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铭，南京师范大学近代史博士后，网易历史专栏作者。本文为网易历史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驻守丰台的中国驻屯步兵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借口演习中一个士兵“失踪”，想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宛平中国守军29军37师（冯治安）110旅（何基沣）219团（吉星文）3营（金振中）的拒绝，日军悍然进攻中国守军，“卢沟桥事变”爆发。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备战，然而在华北 “守土有责”的29军与日方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尴尬局面，最终造成29军进退失据，京津一带很快沦入敌手。为何29军领导人宋哲元在事变发生后会举措不定？华北此时又怎么会呈现出“进退失据”的局面呢？
一、宋哲元主政华北与日本制造的华北“特殊化”
中原大战中战败，冯玉祥余部退居晋南地区，后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宋哲元即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坚决表示：“哲元等分属军人，责在保国。谨率所部枕戈待命，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1933年宋哲元奉令接防长城线喜峰口附近阵地， 29军将士在长城要隘喜峰口、罗文峪与日军展开血战以大刀队与日军展开搏斗，获喜峰口大捷，震动全国。同年5月3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黄郛为委员长，宋哲元等22人为委员，31日中日签定《塘沽协定》，长城抗战结束，29军撤出长城阵地。此时的宋哲元与29军抗日情绪强烈，与日本人仍存敌忾之心。
虽然日本人对宋哲元以及29军进行打击压制，但日本正阴谋制造“华北独立”，需要物色一个非蒋嫡系，又握有军权的人，宋哲元进入日本人的视线。6月29日，前西北军将领石友三纠集汉奸白坚武等叛乱，北平军分会调29军37师冯治安部前来救驾，29军部队陆续调华北，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宋哲元接管原由中央政府控制的统税、盐税、关税、铁路并暂代北平市长。日本方面试图促使宋哲元出面搞所谓的“华北独立”运动，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爱国运动，秦德纯、冯治安调派兵力，配备高压水龙，结果30余名学生被捕，百余名学生受伤，这就是“一二·九运动”。尽管社会各界反对声起，但是日本人扶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仍然出炉，宋哲元出任委员长。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委员中汉奸及亲日分子占相当比例，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担任最高顾问，至此，日本人一手造成华北的所谓“特殊化”局面。
二、“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日政府相应处置
事变发生后第二天，蒋介石知道华北局势紧张，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一、倭寇在芦沟桥挑衅，甲、彼将乘机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故而中国政府做出一边交涉一边抵抗的姿态， 9日蒋日记中记载“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二、归宋负责解决。三、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五、积极运兵北进备战。闻中倭两军已撤开芦沟桥而以石友三保安队接防了”。 说明蒋介石要求宋哲元积极准备，指出谈判须不丧丝毫主权。
随后，蒋介石于庐山召开紧急国防军事会议，制定了三项应变措施：
(一)编组第一线战斗部队100个师，预备部队80个师，于7月底前，组建好指挥大本营及各集团军、军团等一切事宜;
(二)把可供半年之需的弹药存放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兵工厂一旦被日军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匹及半年的军粮等。
7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严明而又措辞强硬地指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
