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150年:复眼之下明治维新的多重图像

复眼，原本是个日语词，意为多重视野、多个视角，但复眼的说法有些新颖，也比较简洁，这里暂且借用一下。今年是日本明治时期启幕150周年，虽然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无论在发生地的日本还是邻邦的中国或者世界其他地方，人们依然对这一时代变革充满了兴趣，因为时至今日，依然可以从这段历史中读到某些警醒，获得某些启示。这里，笔者想翻检一些为人所忽视的史实，来重新检讨一下明治维新在当时以及今天的意义。

维新派原来多半是“攘夷”派

1868年推翻了德川幕府、后来成了明治政府核心力量的来自萨摩藩（今鹿儿岛）、长州藩（今山口县）和土佐藩（今高知县）的那些中下级武士，摇身一变，都成了明治新政的领袖，萨摩藩出身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和长州藩出身的木户孝允等被人誉为“维新三杰”。可是当初，他们却是最坚定的“尊王攘夷”派，尊王，是因为本身的境遇窘困而对幕府感到不满，试图抬出天皇重新执政来瓦解幕府的统治，而攘夷，则是发自内心的对西洋势力涌入列岛的强烈愤懑。

大久保利通

西乡隆盛

木户孝允

1862年9月14日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名曰查尔斯·理查逊（C·L·Richardson）的英国商人，在中国待了十几年之后准备回国，就想顺便到日本来看看，来到了当时已对外开放的横滨，跟一个做生丝生意的英国商人、一个在美国贸易公司里做事的英国人和来此地观光的夫人一起，骑着马前往真言宗智山派的大本山川崎大师做短途旅行，途中在神奈川生麦（位于现在横滨市鹤见区的西南部）的地方，与当时萨摩藩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一行狭路相逢。当时的萨摩藩，差不多是尊王攘夷派的大本营，他们来到此地，目的就是向幕府质问当前的国策，对于金发碧眼的洋人一直心怀不满，双方在生麦这个地方发生龃龉，引起冲突，同行的萨摩藩藩士一时气盛就拔刀刺死了理查逊，并刺伤了同行的两名英国人。这在当时自然是一件大事，英国代理公使爱德华·尼尔（E·Neale）就代表英国政府要求幕府方面对肇事者进行处罚并赔偿10万英镑。当时的德川幕府，对全国的统治力已经大为下降，它虽然赔偿了钱款，却无法让萨摩藩把犯人引渡给英国。于是尼尔代理公使就决定自己来解决问题。翌年的1863年8月15日，7艘从横滨出发的英国军舰行驶到了萨摩（今鹿儿岛市），要求萨摩藩交出凶手并服输认罪。萨摩藩对此不予理会。于是英国军舰便对萨摩进行炮击。恰好此时台风来袭，炮火顺着风势把鹿儿岛城化为一片火海，英国方面也因风暴而遭到了很大的损害，且因弹药和粮食的不足而未敢恋战，撤离了鹿儿岛海面。这次历史上的所谓“萨英战争”，英军虽然没有占领萨摩，却让萨摩藩深切领教到了英军、也就是“夷狄”的厉害。“攘夷”派意识到了自己一直主张要攘除的夷人，并不是茹毛饮血的蛮夷之辈，而是有着先进文明的洋人。于是萨摩藩就在这一年的11月派人在横滨与英国代理公使尼尔展开谈判，向英方道歉，赔偿了10万钱款。此后，萨摩藩意识到，须向强敌英国学习，日本才可能变得强大，于是在1865年4月17日，在未得到幕府许可的情况下，秘密派遣了19名青少年去英国留学，其中就有后来很出名的森有礼，他当时才17岁，至英国后立即接受了新的思想，在伦敦大学接受教育，以后又去俄国考察海军技术，再到美国，归国后倡导宗教自由，介绍西方的新式教育，1885年伊藤博文组成第一届内阁时，任命他担任第一任文部大臣。他甚至激进地主张废除日语，以英语为日本国语，结果遭到了暗杀。

就在萨摩战争爆发的同一年，日本还发生了一件事。1863年6月25日，后来成了推翻幕府的急先锋的长州藩，对经过下关（又称马关）海峡的美国商船悍然进行了炮击，又对各国的军舰加以攻击。西方列强对于幕府的对外政策还是比较满意的，也试图帮助幕府来稳定日本国内的局势，但同时也明白，以当时幕府的实力，恐怕难以控制各藩的攘夷势力，于是决定自己动手。英国公使艾尔考克（J·R·Alcock）说服了法国、美国与荷兰，一起组成了联合舰队，在1864年的9月5日，浩浩荡荡开往下关海峡。但是长州藩对于列强的要求不予理睬，结果遭到了四国联合舰队的毁灭性的打击，长州藩的炮台被全部摧毁。经过这一次交手后，原先攘夷态度坚决的长州藩，也彻底醒悟到了西方的强大和先进，于是彻底收起了攘夷的旗号，后来积极主张导引西方文明的明治领袖伊藤博文、井上馨等都是出自长州藩。

