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雪花噪点带不走老电影的流金岁月，笑颦风流铺满历史的天空，重温银幕经典，发掘它们背后不为人知的往事。
往期回顾
作者|郭晔旻，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文史爱好者，著有《丝路小史》。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密契尔的长篇小说《飘》自1936年出版后，在发行之初的3周内就销售了十多万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于1939年拍成上映后，当年即荣膺奥斯卡金像奖八项桂冠，已经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
《乱世佳人》的片头以悠扬的音乐、夕阳的余辉、一望无际的棉田以及种植园里埋身劳作的奴隶和耕牛把人们顿时带回到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南方：“在这里可以看到最后的一批骑士和美丽的贵妇，最后的一批奴隶主和奴隶……他们不过是人们记忆之中的一场梦，一个随风飘逝的文明世界”。电影给人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印象：在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制种植园里，没有剥削与皮鞭，有的只是恬淡、富足，犹如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这些描述与人们传统观念里黑奴受尽奴隶主虐待的场面实在是大相径庭，无怪乎《苏联大百科全书》直言不讳，“（《飘》）把种植园生活方式理想化了”。
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从历史上看，在“奴隶制”“种植园”这两者当中，“种植园”出现的更早一些。1612年英国殖民者在弗吉尼亚试种烟草成功，不仅挽救了英国在北美的这块殖民地，为其找到了有利可图的大宗出口产品，而且直接促使了种植园的产生。由于烟草的生产过程十分繁琐，对劳动力的需求就变得十分旺盛。18世纪以后，种植园的主要作物又变成了棉花，这种植物的种植、培育和采摘不需要什么技术，唯独需要大量时间——“每种好三英亩棉花需要一个奴隶”。
与一些人的想象不同，最早在种植园里干活的“奴隶”，其实是“白奴”而不是“黑奴”。 尽管早在1619年夏天，一艘荷兰船已经将20名黑人第一次带到了北美大陆；但绝大多数烟草种植园主却更青睐他们熟悉的英国劳动力。许多英国人为了换取移民新世界的旅费和在殖民地自立的机会，宁愿将自己卖为烟草种植园主的“契约奴隶”，为期数年到十几年不等。据估计，在17世纪到达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大约13万名移民中，白人契约奴隶竟占去75%-85%。甚至在在弗吉尼亚代表议会中，过去当过“契约奴”的代表，在1629年占代表总数的16%，在1662年这一比重提高到43%，不言而喻，这些人都是白人。
不过，白人契约奴隶逐渐引起了道义上的争论，种植园主随即试图把印第安人作为获取劳动力的目标，通过法律宣布“在战争中抓获的所有印第安人终生为奴隶”。但是在17世纪末，随着美洲土著人口迅速减少，加上1672年皇家非洲公司的成立后英国人开始大规模介入非洲奴隶贸易，输入到北美殖民地的黑人日渐增多；种植园劳动力的来源最终完成了从有服役年限的白人“契约奴隶”到世代相传的“黑奴”的转化——就像佛罗里达的地主夸耀的那样：“除监工外，种植园里没有白人的面孔。”
有人总结，“在17世纪的最后15年，对待黑人的趋势是越来越像财产，而不是像人一样对待。很小就把他们赶到田里，否认他们是社区的一个成员，加强对其人身自由和权利的束缚。同时放松对主人自由的传统限制，他可以以自己适合的方式对待其人形的财产。”到了南北战争爆发前的1860年，也就是《乱世佳人》序幕中的那个“黄金时代”，在美国南部的15州中，黑人人口已达400万，其中383万为奴隶。弗吉尼亚州拥有74万人，其中40%是奴隶。马里兰州拥有32万人，其中1/3是奴隶。南卡罗来纳的黑人人数甚至超过了白人，以至以致一位参观者说，南卡罗来纳乡村“看上去更像一个黑人的国家，而不是由白人殖民的国家”。