经过几天慎重考虑，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讲，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变4项条件，同时指出：“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续绝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己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而一旦被逼到“最后关头，只有抗战到底。我们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存免之理。……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蒋介石并在当天日记中表示“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心为危而我以为安，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也。倭寇调关东军入关威胁冀察脱离中央，以图其扩张伪组织之野心，余即派中央军入河北到保定，不惟打击其目前之野心，而且打破其何梅协定也。”
至此，中国政府抗日决心已显现无疑，虽然蒋介石不反对与日本方面进行交涉，但这是建立在积极备战基础之上的。如果按照中国政府当时举措，“卢沟桥事变”或许能够找出一条解决之道。
三、宋哲元及华北当局举措不定
在故乡“度假”的宋哲元7月11日自乐陵赶回天津，派张自忠、张允荣与日方进行谈判并接受日本方面无理的要求。12日宋哲元将卢沟桥驻军撤至长辛店，并匆忙对外发表谈话：“此次卢沟桥事件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13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表示决心全力抗战，“盼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宋哲元对蒋介石的抗战决心颇为怀疑，下令自14日起北宁铁路正常运行，取消戒严命令，严禁29军与日军摩擦，并释放双方交战中被俘的数十名日军官兵。14日宋哲元派陈觉生、邓哲熙与日军参谋长桥本群等接洽，并与日军参谋专田少佐会谈，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在日记里表示“一、对芦案英美已有合作调解趋势；二、宋住津态度不定，可知其果为倭寇软化，受其欺乎；三、北进部队之行动应立于进退自如之余地，如果宋完全屈服，则中央部队决不南调。四、如能办到芦桥仍驻正式陆军不受限制，则胜矣。”蒋介石期望“一、宋明轩为其个人计，亦无屈服之理；二、宋如屈服则看其程度如何。”可是，宋哲元的确态度不定，他通电全国，谢绝国人“捐款募军之举”，以免让日本人找到借口，妨碍“和平”大计。
18日宋哲元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展开会晤，结束后他表示：“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蒋介石认为需要有“对倭备忘录，我主张仍由中央交涉，如就地解决，亦必须中央之许可，以为缓和余地。”故而于18日致电宋哲元，指出：“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当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约，乃于签字后八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宋哲元一方面表示准备作战，告诉熊斌“战事恐难避免，请准备第二步云云。并已派张维藩到保商作战方式等”，但第二天他赶到北平，华北方面20日凌晨与香月清司签订密约，也就是所谓的《香月细目》。主要内容为五个方面：一，中国正式向日军道歉;二，中国军队后撤，包括撤出北平市;三，惩罚、罢免抗日人员，首以惩“主战甚力”的冯治安为主。因秦德纯与冯相附和，亦在撤惩之列;四、撤离冀察境内属于排日组织及人员;厉行反共和取缔排日的宣传、教育及学生、民众运动。当得知宋哲元与日方有妥协约定之时，徐永昌日记里记载“岳军（张群）……应询明轩究竟有无其事，余主不询。蒋先生当复明轩一电，大意略谓和战中央与地方一致，所有条件中央如认可请批示，中央当为负责。惟第三条不要再与订有细则以免自范行动”，代为缓颊。蒋介石日记记载“宋哲元却一味委曲求全，对余宣布之讲演是否即下哀的美敦书，或进一步强逼，当视其今明两日之态度可以全明矣。本日倭在芦沟桥等处不时炮击进攻，仍不为动，则明日乃可无事乎。”，并告诫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表示“应战宣言即发，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