由此可知，日本人也不是一开始就服膺西洋文明的，经过了两百多年的锁国政策之后，排外的风潮也是相当激烈的，但他们一旦领教了洋人的厉害后，立即就改弦易辙，拜洋人为师。萨摩藩后来开办了不少新兴的产业，成了维新的策源地之一，今天的鹿儿岛市内，有一座名曰“维新故乡纪念馆”，宣扬当年的萨摩藩在明治维新上的丰功伟绩，而对当年刀光血影的萨英战争，具体的情形几乎一字不提。长州藩的下关，后来也成了开放港市，早早地开设了英国领事馆，这一建筑至今仍然被珍贵地保留着，成了重要的文物。日本人对内对外的审时度势，是非常现实主义的，脸面虽然很重要，但在现实利益面前，也可以轻易地丢弃。说到底，日本人的骨子里，“事大主义”还是根深蒂固的。

幕府已经拉开了维新的大幕

也许是有些教科书的叙述不甚妥当，在不少人的头脑中，似乎是推翻了保守的江户幕府， 1868年的明治元年，才开启了维新的大幕，随着“明治维新”这一词语深入人心，这一意象似乎也越来越固化了。实际的情形却并不是这样。

1853年7月、1854年1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海军准将先后率领4艘和7艘军舰来到江户湾（今东京湾）浦贺海面撬开日本的大门时，江户幕府为何没有进行武力抗击呢？这当然可举出若干条理由来进行解释，比如日本自17世纪初便陆续实施了锁国政策，因为不允许日本人出海，国内不许建造200吨以上的船只，因而几乎完全没有海军作战能力，虽然自19世纪起已有人陆续鼓吹海防，兴建了若干沿海的炮台，但差不多都是前近代的老式装备，射程和杀伤力都相当有限，因而暂时未敢鲁莽抵抗。其实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锁国时代唯一有有限通商关系的荷兰（民间贸易还有中国），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荷兰国王在1844年曾向幕府发出了一份建议书，劝导日本不要步中国的后尘，主动打开国门。为了让幕府的执政者了解新的世界大势，荷兰每年制作一份信息报告书，日文曰《荷兰别段风说书》，向日本介绍当前新的世界局势和各国的力量对比等，尽管还只是每年一份，却使幕府的当政者多少了解了列岛之外的天下大事，因而在佩里率领黑船进入日本海域时，没有贸然抵抗，避免了一场无谓的战争。

佩里武力宣示的结果，就是幕府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日美和亲条约》，主要内容是日本向美国开放下田、箱馆（现写作“函馆”，日语中读音相同）两个港口，为遭到海难的美国船舶提供便利，以及美国可在下田设置常驻代表。虽然没有太多的实质性的内容，却宣告了幕府实施了两百多年的锁国政策的终焉。当时的幕府名义上还有将军，但实际主政的是一个名曰井伊直弼（1815-1860）的大老（官职名，略等于宰相），他基本上是一个开放派，主张与西方与进行交往。在他的主持下，1858年日本与五个主要西方国家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俄国签署了友好通商条约，主要内容是：下田、箱馆、长崎、新潟、兵库（今神户）为开放港口，江户、大坂对外开放市场，各国可开设领事馆，并拥有领事裁判权；各国可在江户派驻代表等。自此，西方势力全面进入列岛。以下，列举一些幕府对外开放的举措。

1857年2月幕府设立的“蕃书调所”（1862年改名为“洋书调所”，明治以后演变为开成学校，是1877年成立的东京大学的两大母体之一）开学，这是一所类似于中国在1862年开设的同文馆的机构，但其后来所取得成就，明显高于同文馆。

1858年8月，幕府在长期设立英语传习所（此后不久在横滨也开设了这样的学校），后改为洋学所，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

1859年7月，幕府决定开辟神奈川（今横滨）为外国人居留地。同年，英国、美国、法国分别在江户设立领事馆或公使馆。多名传教士以各种名义来到日本，并在领事馆内设置教堂（17世纪初开始实施的锁国政策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严禁各国传教）。

