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民主的胜利：西班牙政治变革的进程》，作者：[英]保罗·普雷斯顿，译者：李永学，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7年6月15日的选举之后，公众都很乐观，虽说地平线上还有些未竟事业的不祥阴云。普通西班牙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或许的确只是那些谨慎的职业政治家，才会对前进道路上横亘的问题有所了解。要把军队和巴斯克极端分子一同收拢于民主的羊圈，同时还要直面由独裁政权留下的经济烂摊子，任务艰险重重，自不待言。1977年中期那种欢欣鼓舞在于，向民主过渡是在右翼与左翼的广泛赞同下推进的，并得到了惊人成熟的广大选民的批准。6月15日选举前，300多个政党的眼花缭乱的局面被简化成四个政党组成的体系，占压倒多数的选民选择了温和派。民意测验中，每5个西班牙人就有4个将自己描述为中间派。几十年来，佛朗哥及其宠臣总是告诉公众，他们没有能力民主地管理自己；现在大部分西班牙人为他们扭转局势的方式而骄傲。
然而，在今后4年里，军事颠覆、恐怖主义袭击和经济停滞这些破坏新民主的难题，是不可能仅仅由于广大温和派选民的存在而一举解决的。确实，难题几乎淹没了整个政治阶层，最终会令广大选民幻灭，尽管他们曾经期待1977年6月15日的选举将昭示新西班牙的诞生。然而，民主西班牙生活中很多积极特征却不会因此而朦胧难辨。对一个熟悉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的观察家来说，文化与教育浴火重生、高水平的议会制共存，以及最重要的公众对新政权的热情——这些正是民主从长期抑郁中汲取能量的迹象，而且这种迹象是人们能感受到的。影院和报摊上出现了繁荣的色情文化，而这是最让“堡垒派”火冒三丈的改革症状。尽管这种繁荣不过短短一瞬，却足以让“堡垒派”的宣传机器在民主与色情文化之间画上等号。
中央民主联盟理所当然地不愿扛起结构改革的大旗。组成各自为政的联盟的不同成员代表着金融界和产业界的精英集团以及佛朗哥政权官僚中较为进步的人群。想要这样一个政府与金融和农业战线上重大改革的需要相匹配，几乎毫无可能。确实，在此后三年里，中央民主联盟的上层人士对高收入官职的争抢表现出深刻得多的热忱。中央民主联盟的选举联合阵线的组成集团曾计划在选举后分道扬镳，并同意他们的结合并非出自意识形态的近似而只是保证其权力集中。他们的联合协议成功了，得到了部长等职位的回报，并体现在新内阁的构成上。苏亚雷斯有很多私友得以入选，其中最富戏剧性的是他的政治事务副主席——名声不显的费尔南多·阿夫里尔·马托雷利。这个人是一位农学家，是苏亚雷斯在塞哥维亚担任总督时结交的知心好友。
鲁道夫·马丁·比利亚手下的长枪党“蓝衫军团”在内政部及其附属组织中也有“权力小区域”。社会民主党人得到了几个有关“经济”的部长职位作为褒赏，他们希望能在这几个部的范围内实施金融改革。天主教民主党的兰德利诺·拉维利亚继续保留其司法部部长职位。他们的精神领袖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米兰达拒绝担任部长，而是担任了议会的主席。阿尔瓦雷斯·德米兰达一直是苏亚雷斯身上的一根刺，他希望见到中央民主联盟发展成一个在欧洲基督教民主党联盟内的基督教民主党。在没有进行表明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完整辩论之前，各个政党便联合组成了中央民主联盟，这是费尔南多不愿意看到的。他反对苏亚雷斯非道德的实用主义，并持有社会民主党人的抱负。首相先生有一次对他说：“费尔南多，你好得太过分了。当你升入天国时，你只能得到受限的观众席位，在那里你是见不到上帝的。”基督教民主党一直酿造事件来让主席全神贯注地予以关心，并在他最后垮台的时刻扮演了关键角色。总的来说，苏亚雷斯需要安抚所有这些各不相同的集团，这种需要将会是他组阁的主要政治障碍。基督教民主党人中最为保守的阿方索·奥索里奥与这一行动毫无关系。他联合何塞·马里亚·德阿雷尔萨和曼努埃尔·弗拉加的人民联盟，订立了所谓《阿拉瓦卡协议》（AravacaPact）。鲜明的右派组织民主联盟正是从这些谈判中产生的。
