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放言惊世法兰西》,作者:郭华榕,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从“最伟大”到“恶魔”
黎世留享有广泛的名声,同时是一个比较难于了解和给予评价的人物。例如,人们至今还在探讨黎世留出生于何处的问题。近年巴黎出版的巨著《黎世留》(约600页),认为他于“1585年9月9日9时34分,出生在巴黎布鲁瓦街(rue du Bouloi)的卢丝宾馆”。国际史学中已有多部黎世留的传记,但实际全面介绍当时法国历史者不在少数,而对于黎世留的个人特点着墨不够。关于此人的评价,可分为三类。
颂扬。圣西门公爵认为黎世留是“数百年来最伟大的人物”。孟德斯鸠说他“完成了惊天动地的伟业,永垂青史”。拉科代尔指出他“拯救了风雨飘摇中的天主教”,“为缔造和平做准备,后来才有现代的欧洲”。
贬损。莫尔格将他视同“魔鬼”。大仲马挥笔将他写成“危险分子”。雨果的眼里,他是“手上沾着鲜血,衣袍色泽猩红的人”。巴伊认为“黎世留掌权是右翼独裁”。
比较冷静。史学家米什勒称黎世留为“那个时代最严肃的人”。史学家蒂耶里指出,当时“凡能改善社会生活之举,皆由他实行……他思想开放,实无出其右者”。伊尔德什美尔的著作也属于此类。
除去众说纷纭的评价外,若干法国人还对黎世留采取了“革命行动”。1789年的大革命中,人们曾将他的遗骸从墓地中挖出。1968年,巴黎学生掀起“五月风暴”,有人公开诅咒黎世留。
17世纪的诗人斯卡隆曾以黎世留的口吻给予此人如此评判:“我是神灵或是魔鬼,任君评判。”关于历史人物的不同看法,学术探讨各抒己见乃是自然的现象,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社会难题或群体困境的严重,人们经常借助重新审视历史人物,来表示自己的情感,从而出现数百年来对于黎世留、拿破仑甚至戴高乐等的不断褒贬。伊尔德什美尔指出:“由于胜利者的安排,历史成为美丽的,并且令人满意。黎世留是人们侵犯历史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这些探索者需要关注如此纷繁的现象,了解有关评语内藏着的群体利益和政治含义。
吕松主教与枢机主教
阿尔芒·德·普勒西,后受封为黎世留公爵(Armand du Plessis,duc de Richelieu)。从小贵族、普通主教,至枢机主教、公爵、大臣,至首相,他经历了不平坦的人生。黎世留的父亲为亨利三世的宫廷大法官。亨利四世时,他陪伴在君王的左右。母亲非名门出身,这个贵族家庭少有财产,负债累累。1579年12岁的阿尔芒结束了在纳瓦尔中学的学习。他希望成为军人,因而受封为希伊乌侯爵(希伊乌是他们家的地产)。
由于亨利三世的赏赐,吕松(Lu on)主教区此前已成为黎世留家族的财产。长兄在亨利四世的宫廷中任职,次兄阿尔方斯拒绝接任吕松主教,后成为修士。黎世留家庭面临失去吕松主教区以及若干收入的危险。最小的阿尔芒因此改而从事宗教活动。
1606年12月,法王亨利四世恩准阿尔芒为吕松主教,并派人向教皇说情。1607年1月,阿尔芒到达罗马。根据教会的规定,主教获职时应年满22岁。他见到了教皇,保罗五世问他到达规定年龄与否,他回答:“是”,而后请求教皇宽恕,承认未到规定年龄。教皇曾对别人说“这个年轻人将是一个大骗子”。后来,他“得到年龄的宽免,制造一份假的洗礼证明,使他年长2岁”。4月17日,黎世留由一位枢机主教授任为吕松主教。1602年他实际执行主教的权力。黎世留经过弄虚作假,取得了吕松主教职位。他返回巴黎后,继续在索尔邦学习神学课程。同年10月,举行答辩,他获得博士称号。
