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0年，德国医生恩格贝尔特·坎普法因为工作关系来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驻日商馆。商馆位于长崎海湾的人工岛“出岛”上，与本土彻底隔绝，但坎普法还是借用两次随馆长例行赴江户拜谒将军的机会完成了欧洲第一份系统介绍近世日本的著作《日本志》，还在他的亚洲列国游记《廻国奇观》中开辟一章描述了本针对欧洲人的严密戒备与封锁。在这里，受尽幕府海禁之桎梏的坎普法给出了一个现在看来有些难以理解的结论：虽然不利于通商，但对于一个像日本这样生态独特而又堪称富足的国度而言，遗世独立是再合理不过的选择。
作为一名来自欧洲的博物学者，坎普法对日本植物的考察最终为林奈的植物命名法提供了重要素材，令他在生物学史上留有一笔。但在他匆匆停留两年的日本，《廻国奇观》中的那个奇怪结论无疑引发了一个远远超出他想象的余波：当一位日本的西洋学者志筑忠雄在1801年把《廻国奇观》的荷文版从长崎译介回国内时，他将坎普法称赞日本孤立主义政策的部分取名为《锁国论》，“锁国”这个从未见于江户早期官方文献的舶来词汇最终成为了幕府海禁政策的统称，也在明治维新后成为批评江户日本守旧排外性格的重要武器。
美国日本文学研究者唐纳德·金的早期著作《日本发现欧洲》讲述的正是被掩盖在“锁国”二字之下的日欧交流故事。通过把焦点被普遍认为封闭而停滞的江户时代，《日本发现欧洲》为身陷德川政权海禁体制之下却依旧致力于研究西洋文明的一批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幅思想群像。虽然这些自称为“兰学者”的亲欧学人从未踏足欧洲，也没能亲自为近世日本带来快速的革命性变化，但他们凭借对保守学术氛围的挑战和对自身好奇心的坚持，在思想层面无愧为欧洲的“发现”者。
兰学事始：“锁国”神话中的格物运动
作为1868年戊辰战争事实上的战败者，德川政权自明治时代以来便被视为阻挠日本文明开化的最大敌人，受德川政权统治的近世日本也被冠以“锁国”名号，成为福泽谕吉、和辻哲郎等人口中亟须革除的一种封闭形态。但正如“锁国”二字的缘起所显示的那样，近世日本的对外通交很难以200年为尺度进行整体的衡量：江户幕府自宽永年间（1624-1645）起禁止日本人出海、断绝与天主教国家往来以及将海外贸易收束于长崎（对中国及东南亚，含荷属东印度）、对马（对朝鲜）、松前（对北海道阿伊努人）和萨摩（对琉球）四口的一系列措施并非出于一种纯粹的排外主义，而是幕府为建设稳固的全国政权，明确室町末期以来趋于模糊的“日本国”边界并独占贸易利权的现实主义举措。
以坎普法旅居过的长崎为例，作为16世纪末以来的南蛮贸易据点，幕府不但在将其设为天领（直辖领）后继续利用当地的商业渠道进口生丝与中药材，更看重贸易带来的国际情报网络的价值，终江户一世对到港外国商人进行盘问并定期整理成《风说书》，以时刻掌握远东海域的最新情况。而在坎普法抵日三十年后的享保五年（1720），热衷于改善本国历算、农业、驯马等具体技术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宣布放松宽永以来为禁绝天主教而颁布的洋书之禁，允许与基督教无关之西洋文献在国内有限流通，是为民间学者在实学领域引进荷兰语资源之“兰学”运动的先声。
德川吉宗