为保持中央民主联盟内部迥然不同的各派团结所需要的斗争，议会内没有整体多数的政治缺陷，构建为各方广泛接受的宪法框架时出现的问题，解决有关新宪法和民族自治权时不断184民主的胜利：西班牙政治变革的进程出现的争论，以及最重要的极右翼与极左翼的反民主暴力对人们精力和想象力的日常侵蚀——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降低了苏亚雷斯催生“勇敢新世界”的能力。在重大的议会投票前，人们总是需要在中央民主联盟内部、同时与其他政党进行先期交易。鉴于此，苏亚雷斯本人的自然倾向和他面临的问题的本质，让他越来越多地待在一间间香烟缭绕的屋子里。他在幕后交易的神秘风格，以及面对埃塔和军队时无能为力的样子，让人们由1977年的乐观主义转变为1980年的幻灭。4年时间里，恐怖主义和军方干预以螺旋式地不断出现，令人们的生活充满惊惧。
然而，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在地区自治上广泛让步的可能性似乎构成了足够的理由，让人们期待埃塔的暴力或许即将结束。但这并未成为现实，这在很大程度上使苏亚雷斯未能于较早时期及时在政治大赦方面采取让步。考虑到首相需要顾及军队，苏亚雷斯的这个缺陷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巴斯克地区，这缺陷却与佛朗哥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怨恨结合起来。为进一步发展独立于西班牙和法国而自行立国的宗派愿景，更极端的民族主义派别很快便利用了这个遗留问题。这并不是所有巴斯克人共同的抱负，而且实践的代价必会引发西班牙军队的干预。这种干预则意味着西班牙其他地区会重返专制主义统治，而巴斯克地区将发生内战。
苏亚雷斯在6月的选举前最终认输，并于5月20日宣布全面大赦，这显然是在回应恐怖主义行动。在某些“左派巴斯克爱国者”眼里，这仅仅证明了他们的武装行动无罪。“巴斯克左翼”是对苏亚雷斯的让步有所回应的唯一一个巴斯克民族主义集团。由前埃塔人员领导并与埃塔-政治军事结合的巴斯克左翼是在选举前由巴斯克革命党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结合而成的。为此他们在选举中得到了回报——弗朗西斯科·莱塔门迪亚在议会中取得一个席位，胡安·马里亚·班德雷斯·莫莱特在上议院取得了一个席位，都是属于吉普斯夸省的名额。松散地联合在巴斯克爱国主义联络委员会（Koordinadora Abertzale Sozialista）的大旗下的其他集团，继续对马德里政权抱有敌意。的确，他们的行动很快表明，他们完全没有与新生民主政权妥协的准备，而是继续致力于对抗的战略，这种战略可能使该组织崩溃。
对于1977年6月15日的选举结果，埃塔的两翼反应不一。埃塔-政治军事得出结论，即巴斯克左翼的成功说明了将合法与非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那种认为变革中的政治局势将要求武装斗争逐渐成为从属地位的信念，起源于“佩尔托尔”和他的研讨会报告《奥萨加比亚报告》。巴斯克左翼接受了这种信念，最终与欧洲共产党的一翼——巴斯克共产党合并，采取了传统的议会政治活动形式。短期效果而言，放弃暴力会造成内部分裂、不和以及对武装斗争的怀念。埃塔-政治军事中曾坐过牢的老领导如马里奥·奥纳因迪亚等已远离暴力，将自己的精力专注于巴斯克革命党与巴斯克左翼的活动。作为地下激进组织，埃塔-政治军事还一直掌握在那些随时准备回归恐怖主义活动的青年手里。因此，尽管埃塔-政治军事还尊重5月份谈判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它还是民主政权的民族主义暴力反对派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埃塔-军事还是把埃塔-政治军事看成巴斯克独立事业的叛徒。埃塔-政治军事内部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异见集团也持此观点。冷血狂徒米格尔·安赫尔·阿帕拉特吉（“阿帕拉”）反对“佩尔托尔”向传统政治靠拢的方针，人们也怀疑是他杀害了“佩尔托尔”本人。在安赫尔的领导下，反对与政府谈判的人成立了所谓“特别突击队”。他们想要破坏商定的1977年5月20日停火，结果于同日绑架了巴斯克实业家哈维尔·德伊瓦拉-贝格。选举后，“特别突击队”在整个1977年夏季与埃塔-军事谈判后，并入后者。联合的时候，这两个组织都接受阿帕拉特吉的偏执观点，认为选举只是“让法西斯主义正统化”的噱头。从反对独裁政权的压迫这一点来说，埃塔的存在是有道理的。然而，“军事集团”的领导人完全无视西班牙已建立民主政治这一事实。巴斯克地区的公众选举弃权率大约为22%，有些目光短浅的人以为，这表明“左派巴斯克爱国者”支持埃塔-军事的民族主义的观点。官方公布的弃权率还不够高，被人说成是选举结果有舞弊的证据。