从1822年前后开始，南部各州逐步加强施行《黑人法典》，并认为奴隶制不仅是一种可行的手段，而且这个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已得到历史和《圣经》认可的绝对的善。在南方的白人看来，《圣经》上要求主人纠正奴隶的行为，与父母纠正孩子别无二致。“我们认为，信奉基督教的奴隶主有责任让奴隶吃好、穿好，并在其不服从的时候用鞭子将其教训好”。一个佐治亚人甚至认为，佐治亚的奴隶是南方最幸福的人，只要爱管闲事的北方佬不再干预，他们会保持这样的快乐生活。有研究者甚至通过对路易斯安那州种植园主贝内特·巴罗日记分析得出结论，每个黑奴平均每年只挨奴隶主鞭笞0.4次。
这种说法或许有自吹自擂之嫌。不过，从经济上分析，虐待奴隶的确是件很不“合算”的事情——对于种植园主而言，“黑奴”是一种昂贵的“商品”。在1798年时，一个20岁黑奴的售价是200美元，由于奴隶市场的供不应求，1830年这个数字上涨到750美元，到1860年时一个20岁黑奴价格已经变成1800美元——按金价换算的话超过今天的100万人民币。这无疑是一笔巨款，使得奴隶主无比珍惜奴隶的健康状况。密西西比州的安德鲁·弗林就曾严肃命令他的监工：“不要让奴隶在雨天劳动，耽误一些劳动时间总比冒生病和死亡的危险好。”当面临有危险的工作（譬如挖排污渠和清理沼泽地）时，种植园的主人也情愿出钱雇佣自由的爱尔兰人干活。在他们眼中，这比让他们自己的奴隶冒险去做危险的和有损健康的工作要明智毕竟失去一名价值1 800美元的奴隶是非常严重的损失，而死掉一个爱尔兰人只是小事一桩——自从“马铃薯饥荒（1845-1850年）”后，多达一百万爱尔兰人只为了避免在贫瘠的家乡饿死的命运，情愿在新大陆从事一切卑贱的劳动。
在日常生活中，奴隶主还要为自己的每一个奴隶一年花费大约20-21美元。在一般种植园里，每个奴隶按日或按周领到一份定量供应的粗粮和咸猪肉。成人每周定量大约是作为主食的粗粮加上三、四磅肉类。有时候还有一些白薯、碗豆、大米、糖浆乃至水果。黑奴也可以到镇上或通过向奴隶主出售鸡蛋和鸡肉来换取钱，有时也可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普通奴隶穿的是一般被称为“黑人服”的衣裳；包括男奴穿的工装裤、亚麻织物、粗呢服和粗布工作服；女奴穿的印花布服装和家庭纺织品做的衣服。在大种植园中，女人们经常在冬天可以领到头巾，而男人们可以领到夹克或大衣。在收获的繁忙季节中，奴隶主需要让黑奴在休息日劳动，他们要对奴隶的额外劳动有所补偿，这就意味着黑奴可以改善伙食，并到额外的食物，如：咖啡和酒，收获后还可以进行庆祝活动。有的种植园主为了使奴隶不到别处去，甚至还专门盖起了娱乐厅，以供奴隶举行庆祝活动之用。就连黑奴们的住房也比美国内战前的自由工人的住房要好，一般宽18英尺、长20英尺。
就连一些黑奴自己也承认，“在奴隶制下，如果主人善待我们，给我们必要的衣服、足够的食物，我们干活就会更卖力。”这就使得奴隶制度的拥趸可以振振有词地宣布，“这个（黑奴）制度的受害者之中那些被运到北美来的人，生活过得要比仍在非洲当奴隶还好一些；事实上要比欧洲的很多穷苦的工人和农民还好一些。”在他们看来，南方的奴隶主起码还负有父亲般的责任，所以奴隶得不到照顾或不能维持生计的现象是没有的，但北方会出现“无人照顾、无家可归、吃不饱、穿不暖的孤独可怜的人们”。这些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劳工”只是一个错误的称呼，他们实际上是“没有主人的奴隶”，比南部的黑人奴隶更惨。
话说回来，不论主人如何善待，总的来说，黑奴毕竟被当成会说话的牲口任意驱使，即使善良的主人在情绪不佳时也会拿奴隶出气。喝醉了酒的主人对于奴隶甚至胡作非为，曾轰动一时的事件就是，一个肯塔基人把他的奴隶肢解了以后，将其肢体一块块地扔进火里。更何况，黑奴在政治上无任何政治权利、经济上也无任何可完全自由支配的财产。这也就不难理解，“奴隶们当然痛恨残忍，希望得到主人的善待，但他们更渴望获得自由”。当时的一则笑话就代表了黑奴对于奴隶制度与友善主人的矛盾心态：一个女主人对自己的一个家奴说：“约瑟夫，如果发生黑人革命，你会杀我吗？”“不，太太，”约瑟夫说，“我会到隔壁杀掉吉尔伯特的女主人，然后吉尔伯特会到这儿来杀你。”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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