1622年9月,黎世留被教皇格雷戈里十五世任命为枢机主教。教皇致函黎世留指出:“罗马教会企望并且要求你完成重大使命。”此时,黎世留已38岁。12月22日,法王在里昂为黎世留戴上枢机主教的冠冕。宗教领域的阶梯已经上升至顶端,如此身份的提升为黎世留从事政治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623年5月,他主动放弃吕松主教区。此时,他的收入有了保证,如年金5000里弗尔和国王在他受封为枢机主教后所赠予的10000里弗尔。
侯爵、公爵与大臣、首相
黎世留出自外省,后住巴黎,竭力跻身于政治舞台。1631年,路易十三将属于普勒西家族的黎世留领地,册立为“公爵领地”并“具有世卿爵位”。黎世留升为公爵。
黎世留的政治生涯比较复杂,因为面临法国宫廷内斗内耗的困局,他必须小心翼翼地为自己打通一条仕途。
1614年三级会议召开,黎世留当选教士等级的代表。他发表如下言论:凡信仰与教会之事,应“由神职人员决定”。“三级会议的权威仅次于国王的权威”,因为它是“国王陛下的代表”。1615年11月初,他担任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之女安娜的“指导神甫”,月底她嫁给路易十三,成为法国王后。1616年11月,黎世留出任国务秘书,主管军事。1617年5月19日,他成为内阁首相与掌玺大臣,此时法国政局是在王太后玛丽·德·美迪西斯的控制之下。1619年他任王太后的总管。随着王太后逐渐失势,黎世留转而支持国王。1624年,路易十三命令黎世留进入自己控制的御前会议,但是仅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称“咨询大臣”(ministre consultant)。8月13日,路易十三宣布拉·维厄维尔(La Vieuville)首相去职,由黎世留担任内阁首相,此后他掌握国家大权直至因病去世。从1630年1月18日起,他的正式头衔为“国家的第一和首要大臣”。路易十三对他有所保留,但从总体上看,他长久地支持黎世留以首相资格治理国家。路易十三所珍重的不是对于黎世留的情感,而是国家的、他自己的利益。
“反对黎世留暴政”的种种阴谋
黎世留掌握大权,但是他和支持他的君主被迫面对若干势力的挑战,他逐渐地消除了各种危险。
1624—1626年,出现“沙勒阴谋”,参加者如舍弗勒兹公爵夫人、安娜王后、奥尔纳诺之帅、沙勒(Chalais)伯爵等人。他们企图:拒绝王太后与路易十三两人为王弟加斯东安排的婚姻,路易十三死后将由加斯东继承王位,王后安娜应该改嫁给加斯东,加速体弱多病的路易十三的死亡甚至弑君,以路易十三不育为理由逼迫他退位,杀死黎世留……当时王位继承人加斯东左右摇摆,犹豫不定,多次改变态度。
黎世留洞悉这个阴谋,他得到路易十三的同意后,采取措施打击敌人。1625年5月,奥尔纳诺元帅被捕,后死于狱中。沙勒伯爵关于杀死黎世留的企图遭到加斯东的揭发,他于8月被处决,舍弗勒兹公爵夫人被流放。王后安娜积极参与了阴谋活动,路易十三主持御前会议审讯王后,她“受到了训斥”。
1630年,产生“马里亚克阴谋”,王太后以及掌玺大臣马里亚克(Marillac)反对黎世留,马里亚克谋求首相位置。路易十三表示原则:“为国效忠高于为母尽孝。”马里亚克被免职,从1630年11月起受到严格的看管,次年2月去世。
“软禁王太后”。路易十三和王太后,母子之间为争权而相斗多年,王太后等人也反对黎世留掌权。1631年2月23日,路易十三派王家卫队将王太后软禁于她所在的康边城。她的支持者之一巴索皮叶尔元帅与沃蒂叶(王太后的医生)被囚禁于巴斯底狱,后来勒斯特朗日子爵等三人被处决。1631年7月,王太后逃出康边,去西班牙所属的荷兰避难。
1632年夏初,“蒙莫朗西造反”。加斯东起来造反,力图“反对黎世留的暴政”。蒙莫朗西(Montmorency)公爵在朗格多克热烈欢迎加斯东的到达,同时逮捕了国王的特派员与黎世留首相的信使,这些举动获得当地三级会议的支持,出现了一个行省的叛乱。国王的军队打败近万人的叛军。后来,蒙莫朗西判处死刑与没收财产。