所以，根据新近得到埃塔-军事的排外观点，自独裁政权瓦解后，任何变革都未发生。镇压巴斯克人的核心势力依然故我，警察还和以往一样残酷暴虐。在这些“左派巴斯克爱国者”的左翼人士眼里，唯一不同的是，西班牙暴君架设了欺诈性民主的伪装陷阱。这种激进的观点得到了相当多巴斯克人的赞同，特别是年轻人；令人好奇的是，这种观点也在皈依了“左派巴斯克爱国主义”的移民中得到共鸣，因为他们希望证明自己“属于”接待了他们的社区。“左派巴斯克爱国者”的周刊《周一之页》和日报《起而行》传播了这种观点，它们有8万名读者。更重要的是，在许多人眼里，政府和西班牙右派在1977年夏季的所作所为恰恰证明了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争论双方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在大赦问题上。在这个阶段，在西班牙监狱中依旧服刑的少数埃塔囚徒，是经审判认定在佛朗哥死后犯有杀伤罪行的人。鉴于此，对他们的大赦要求只会激怒西班牙右翼。
7月10日，五路“自由进军”（‘Marcha de la Libertad’）的示威队伍从巴斯克的不同地点出发，计划于8月28日抵达潘普洛纳。这一创举取得了爱国工人革命党、人民革命社会党、巴斯克革命党和大多数“左派巴斯克爱国者”团体的支持，但巴斯克民族主义党或者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巴斯克分部与西班牙共产党都不在此列。与示威队伍沿途吸收支持者加入的同时，人们把要求大赦的口号改成了对政府的抨击。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7月29日内政部部长鲁道夫·马丁·比利亚授权逮捕了公开返回巴斯克的埃塔流亡者。第二个原因是政府要求法国政府引渡被羁押在法国的“阿帕拉”，这增加了对民族主义者的挑战。自由进军变成了反对引渡阿帕拉的进军，队伍中最普遍的呐喊是“阿帕拉——自由”（Apalaaskatu）和“囚徒——回家”（presoaketxera）。埃塔-军事威胁道，如果法国政府接受马德里的要求，他们就会重新拿起武器。整个8月，巴斯克的土地上多次出现多达3万人的示威，法国南部也发生了几次较小的示威。许多人开始绝食，表示声援绝食的阿帕拉。当示威队伍抵达潘普洛纳时，当地的省总督拒绝让他们入城。示威队伍在城郊停下脚步。前民族主义领袖特莱斯福罗·蒙松极具煽动性的讲话之后，警察采取了一些暴力举动，示威群众解散。
此事给巴斯克的公众舆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其间还同时发生了“警察派出的奸细”的行动。8月末，一队队用警棍、铁链和手枪武装起来的“无可控制军团”（incontrolados）在几个巴斯克小镇上扰乱了夏季的节日庆祝活动。当局拒不承认巴斯克左翼的议会代表弗朗西斯科·莱塔门迪亚声称其中有警方卷入的控诉。然而，在比斯卡亚省的阿莫雷比埃塔（Amorabieta），当地人民组织了警戒队，抓获了一组行凶者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些人中就有一名警官。“左派巴斯克爱国者”宣称选举并未带来任何变化。保安部队中持续存在着反巴斯克和反民主的情绪，而且还不断发生要求大赦的示威，这就令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出身于西班牙相对贫穷地区的年轻警察被派驻巴斯克地区。尽管他们在刚刚到来的时候并没有政治倾向，但他们的妻子和子女受到当地居民的排挤，以及普遍的敌视他们，这很快就把他们变成了巴斯克事业的敌人。中央政府要有最体贴细心的考虑和最大的勇气才有可能解决巴斯克问题，而无论苏亚雷斯还是马丁·比利亚在这方面都没有足够的魄力。虽说考虑到武装力量和警方意见的分量，他们如此表现或许情有可原。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坚持顶住了压力，没有同意向巴斯克地区派出军队。右派不想看到政府向巴斯克人的理想让步，并希望借埃塔恐怖主义捞取政治资本。最后，1977年夏季的巴斯克停战被打破，极右翼以恐怖行动挑起争，这丝毫不让人惊讶。
