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记忆:21世纪的巴黎公社战士

2017年3月18日上午，我在巴黎市中心参加“1871年巴黎公社之友会”（L’Association des Amis et Amies de la Commune de Paris 1871）的纪念活动。3月18日正是巴黎公社开始的日子。作为中国人，巴黎公社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段历史。但法国人怎样纪念公社，我一直都很好奇。

现场早已聚集了一大群人，多是中老年人，身上都穿戴着一点红色，或是围巾，或是帽子。有人还举着写有“公社万岁”（Vive la Commune）字样的红旗。有人在散发活动的材料，我也拿了一份，顺便和身边一位老先生攀谈起来。他见我有兴趣，把我介绍给协会的主席也是历史学者的罗杰·马尔特利（Roger Martelli）。马尔特利先生已两鬓斑白，但精神矍铄，很热情地和我握手致意，给我留下名片。

活动的组织者发表致辞后，会员们开始游行，在协会秘书长的带领下唱一些公社歌曲，包括《国际歌》（L’Internationale）、《樱桃时节》（Le Temps des cerises）、《血腥的一周》（La Semaine sanglante）等。我们熟知的《国际歌》正是直接源于巴黎公社。词作者欧仁·鲍狄埃（Eugène Pottier）曾是巴黎公社社员。1871年6月，巴黎公社刚刚宣告失败。鲍狄埃躲在巴黎郊区友人家里，回首公社的壮丽岁月，写下后来成为《国际歌》歌词的诗篇。《樱桃时节》则是另一首在法国左翼群众中广为传唱的歌。这首歌作于巴黎公社之前几年，歌词有关爱情，但后来被广泛与巴黎公社相联系。词作者克莱芒（Jean Baptiste Clément）也曾是公社战士。在公社失败后，克莱芒又作了《血腥的一周》，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公社纪念歌曲。“血腥的一周”指的是从1871年5月21日到5月28日一周内凡尔赛政府对公社的血腥镇压。老人们对于这些歌早已烂熟于心，一边轻轻哼唱，一边缓缓走着，神情专注而安详。

这次活动途经若干个巴黎公社的纪念地，每一处都有会员给大家宣读事先备好的相关介绍，最后抵达巴士底广场。纪念活动的末尾，由协会的秘书长带领大家再唱一遍《国际歌》，完整唱完全部歌词，而后活动宣告结束。

我很想知道，一百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春天，何以让这些并未亲历公社的老人至今魂牵梦绕。带着这样的问题，我给马尔特利先生写了信。2017年五月初的一个下午，他约我在位于巴黎十三区的巴黎公社之友会总部见面。

协会总部是一间并不大的屋子。仅有一位常任秘书，是一位黑人女性。其余都是临时来帮忙的志愿者。墙上挂着许多与公社有关的宣传画。马尔特利先生热情邀请我到临近的咖啡馆小叙。他曾长期在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任职，研究法共党史和法国左翼运动史，著述颇丰。他说，尽管他现在离开了法共，但仍然认同共产主义，也依旧笔耕不辍，给一些左翼报刊供稿。

我先请他介绍协会的情况。他告诉我，注册会员有三千人，其中积极分子约五十人。巴黎公社之友会是历史最悠久的左翼组织之一，创立于1882年。此前的1880年，当时的法国政府宣布赦免巴黎公社社员，很多先前被迫流亡海外的社员得以返回法国。协会最初是老公社社员互助和联谊的组织。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转型为巴黎公社之友会，一直延续至今。马尔特利先生告诉我，协会在过去曾经接受法国共产党领导，20世纪70年代以来则变成完全独立的团体，并不从属于任何政治势力。

我又问到协会的人员组成。马尔特利先生说，尽管没有准确数据，但大多是倾向左翼的一般民众，以中老年人居多，年轻人比较少。会员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多数是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真正出身最底层的不多。缺乏年轻人和最底层的民众，他对此颇感遗憾，也认为要继续努力。

我继续问他，巴黎公社的历史对于他个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年复一年地纪念。他说，公社对他而言，是工人意识觉醒的关键，是享受充分自由的时刻，是短暂而神奇的历史瞬间。马尔特利先生说这话时，眼睛看着远方，似乎在回忆往事。他接着说，因为公社太短暂，所以特别纯粹。因为公社激发了太多的怀念与想象，世界各国的左翼追根溯源时都要提及，所以格外神奇。

马尔特利先生对公社的理解令我不禁想到之前的一次奇遇。那是在2015年的夏天，我在巴黎参加一个暑假班。有一天下午，我到拉雪兹神父公墓走走，在公社社员墙前碰到一个法国人。他是附近一家武术俱乐部的教练，有一阵子没有来社员墙了，今天正好有空，顺路过来坐一坐、静一静。我们谈起公社的意义。他感叹道，当今社会的一切都被资本支配，资本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扭曲了原本简单纯粹的人性，而人本来是值得拥有更好的事物的。他说到这里，一边指向公社社员墙，一边望着我说，“要想一想，这些人是为了什么而死的”。

这位武术教练的话曾令我感动至深。但是，此类充满感情的怀念并不是公社记忆的全部。巴黎公社有许多常为人诟病的污点。比如公社在其最后的日子里处决了包括巴黎教区大主教乔治·达尔博伊（Georges Darboy）在内的多名人质。我问马尔特利先生对此如何评论。马尔特利先生此时神情严肃起来。他解释说，当时的背景很特别，双方处在交战状态，而公社内部对处决人质也存在很多分歧，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公社社员扣留达尔博伊，实际上是想用他来交换被凡尔赛政府扣留的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然而这个请求在数周内却多次遭到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的坚决拒绝。马尔特利先生说，如果以梯也尔为首的凡尔赛政府是真心想营救达尔博伊，就应当与公社谈判，或者释放布朗基。在他看来，梯也尔才是造成达尔博伊大主教不幸殉难的罪魁。