1636年发生“散克—马尔斯阴谋”。散克—马尔斯(Cinq-Mars)侯爵为“国王警卫连的长官”(另说冠带总管)。1639年,他开始反对黎世留,尽管后者是推荐他担任此要职的恩人。此人受到宠爱,1639年升“大总管”。但是他年轻气盛,经常与路易十三争执、吵架,甚至顶撞与嘲弄国王。1642年2月,散克—马尔斯公然向路易十三要求“派人杀掉黎世留”,法王不表赞同。路易十三权衡利弊,于9月处死了散克—马尔斯与德·图(de Thou),散克—马尔斯的城堡以及森林皆遭平毁。
至此,敌人多已消灭,受到路易十三支持的黎世留虽然仍旧掌握大权,但是也临近人生的终点。黎世留能够占据上风,主要由于路易十三需要他治理国家。他不仅意志坚强,有能力解决面临的难题,还拥有广泛的严密的情报网络,并能及时做出判断。黎世留一贯奉行的原则:“如果攻击污蔑,则严加惩办”,即予以严肃的处理。这个“最严肃的人”在路易十三的同意下,不断采取 “最严肃的”措施。
用贵族的鲜血浇灌百合花
另有一事充分展现黎世留的“严肃”,这就是禁止决斗。决斗由来已久。古代,日耳曼部落用此方法解决争端。中世纪,决斗在西欧已经司空见惯。扔手套是挑战,拾起手套如同应战,人们相信“上帝的裁决”,正义一方能够获胜。教士、女性、病人与20岁以下60岁以上的男人可以请求免除决斗。法国,人们“为荣誉”而决斗。决斗双方的证人,按习俗也应交手。1566年,查理九世曾下令禁止决斗,违者处以死刑。亨利四世时,1602年4月的布卢瓦敕令禁止决斗,1609年又有敕令禁止决斗。路易十三与黎世留治理下决斗从未停止,这是一种很坏的社会风气,贵族们内耗的恶习。国家也因此蒙受损失。1615年三级会议召开时,吕松主教黎世留代表教士等级介绍陈情书。2月23日,他在演说时呼吁:必须取缔决斗。这些只是一种意愿的表达,多次禁止决斗的敕令都成了一纸空文。
1627年5月12日,在巴黎的“王家广场”(今place des Vosges)发生了决
斗:蒙莫朗西—布特维尔(Montmorency-Bouteville)伯爵与伯夫龙(Beuvron)侯爵对决。同时双方所请的四位助手们也彼此决斗,结果杀死两人。路易十三下令将蒙莫朗西—布特维尔伯爵与德沙佩尔关入巴斯底狱。“随后,由高等法院审判。近臣们求情,贵族们都为他们求情,皆无法减弱国王的坚定决心。”路易十三说明:“我希望,也必须保持我的权威。”此前,黎世留曾提醒:“或扼杀决斗,或扼杀陛下的敕令,这是问题的关键。”两名犯人在巴黎的沙滩广场(place de Grève)被处死。
上述关于决斗的话语,表明面对当时的社会潮流,黎世留心怀独特的判断力,果敢地决策,打击社会陋习。蒙莫朗西—布特维尔伯爵被称作决斗“专家”,他曾决斗21次,即21次违反官方禁令,此前他都逃亡国外,那时路易十三准许他回国,但是不得进入巴黎。这一次,他既破坏了决斗的禁令,也违反了不许进入首都的命令。实际上,他代表许多热衷于决斗的贵族,向首相的权威,也即向君主的权威挑战。如果不“扼杀”决斗而“扼杀”君主的敕令,不仅使决斗恶习不断延伸,也令君王权威明显受损。
黎世留如此对国王表示:受刑者“妻子的眼泪使我深深感动,但是只有他们流血,才能制止您的贵族血流成河,因此我才有力量抵御自己,并且促使陛下为了国家之利益而下定处死他们的决心,以利社稷”。“政治生活中,不能依靠预先存在的意愿,而应依靠事物的必要性来决定行动。”这是他留给路易十三的《政治遗嘱》的部分内容,也是反映他的政治严肃性的一面镜子。黎世留以极少数贵族罪犯的鲜血,浇灌了代表全体贵族的波旁王朝白色的百合花。
“不惜留下我的鲜血”
黎世留以强权治乱世,法兰西出现了一种“中央集权的与专制的权力”。与此同时,还可发现黎世留为了仕途攀登竭尽全力靠近强者,颂扬权势,表示效忠。他在布道时、会议上以及私人信函里,先后发表了如下言辞:“臣民理应顺从国王。”“我将竭尽绵薄,克尽不才。”(1606年的布道词)
“为了现时主宰一切的国王路易十三,吾等应终身效命。”“上帝将王后(指王太后,下同)作为本国摄政赐予我们。”“唯盼无比贤德之王后以其智慧善理万机……”(1610年的效忠信)
“(王太后)对国王无比慈爱,对他的社稷充满热忱,对于领导国家经验丰富。”(1615年,在三级会议上的讲话)