10月5日，潘普洛纳的“左派巴斯克爱国者”周刊《周一之页》的办公室遭到自称“反共产主义使徒联盟”（Alianza Apostólica Anticomunista）的法西斯组织的炸弹袭击。这正是埃塔-军事中精力过剩的青春期少年向政府发起恐怖袭击所需的借口。第二天，省议会（Diputación Provincial de Vizcaya）的主席奥古斯托·温塞塔·巴雷内切亚与他的两名国民警卫队随从被埃塔-军事的突击队杀害。从胡安·马里亚·阿拉卢塞被杀害的那天起到这天差不多整整一年。温塞塔之死刚好成了恐怖主义行为与镇压之间对立的大规模升级的开始。这是一个对埃塔-军事和极右派双方都有好处的过程，但受损的却是民主政权。后面的几个月，被指为告密者的人和基层警察遭到枪击的事情屡屡发生。就在政府为巴斯克自治而探索正确方案的时刻，埃塔-军事却一意孤行，致力于西班牙与巴斯克的全面对抗。
通过这样的冲突，“左派巴斯克爱国者”的极端分子希望建立独立的革命政权。鉴于此，埃塔-军事的领导层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就是马德里方面的妥协。于是，为挑起政府进一步镇压，因而得到民众支持，他们对军队的高级军官展开袭击。他们采取了一项成功扩散军队干涉主义的政策，或称扩散“政变倾向”（golpismo）的政策，开始于11月末刺杀潘普洛纳警察局长华金·伊马斯·马丁内斯少校的行动。尽管这项政策从未让他们所希望的军队进驻巴斯克，但埃塔-军事的策略确实保证了一点，即让警察的镇压手段主要以不分青红皂白的残暴行为为主导。警察的镇压使民众支持埃塔，抗议示威中，人们时常高呼的口号中包括了“ETA万岁！ETA，人民和你们在一起！”。
巴斯克人的仇恨产生于佛朗哥统治时期，过去一直受到压抑，现在越发尖锐；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政府在1976和1977年在大赦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然而，它更应归咎于未经改革的保安部队的行为。在整个西班牙，人们愿意相信，尽管新的中央民主联盟统治者具有佛朗哥主义的历史背景，但真正的变革正在发生。与此相反，大批巴斯克人相信，法西斯的镇压持续存在，只是换了名称而已。警察的暴力积习难改，即使巴斯克以外的地区，1977年也曾发生过几次丑闻。8月27日，社会党的桑坦德（Santander）省议会代表海梅·布兰科在一次政治集会上遭到警察殴打。因这件事，人们发出的愤怒呐喊，到了极右派喉舌《新势力》杂志的笔下，就成了抹黑武装力量的舆论攻势。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发起了不信任提案。9月13日与14日，就这一提案进行的激烈辩论中，社会党的议员领袖阿方索·格拉告诉马丁·比利亚，如果后者想在西班牙看到民主，就该辞职。12月，安达卢西亚民族主义者在马拉加举行了一次集会，警察在集会上开枪，打死1人，打伤6人。几天后，一位大学生在特内里费（Tenerife）的拉拉古纳大学被枪杀。鲁道夫·马丁·比利亚根本没有对这些事的责任人采取行动，而是偏袒警方的立场，并在议会中再次遭到阿方索·格拉的谴责，被称为“佛朗哥主义的最后一座顽垒”。很大程度上，马丁·比利亚在警察系统内部也与军队中的古铁雷斯·梅利亚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由于担心造成哗变，他们都不得不避免进行必要的改革。直到1979年，马丁·比利亚才开始成功推行自己的计划，实质性地改革了警察系统。