不过和谈恶果初现，蒋介石日记里说“闻三十八师阵地已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彼必有进一步之要求，或竟一举而占我平城，思之危险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 22日蒋介石电宋哲元，对其拆除北平防御工事予以批评，指示其“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日记中根据华北电报写出注意几点“一、宋复电之请示用意；二、应停止军运。三、芦案了结乎，当非如此之易。四、中央军撤兵时机必待倭寇同时举行。五、何梅谅解事须抄交英使。六、德意态度不良，益露矣。”当他得知真实状况后，怒不可遏，“上午会客批阅，闻芦沟桥三十八师撤退，而未知宋与倭交涉之内容究为如何，不胜惶虑。阅何致梅函稿而更愤激，何愚劣至此，诚贱种也。”甚至迁怒大骂何应钦当年的屈膝之举。23日卢沟桥附近日军拒不撤退，29军即返回原防，蒋介石对宋哲元余怒未消“芦事以不涉政治条件为限度。明轩只报告十一日与倭方所协商之三条，而对十九日所订细则尚讳莫如深，似不加深究为宜，使其能负责也。三、从速完成沧石防线。四、倭寇已悟中央部队既入河北，对彼华北独立阴谋已受重大打击，不能达成目的矣。上午会商对宋复电办法”。24日蒋介石日记中表示“一、倭寇今夜以前之求战，较前更急，而今夜则忽求和，彼或知余已同意于宋哲元之三条件所致乎？可知外交与军事皆瞬息万变，不可执一而终，但不能不有一定目标耳。二、在和战未决之前对倭要着，须使国际空气笼罩，使彼有所顾忌，不得不从速撤兵耳。三、以后当注重撤兵与交涉问题。”
四、应对失败与平津沦陷
按照战前预案，“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迅速抽调孙连仲、商震等部集结石家庄一线，宋哲元始决心抵抗。23日，保定行营主任徐永昌致函宋哲元，希望宋哲元与中央军有切实联系，以备日军可能进攻。蒋介石日记中记载“本日运用军事与外交费尽心力，而倭寇之形势险恶亦于昨、今两日为甚，以彼恐我反对宋哲元所订条件与不肯撤兵耳。派林蔚赴石家庄主持。中央军进入河北，倭寇至今始悟其华北独立之阴谋己为我打破，而其大陆政策亦大遭阻碍矣，故此次派兵入冀战略之利在其次，对倭政略战胜之利无人能知者也。”25日日军进攻廊坊，113旅旅长刘振三奋起抵抗，战事扩大。蒋介石感叹“倭寇与我以进兵冀察之机，使我对国防工事能逐步推进，如我自定之计划也者，岂非不忘不助之效乎，然而危险犹在后也。”次日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期撤退北平的29军部队，宋哲元当即拒绝，终止谈判。
不过蒋介石对宋哲元仍存疑虑“自昨夜起至今晨九时，倭向廊房卅八师攻击，今申又在北平广安门对战。倭必欲根本解决冀察与宋哲元。而宋始终不悟，犹以为可对倭退让苟安，而反对中央怨恨，要求中央入冀部队撤退，可痛也乎。”27日日军进攻通县，又袭击高丽营、昌平、汤山、沙河等地，宋哲元发表守土抗敌的通电，表示“我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御”。蒋介石表示“倭寇既正攻北平，则大战再不能免，预料北平必能固守，则战时当可着着进行，我仍立于主动也。本日北平城外四郊皆发生战争，宋哲元至此始着急，平时不信余言，以为一意与敌敷衍即可苟安，故不敢构筑工事，惟恐见疑于敌也。廿五日以前，敌人对北平包围之势早成，而彼犹燕雀处堂为安，要求入冀中央军之撤退也，可痛也呼。”连续两天的日记，蒋介石都发出“可痛也呼”的感叹，他对宋哲元以及华北当局的处置不力，心中不免感觉痛惜。
7月28日拂晓，日军铃木混成旅团、河边正三旅团自北苑、西苑、南苑一齐对北平城发起总攻击，29军措手不及，损失惨重，伤亡五千余人，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于南苑壮烈殉国，午后宋哲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北平。
29日蒋介石对平津态势相关情况写道“一、宋哲元电请派张自忠为翼察委会代理委长，是其对倭之诱引尚未觉悟，哀莫大于心死，可悲孰甚。二、倭寇欲以占领平津告一段落，其弱点益露矣。三、汤部从速集结待命。晨起阅电，知北平电话于三时起无人接话，乃知宋部全撤，北平不保，痛悲无已，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北平失陷后之处置，不足惊异也。上、下午皆开会讨论军事外交内政之方针。闻天津城至傍晚犹在激战中，倭寇对城中轰炸甚惨。”30日天津失守，我军退静河、马厂，宋哲元电南京请求处分。蒋介石日记中仅记“一、察省布置；二、冀宋政治”。至此，华北沦入敌手，宋哲元想要保住自己一隅之地的梦想随之化为泡影。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北局势复杂。宋哲元作为华北主政者，有一定的割据思想，希望掌握华北军政实权，对日本方面的以和谈掩饰作战的图谋看不清楚也不足为奇。另一方面，宋哲元绝对不想成为民族罪人，不想华北在他的手中沦入日本人之手。因此，宋哲元一方面幻想通过交涉保留自己在华北的控制权，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正视中国政府此时对日的政策。宋哲元宛如在两个鸡蛋上跳舞一般，既要小心翼翼不踩破鸡蛋，又要不从鸡蛋上落下。这样看来，宋哲元在事变之后与日本交涉中顾虑重重，进退失据不为无因。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责任编辑：
吴京昴_NN93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