中国开放大门更广

作为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区自2013年9月正式成立以来，已经经历过一次扩容。上次扩容使该自贸区的面积由28.78平方公里，扩容到120.72平方公里，新增了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等，使上海自贸区增加到了七个功能区。

上海自贸区扩容，表明中国对外开放的尺度只会越来越大，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自贸区扩容本身就表达了中国敞开国门迎接自由竞争的坚定立场。

自2013年以来，上海自贸区在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上，做出了许多大胆的创新和探索。在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建设，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制度创新，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方面，它都为全国积累了许多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这一系列的努力，有力地改善了上海等地的营商环境。比如，世行最新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为改革而培训》中，以上海和北京为样本的中国营商环境跃升了32位，在190余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46位。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上海自贸区的试点创新密不可分。

需要指出的是，中央启动上海自贸区等的试点，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其时，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TPP，这种新的自贸形态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新的对标动力。为探索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主要是激活开放助推改革的活力，我国在上海、广东等地启动自贸区试点。这具有对中国经济社会和制度进行压力测试的效力。

不过，由于启动时间不长，各大自贸区的辐射和可复制效应相对有限，尤其是尚未达到和超越深圳特区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可复制效应。

这主要是因为各地的自贸区试点尚处于“技”的模仿阶段，主要还是对标国际上的一些比较成熟的自贸港，并结合自身国情进行素描，目前依然处于在技术上追求形似的助推阶段。

良好的自贸区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要真正有效地提高自贸区的辐射推广效应，必须如经济特区深圳一样，探索出具有可复制的制度体系出来。

当然，当前国际上运行良好的自由港、自贸区等，尽管大都不是主动规划出来的，而多遵循自发扩展的秩序，但是，几乎所有运行良好的自由港、自贸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很清晰，权力与权利的界限很明晰，权力主要通过搭建和完善透明性担保制度、防护性保障体系，为经济社会主体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充分激发经济社会主体的企业家警觉性，而非政府简单地利用公权力营造便商宜商的环境。

其实，真正的便商营商环境、真正运行良好的自由港和自贸区，是权力止步于权利和市场，而非权力裹夹着特殊的优惠政策在经济社会领域进行扭曲操作。

从这个角度上看，上海等自贸区探索的制度关键，就在于管好权力这一有形之手，使之无需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在市场进行扭曲操作，就可以激发自贸区、自由港内经济社会主体的内生活力，激励经济社会主体的企业家精神。毕竟，若自贸区是优惠政策堆砌起来的区位优势，那其辐射性和可复制性都将止步于权力的扭曲操作。

因此，当前扩大上海自贸区试点面积，凸显了决策层笃定高水平开放的航向，但笃定的航向需要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纲。惟有有效理顺政府与市场边界、权力与权利的界限，上海等地的自贸区在高水平开放上，才能真正实现“船到桥头自然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