自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以来，武装力量的高层军官梯队中的反民主情绪便一直愈演愈烈。假托“爱国者联盟”（Union Patriótica）或“爱国者执政团”（Juntas Patrióticas）之类虚假组织的名义挨门挨户递送宣传品，加上极右派媒体推波助澜，让军方普遍认为，军队的干涉既是人们渴望的，也是必需的。对国防部部长古铁雷斯·梅利亚多将军接二连三的重复诽谤，毫不费力地流传于坊间，其根源又无法追溯，让人不禁怀疑军方情报系统的政治忠诚。事实上，在阻止一些有关阴谋的信息传递给政府，以及为企图政变的准备工作提供信息方面，军方的情报系统扮演了十分活跃的反面角色，这在1977年以后的“政变”企图中是关键的元素。情报系统成立的初衷是扫除武装力量中出现的任何自由化倾向，它的组成、目的和方法都遵循着佛朗哥死硬路线的原则。佛朗哥死后，这一系统进行了最表面化的重组。因此，民主政权不共戴天的死敌便得到了一部无价的情报机器，可以通过它来组织军方的阴谋，并在政变中利用其作为传递指令的另一套通讯链。当“堡垒派”媒体煽动军官进行干预的时候，这一情报系统没有报告宣传攻势在各级军官中取得的成功。的确，对政府来说，情报系统的问题似乎只是缺乏效率而非缺乏忠诚。苏亚雷斯曾抱怨，有几位情报系统的上尉曾在自己的名片上描述了他们的工作性质。
佛朗哥去世时，西班牙有11套互相竞争的情报系统，其中多数控制在军方手里。主要的情报系统分别由几个机构独立管理，它们是内阁办公室（Presidencia del Gobierno）、总参谋部、内阁三大武装力量部；还有一个甚至由前法西斯战士的组织“老战士临时兄弟会”（Hermandad de Alfereces Provisionales）独立管理。其中最强的情报系统是由卡雷罗·布兰科建立的“首相直辖情报机构”（Servicio de Información de la Presidencia del Gobierno，简称SIPG）。该机构到1974年初一直由何塞·伊格纳西奥·圣马丁·洛佩斯中校统辖。圣马丁后来卷入了1981年2月23日的特赫罗的未遂政变。首相直辖情报机构成立的初衷是监视大学、教会和工人运动；但在葡萄牙革命之后，它的活动范围扩大，包括并实际上主要注重武装力量内部的情况。除了发掘有关颠覆的情报，传言说该机构也参与导演和赞助了极右派暴力团体针对自由派和左派教士、律师、工会活动者和书商的行动。
在苏亚雷斯的第一届民主政府领导下，曾有人试图分解首相直辖情报机构的力量，但没有成功。这届政府于1977年11月2日将首相直辖情报机构连同由武装力量各分支的情报机构全部划归中央国防情报协调局（Centro Superior de la Información de la Defensa，简称CESID）统辖。由于此协调局成立之日起便接收了作为其前身的各个系统的人员，以至于卡雷罗信赖的那批人——即所谓“卡雷罗的男子汉”（‘hombres de Carrero’），在当中的统治地位未受影响。军方领导层多少忠于国王，因此也多少忠于古铁雷斯·梅利亚多；但“卡雷罗的男子汉”却通过中央国防情报协调局构建了一套平行权力机构，这套机构事实上独立于军方领导层。苏亚雷斯的政府对此视而不见，并时常表扬情报系统的忠诚，尽管有证据表明，中央国防情报协调局主要致力于监视各位部长与其他政治家，却没有对军方的颠覆行动进行调查。
早在1977年秋季，人们便在军队中发现了酝酿中的反民主活动的迹象。军中已经对西班牙共产党的合法化和政府面对巴斯克人时表现出的软弱无能怨恨有加，而在整个夏季都有传闻，称内阁有意清洗年龄稍长的军官，以此阻止他们实现自己在职业与养老金方面的预期前景，从而大为加剧了这种怨恨。政界圈内存在着一种乐观情绪，认为军方对国王是忠诚的，这种忠诚将阻止军官反叛；但这种情绪在9月中陡然消散。一批高级将领在费尔南多·德圣地亚哥-迪亚斯·德门迪维尔将军位于巴伦西亚省哈蒂瓦市（Játiva in the province of Valencia）的家里举行了集会。出席这次集会的有陆军的三位前部长，安东尼奥·巴罗索·桑切斯·格拉、弗朗西斯科·科洛马·加列戈斯和费利克斯·阿尔瓦雷斯·阿雷纳斯，还有前海军部部长皮塔·达维加海军上将和极右派将军卡洛斯·伊涅斯塔·卡诺、安赫尔·坎帕诺·洛佩斯与海梅·米兰斯·德尔博施。会议由圣地亚哥将军主持。9月13日至16日，他们讨论了军方的形势，并草拟了一份敦请国王任命一届由圣地亚哥为首的救国政府的备忘录。如果国王拒绝，则敦请国王解除苏亚雷斯的职务，并暂时解散议会两年。尽管有关这次集会的传言四处流传，但国防部发言人非正式地否认了有人递交过这样一份备忘录。尽管如此，在这些实际相当于不流血政变的要求背后，军方直接干预的威胁再明显不过。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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