正如马尔特利先生所说，巴黎公社产生于特殊和复杂的历史情境，内部也充满了矛盾和分歧，因而从1871年至今一百四十多年来，形成了许多对公社的不同解读。在当时的法国文学界，巴黎公社即意味着截然不同的体验。保尔·魏尔伦（Paul Verlaine）和瓦莱斯（Jules Vallès）曾是公社战士，年轻的兰波也同情公社。雨果虽然不支持公社，也反感公社在最后的几天里纵火烧毁巴黎，但出于人道的立场，他同样反对公社结束后的血腥镇压，后来还积极推动了公社战士的赦免。此外，绝大多数法国文人均对巴黎公社本身及其带来的巨大破坏表达了强烈的厌恶乃至严厉的谴责。这其中包括福楼拜、戈蒂耶、左拉、乔治·桑、都德、凡尔纳、小仲马等。这种反感依然是今日法国许多右翼人士的基本看法。另一方面，在巴黎公社的同情者中，也存在着对公社的多种多样的理解，比如把巴黎公社视为直接民主的实践，视为无政府主义的先驱等等。

马尔特利先生告诉我，作为前法共成员，他本人倾向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论述，也认同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的历史脉络。这种解读也是国人最为熟悉的。与此同时，他也特别强调，与公社相关的记忆一定应该是丰富多元的，也一定要包容各种不同版本的解读。巴黎公社之友会的宗旨即是守护对公社本身的记忆，而绝非参与政治辩论或偏爱某一种解读。

那么守护这一记忆的意义何在呢？他提到自己刚刚完成的一篇题为《巴黎公社的现代性》的文章，其中有较为深入的阐释：巴黎公社本身包含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等不同派别，充满了矛盾和问题，因此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某种既定的模式。公社的伟大价值在于它在社会正义、政教分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极具进步意义的创想。守护对公社的记忆，并非要捍卫某个过于理想化的传说，而是要纪念、反思和发扬这些原则，让这段历史不至于被遗忘。

巴黎公社之友会多年来的努力有了结果。2016年11月，经过激烈辩论，由左翼控制的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决议，正式为巴黎公社受难者平反。由此，继1880年公社社员被赦免后，公社终于获得了官方的肯定。马尔特利先生说。这个消息令他感到一种巨大的难以言说的快乐。临别时他告诉我，几周后会有一年一度的瞻仰巴黎公社社员墙（Le Mur des Fédérés）活动即La Montée au Mur，是法国左翼自1880年延续至今的传统，也欢迎我参加。

公社社员墙位于拉雪兹神父公墓的东南角。1871年5月28日，在“血腥的一周”后，147名巴黎公社战士在这里被凡尔赛政府枪杀。近一百五十年来，社员墙附近已形成了小小的左翼文化区，有几位法国共产党前任总书记的墓，《樱桃时节》作者克莱芒的墓，著名诗人也是法共党员艾吕雅（Paul éluard）的墓，还有若干法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合葬墓。这是法国乃至全世界左翼人士的一块精神圣地。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主编的《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中有一章写的即是社员墙所承载的历史与记忆。

我们相约公社社员墙前再见。

5月20日下午两点，我走进拉雪兹神父公墓。公社社员墙前早已是人山人海，旗帜飞扬。我大致看了一下，这些旗帜代表了法国各个主要的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还有代表无政府主义团体的黑旗。许多人手里拿着玫瑰。人群中有几张熟悉的面孔，我记得是3月18日见过的。纪念仪式开始了，先是齐唱《樱桃时节》，而后巴黎公社之友会的代表发表讲话，分析法国的现实，认为公社原则依然没有过时。讲话以“公社万岁”的口号结尾。之后开始唱《国际歌》，大家自发举起拳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身旁不远处的一位老先生，他手持一朵鲜红的玫瑰，唱得声情并茂，极为投入，以至老泪纵横。《国际歌》唱毕，人群中“公社万岁”的口号此起彼伏，又有一组人唱起了《血腥的一周》。

人们依次走向社员墙，把手中的玫瑰挂到墙上的爬山虎上。墙脚早已放满了包括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等左翼政党和团体敬献的花束。我看到几位老奶奶举着“路易斯·米歇尔协会”（Association Louise Michel）的横幅在墙前合影。路易丝·米歇尔（LouiseMichel）是著名的巴黎公社英雄和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倡导女性解放的先驱。还有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墙边唱起了另一首歌。我前去询问，得知他们是法国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成员，唱的是《华沙曲》（La Varsovienne），原为波兰人抗议沙皇统治的歌曲，在20世纪初的俄国颇为流行。随后这批年轻人也在社员墙前合影留念，高举拳头，露出灿烂的笑容，像是在宣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在公社社员墙前，我又遇到了马尔特利先生。我们很热情地寒暄。他告诉我，巴黎公社之友会的下一个目标是争取以“巴黎公社”命名一个地铁站。2021年巴黎公社150周年时，协会还要扩大举办纪念活动，邀请各国人士参加。

我想，在马尔特利先生和这些巴黎公社之友眼里，巴黎公社可能早已不仅是一段历史，而成为了某种精神路标，代表了一些富有进步意义的创想。或许它们永远无法彻底实现，但只要当今社会的种种弊病依然存在，作为精神路标的公社就会一直具有感召力，会一直有人怀念。所以，这些21世纪的公社战士才会在近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继续守护和传承有关公社的记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