1860年2月，日本人用购自荷兰的一艘100马力的蒸汽机船定名为“咸临丸”，由日本人掌舵，跨越太平驶往美国访问，这是日本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前往北美，福泽谕吉作为同行者，第一次看到了西洋的世界。同时出发的还有幕府的使节，搭乘一艘美国军舰正式访问美国，目的是交换条约的批准文书，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见。一行在美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这较之中国使节郭嵩焘1876年的欧洲之行要早了16年。

1862年11月，幕府第一次向荷兰派遣了11名官费留学生，。这较之中国向美国派遣留美学童早了10年。这一年，幕府创办了日本近代第一份报纸《巴达维亚（今译“雅加达”）新闻》，这是一份将荷兰当局赠送给幕府的Javasche Coutant 按国别编辑记载的刊物，在两个月内发行了23卷，目的是给各级官府和民众传递海外知识和信息。

1865年5月，幕府向法国派遣了官员，以调查国外的军事情况，将近一年后回国。这一年还向俄国派出了6名官费留学生前往圣彼得堡。丁韪良汉译的《万国公法》，在日本被句读翻刻后大量出版。

1866年12月，向英国派遣14名官费留学生。这一年，将以前建立的军舰操练所和讲武所分别改名为海军所和陆军所，成为培养近代海军和陆军的正式机构。翌年幕府在陆军所设立三兵（步兵、骑兵、炮兵）士官学校，由法国人主讲，在海军所由英国主讲航海技术等。（以上数据，主要依据《近代日本综合年表》第三版，岩波书店1991年，以及中央公论新社2011年版“日本的近代”第一卷《开国·维新》（松本健一著）、岩波书店2006年版“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幕末·维新》（井上胜生著））

通过以上事实的列举，想必各位可以明白，所谓近代的维新，其实并不始于明治元年的1868年，在江户幕府时代，维新的大幕已经开启了，只是明治政府在幕府开辟的轨迹上继续向前推进，并有了大刀阔斧的新举措。严格而言，日本近代的维新或者说变革，应该以1854年为元年。

“民权派”向“国权派”的蜕变

整个明治时期，有一个现象我们不可忽视，就是有相当一部分当年的“民权派”，若干年后便蜕变成了“国权派”。一般理解，民权派较多的是从在野的立场，向官府主张、呼吁、倡导民众的利益和权利，而国权派，较多的是站在庙堂的立场，强调日本国家的正当性以及日本在海外权益的正当性。有意思的是，一些当年民权或西化的鼓吹者，在明治的中期开始，便将立场渐渐地从在野移向了庙堂，后来竟成了面目可憎的皇权主义和国家主义者。

西周

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首先可以举出西周（1829-1897）。我看到日文版的《英国大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对他的介绍或定位是“启蒙思想家”。他的家庭原是津和野的藩医，4岁时即跟着祖父学习《孝经》，后来进了藩校“养老馆”，潜心研读儒学，以后离开家乡去各处闯荡。1853年冬，在江户跟着一位藩医学习荷兰语。17世纪初开始，为防止基督教的流播扰乱人心，动摇政权，江户幕府实施了严格的锁国政策，只允许长崎一隅与荷兰和中国做贸易。在长崎的出岛开设了荷兰官方的商馆。18世纪时幕府解除了荷兰文书籍入境的禁令（宗教书依然严禁），在日本逐渐形成了依托荷兰文汲取西洋新知识的“兰学”，一时，除了国学、儒学之外，兰学也是知识人瞩目的对象。西周因而有了学习荷兰文的契机。1854年国门被美国人打开后，英文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西周也在1856年开始跟人学习英文。1859年他当上了幕府开设的蕃书调所的教授助手。1860年，他与津田真道向幕府提出了去外国留学的愿望。两年后的1862年6月成行，差不多一年后到达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随后进入了莱登大学进行了三个月的荷兰语学习，然后专攻法学和经济学。将近三年后回到了日本。可以说西周是在西方接受法学和经济学训练的第一批日本人，回国后立即受到了幕府的器重，担任了当时最高学府开成所的教授，他把荷兰教授讲授的《万国公法》（现在一般译为“国际法”）讲义翻译成日文，呈献给幕府。1867年，他应江户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之召，向其教授法语，又向德川将军解答了英国议会制度和三权分立体制的问题。1870年，在自己的宅邸开设私塾育英社，讲授“百学连环”（即百科知识），翌年被新政府的宫内省召去担任皇室的侍读。1873年担任陆军省第一局第三课课长，以后长期在军部供职。1874年加入日本最大的启蒙思想团体“明六社”，在《明六》杂志上发表《知说》，出版《百一新论》、《致知启蒙》，成了启蒙思想运动中的名著，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劝学篇》等一起，影响了不久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西周还翻译出版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的名著《功利说》，把西语中philosophy翻译成汉字的“哲学”。无疑，西周是一位在相当的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先驱，然而他早年儒学的坚实的训练，长期为幕府最高层服务、担任皇室的侍读以及在陆军省十数年服务的经历，也培育了他坚定的忠君爱国的信念，他的所有的努力，最终是为了国家。他后来成为一个国权派的代表人物，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就是他受山县有朋的委托，起草了以天皇的名义颁布的、影响了整个近代日本的《军人敕谕》。在这篇煌煌两千字的长文中，他一再鼓吹日本军队自古为天皇所统帅，“军人当以尽忠尽节为本分”，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下级服从上级，上司慈爱下属，尽忠报国。人们很难相信，这样一篇充满了封建色彩的文字，竟然是出自一个最早留学西洋、曾是民智开启者、民权鼓吹者之手。