“臣不仅可为陛下所用,亦且可应陛下之需,盖陛下可从微臣胸内蕴藏中获得有益于社会之良策。”(1616年致王太后函)
“(对国王)陛下乃天主形象之最生动体现……为感激陛下,臣唯有全心全意、万分虔诚服从陛下之统辖……臣保证宁愿肝脑涂地……微臣之生命、人格拥有的一切均为陛下所赐。”(1622年,于获枢机主教职位后致国王的感谢信)
“这个枢机主教的职位使我永不忘记自己庄严的意愿,即为了报效您,而不惜流下我的鲜血。”(在枢机主教就职仪式上,他将枢机主教的方冠放在王太后的脚前,并发表如此言辞)
黎世留历时数十年,走过了从政的艰难路程。王太后与国王等最高掌权者乐于听到这些顺耳的颂词,并且增添了对于黎世留的好感,有意无意给他以特殊的宠爱与巨大的权力。美丽的言词帮助他与王太后(摄政)和国王搞好关系,获得信任与恩宠,但是同时也暴露出他的世俗心态。他始终站在权力一边,确切地说,他只想并且竭力争取站在权力最大者的一边!作为政治产物的枢机主教头衔,帮助黎世留抒发出自己的政治情怀。
现实生活中,黎世留是一个多面体,如铁腕治国的首相、鹰钩大鼻与保留胡须的枢机主教、对于权势常表忠诚的公爵,还有身穿丑角衣服手摇响板手舞足蹈取悦于王后的大臣、抑郁的或病态的黎世留……其中,任何一种都是真实的一面。探索者的有效办法,就是完整地接受这些已经永远消逝了的现实!
“我只有国家的敌人!”
黎世留一生多次处理险恶政治事件,经常面对有权有势的敌手,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与社会见识。他的若干言论值得在此引用:
“应该将民众与骡子相比,骡子习惯于负重,长久休息比工作更能够使它们变坏。但是这种工作应该适当,这些牲口的负重,必须按照它们的力量大小而变化。对于向民众征收赋税之外的献纳金(subsides)也应当如此。”
“破坏容易,建设难。”
“对诤言以利于国王者,予以感谢;对一味拨弄是非之徒,无情惩处。”
“我的愤怒仅仅基于理性。”[他在《政治遗嘱》中173次使用了“理性”(raison)一词]
“少说话和约束本身的自由。”(他要求身边的人员)
“陛下很容易听取那些反对大臣们的话语,而我呢?我始终认为,陛下应该倾听人们想向您说的话。如果稍加批评,则给予奖赏;如果攻击污蔑,则严加惩办。”
“个人的损失与国家的拯救无法比拟”,因而“国家的利益”必须强调。
“我只有国家的敌人,从来没有其他仇敌。”
1640年之际,黎世留实握大权,有时态度傲慢,但是并不糊涂。某日夜晚,路易十三和他一同离开御书房。法王说:“有人称卿为真正的国王,那么就请卿先行一步吧!”黎世留反应机敏,随手拿起一个蜡烛台,走在前面,并说:“遵旨,陛下。臣先行一步,为陛下掌灯开路。”这就是一个实在的法国首相黎世留。位于安德尔—卢瓦尔省的黎世留小镇,至今依旧存在。笔者曾经数次访问这个地方,它的街道与房屋布局的规范化、严格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黎世留小镇如同黎世留首相为人的严谨与秩序井然。
1642年12月4日,清晨,黎世留病危,仅有德·埃吉涌夫人(他的表妹)守在他身旁。中午,他表示“请记住,我爱你胜过任何人”。他让她辞别,不愿她见到自己的咽气。这位公爵夫人泪下如雨,被人们扶出室外。随后,黎世留告别人世。他与那个时期的一些首相不同,他为了治理混乱的法兰西,能够及时判断,勇于向君主慷慨陈词,甚至据理力争,犯颜直谏,如此敢说敢做者实属少见。如果不是这些长处,恐怕黎世留不可能在法兰西与欧洲甚至世界的史册中留下姓名。黎世留一生著述达数千页,他的《政治遗嘱》(Testament Politique)尤为重要。他表示:“如果我死后,在这些著作中出现的我的影子,它将有益于这个伟大国家的治理……我觉得十分荣幸!”显然,他独特的影子还在法国的社会生活中时隐时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