福泽谕吉铜像

福泽谕吉（1835-1901）差不多也有着这样的蜕变轨迹。福泽谕吉无疑是近代日本最大的思想家，或者说是明治时期最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他5岁时开始随同邻近的藩士学习汉学和刀剑，据他在自传中所述，他少年时读过《论语》、《孟子》、《诗经》、《书经》、《世说》等，尤其是《左传》，对其中的第15卷曾经通读过十一次，有趣的篇章都可背诵（《福翁自传》，东京讲谈社1981年，第16-17页），由此可知他在汉学方面具有深湛的修养，只是在接触到了西洋文明后，他将这些传统的东方思想归入了负资产的范畴。福泽20岁时进入当时著名的兰学家绪方洪庵开设在大阪的“适塾”，在这里接触到了荷兰语的文献和近代西方的理化学科。1858年他来到江户游学，在已经开埠的横滨直接邂逅了欧美文明，始知荷兰业已陨落，如今的世界通用英语，乃发奋自学英文，以求一窥外部的世界。1860年2月，他作为随员乘坐日本第一艘横渡太平洋的轮船“咸临丸”前往美国，福泽也成了近代第一批游历西方的日本人，在美国待了四个月之久，直接感受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实相。1862年又去欧洲游学，历时一年，行踪遍及英、法、德、俄、荷兰、葡萄牙诸国，考察了欧洲的银行、邮政、议会、法院及工厂等，在伦敦恰逢世博会，集中见识了西方文明的成果，1867年2月，再度访问欧洲，由此服膺西方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1866年撰写的《西洋事情》，差不多是第一本向日本读者全面介绍西洋文明的书籍，以后又将美国的独立宣言译成日文刊发在杂志上，1875年刊行的《文明论之概略》，正式奠定了他作为近代日本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的地位，也成了明治日本的主要精神脉络之一。福泽谕吉虽然一生没有入仕，但建造一个强大的近代日本，始终是他政治理想的指归。1884年在策动朝鲜的变革（甲申事变）失败后，他提出了著名的“脱亚论”，主张日本率先跻身于西方的行列。为此，可以仿效西方向海外扩张。因此当1894年日本在朝鲜策动了中日战争之后，福泽谕吉立即站了出来坚定地支持日本当局，认为这是一场文明对于野蛮的战争，日本代表了文明的正义，出于这样的逻辑，他毫不掩饰地说：“让文明的势力风靡（中华）四百余州，让文明日新的余光照耀四亿人民，如此，我国军队务必要长驱直入，直捣首都北京，扼其咽喉，使其立即降服在文明的军门之下。我日本并非好战，乃是世界文明大势委任日本来行使天职，战争乃是不得已的处置。衷心期望我辈尽早让太阳旗在北京城的晨风中飘扬，让四百余州皆沐浴到文明的光芒。”（《直に北京を衝く可し》，1894年8月，《福沢諭吉全集》第14卷，501页）在控制朝鲜、获取巨额赔偿金、割让领土诸方面，福泽主张不可有丝毫的退让：“开战以来我军人牺牲了生命与敌人战斗，一般的国民不惜肩负巨大的负担来为国尽忠，才获得了如今的结果，因此我国提出的条件，即日本人以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东西，一步都不可谦让。”（《諾否の二字あるのみ》，1895年4月，《福沢諭吉全集》第15卷，130页）福泽虽是书生出生，却并无书生的迂阔，日本的国家利益，才是他最终的价值指向，在战争初期，福泽一直以一个文明论者的姿态出现，强调日本开战的目的在于引导邻国走向文明的世界，强调日本战争行为的正义性，一旦等日本获得胜利后，就竭力主张日本获取利益的正当性，他虽以民间人士的面貌出现，在本质上却与官方的立场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并在相当的程度上主导了日本社会的舆论。

德富苏峰（1863-1957）的蜕变更是让人觉得有些瞠目。德富苏峰是一个在日本近代史上罕见的于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皆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媒体人和评论家。他的教育背景，除了一个时期曾在汉学塾内读过以中国古典为中心的东方典籍外，主要是在家乡熊本洋学校和东京英语学校、京都的同志社英学校（一所日本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今同志社大学的前身）接受西方式的教育，年轻时虽不像福泽和内村那样在海外游过学，却阅读了大量原版的曼彻斯特学派的理论著作，一时曾醉心于西欧的民主自由思想，积极投身于当时在日本方兴未艾的自由民权运动。1887年2月，年仅25岁的苏峰在东京成立了民友社，创办了在明治中后期卓有影响的周刊《国民之友》，1890年2月又创办了《国民新闻》报，鼓吹平民主义思想，并在1893年出版了作为平民丛书第6卷的《现时之社会主义》，介绍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一时成了明治青年的导师。

德富苏峰，曾于1906年和1917年游历中国，并留下《七十八日游记》、《中国漫游记 》两部游记。

但是就像很多日本近代的思想家一样，苏峰在骨子里其实一直是一个国家主义者。1885年他在家乡创办私校“大江塾”时，就创作了一首《爱国之歌》作为校歌，以此来激励青少年为国家奋斗。甲午开战前夜，因朝鲜事件的刺激，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或曰国家主义达到了高潮，苏峰主持的《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也成了这一思想或情绪表达的重要媒介，而苏峰自己则因这场战争，彻底蜕去了平民主义的外壳，基本放弃了自由民权的主张，演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者。其标志就是1894年12月由民友社出版的、将战争时期发表的部分文章合编而成的《大日本膨胀论》（这里的“膨胀”，可作“扩张、扩大、强大”解）。甲午战争爆发后，他主编的《国民新闻》成了主战言论的阵地。相比较福泽，苏峰具有更为强烈的帝国主义倾向。他主张：“要膺惩清国、永久维持东亚的和平，有两个牵制法，一曰物质的牵制，一曰精神的牵制。物质的牵制法就是让他们支付战争赔偿金，分割他们的土地，……所谓分割盛京省（指现在的辽宁省——引者），获取台湾，就是此牵制法的一端。……精神的牵制法就是使他们从内心臣服我们的武威，彻底根除他们再度称王称霸的野心。”（《日本膨張論》，《徳富蘇峰集》，第259页。）此时中国因为连战连败，频频放出信号，希望谈判媾和，并请求西方大国从中调停斡旋，日本的舆论中也出现了微弱的停战谈判的声音，苏峰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如今绝不是讲和的时期。换句话说，如今应该倾全国之兵力，锐意猛进，一面占领台湾，将此永久归入帝国的版图，一面扼住其咽喉之地，给予其神经一大痛击。”苏峰进一步提出了他的帝国主义设想：“倘若能北占旅顺口，南据台湾，清国再怎么庞大，也犹如一头被揪住了鼻子和尾巴的大象，大则大矣，却已失去了运动其庞大身躯的自由。到了这一步，不仅是一个清国，还北可控制俄国，南可应对英国，这样我们才可发挥出东亚的霸权。霸权在我手里，和与战的主动权也就在我手里了。”（同上，258页）这些言论中，我们已丝毫看不到当年平民主义甚至社会主义思想吹鼓者的身影了。此时的德富苏峰已完全蜕变成了一个顽固的国权主义者了。顺便述及，苏峰在昭和时期的1940年9月向当时的首相近卫文磨提出缔结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军事同盟的建议书，1942年出任军部主导的“大日本文学报国会”和“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的会长，几乎是二战时期日本文化界的最高领袖，坚决反对接受《波茨坦公告》，战后被美国占领军定为甲级战犯的嫌疑人，开除一切公职。

上述三个案例，清晰地昭示着明治维新的两个基本面，即汲取西洋文明、变革既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因袭、推进近代产业的发展和思想的维新，最终基本完成了整个国家和社会向近现代的转型，另一面，则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帝国主义的扩张迅速衔接，使得近代日本在刚刚开启资本主义的大幕时，就已经跨入了帝国主义的轨迹，同时，还残留了浓郁的封建专制独裁的阴影。

我们还可以举出明治维新的诸多侧面。可以肯定的是，在复眼之下，以明治维新为象征的近代日本，绝不是一个可以用某种简单的原理概括的单色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