德川吉宗放宽书禁的动机在兰学运动早期可谓颇具代表性：无论受命于幕府还是处于自身的好奇心，能够驱使那些率先投身于兰学运动中的儒学与医学者将大量时间（吉宗时代的儒学者青木昆阳奉幕命编译词典《和兰文译》用了18年，野吕元丈翻译16世纪的荷兰博物学书籍《阿兰陀本草和解》则用了10年）投入到西洋文献解读翻译工作当中的最大动力，并不是某种对西化或近代化之抽象理念的紧迫感，而是近代早期西方自然科学体现出的强烈的实证魅力。尽管在18世纪的欧洲思想界看来（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在德川吉宗放松书禁后一年发行）这种博物学色彩重于专业性的研究已经开始显得粗粝，但对于通常出自宋明理学背景的兰学者而言，这无疑是“格物”精神的最佳体现。
也许没有什么能比藩医出身的兰学者杉田玄白、前野良沢二人联手翻译《解体新书》的故事更能体现这种实证魅力的作用：当这两位几乎没有受过荷兰语训练的医生在1771年4月的一次尸体解剖中目睹了人体结构如何与荷兰文献相吻合，却又与汉方医书中的五脏六腑说显著不同，他们立刻决定把已在欧洲出版40年（这在早期兰学译作中已属及时）的《解剖图谱》译成日文，并在得到幕府许可后于1774年公诸于世。他们的最终成果《解体新书》第一次在汉字世界引入了“神经”“十二指肠”等概念，从此定义了近现代远东医学的术语体系，也标志着江户时代的兰学开始从艰难探索的萌动期进入开枝散叶的勃发期。
西域物语：“破格”的世界想象
对于18世纪的江户兰学而言，《解体新书》意义不止体现在其作为一项学术翻译工程的成果（事实上《解体新书》在出版后仍有不少有待订正之处），也是兰学者们发展关系、结成学社的重要契机。得益于参觐交代制度下江户作为全日本人员与出版资源最集中地带的条件，继杉田玄白在江户开设第一间专职传授兰学的私塾“天真楼”之后，曾参与《解体新书》校订工作的弟子大槻玄沢（玄取自杉田玄白，沢取自前野良沢）也在1785年开设兰学塾“芝兰堂”。
葛饰北斋的《富岳三十六景》
以芝兰堂等兰学塾为舞台，一个凭共同志趣乃至共同活动（在阳历新年根据荷兰习俗庆祝“红毛正月”的“新元会”）连结起来的学术沙龙开始形成。正是在这一兰学者社群的谱系里，有着将在日后向幕府高层献上《赤虾夷风说考》预言俄罗斯威胁的仙台藩医工藤平助，以及经平贺源内（他也是杉田玄白的朋友）介绍，为《解体新书》绘制人体解剖图的秋田藩士小田野直武。在习得西洋画技法后，小田野直武开辟了日本第一个西洋画家群“秋田画派”，就连主君佐竹曙山也受其影响，但他门下最有成就的弟子当数司马江汉，他不但通晓狩野派大和绘与南蘋派中国文人画，还精于透视、阴影画法以及铜版技术，深刻地影响了葛饰北斋的浮世绘。
有趣的是，虽然司马江汉影响下的浮世绘在19世纪末强烈启发了法国的印象派，但他本人对艺术的观念却是文艺复兴式的。他倾心于西洋绘画所承载的科学乃至哲学资源，认为唯有洋画技法能更加准确地反映现实，从而将日本画家从脱离实际的中国画法中解放出来，而这种破格意识本身就是兰画的存在价值。这种追求破格的想法在兰学作为一个学派逐渐壮大的时期变得越发普遍，而在挑战东方传统知识的权威方面，没有哪个学科的威力能与地理相比。
虽然兰学者对西洋地理知识的掌握并非总是尽如人意，但考虑到无论是以宋明理学发祥地中国为道德之源的儒学、还是专注于神道崇拜的国学都从逻辑上拒斥对地缘空间的客观探究，兰学者只要掌握一些大略的地理知识就能理直气壮地对世界的真实面貌作出想象。大槻玄沢1783年出版的兰学入门书《兰学阶梯》就为这种基于地理学知识的论辩提供了绝佳的范例：在反驳儒学者对西洋诸国未受孔孟之教的指责时，大槻玄沢根据荷兰人提供的地球平面图提出地球真正的几何中心位于埃及，因此世界各国没有道理承认中华为世界中心，并将中国的伦理奉为圭臬。
有趣的是，通过将日本“中津国”的古称与英格兰人以伦敦郊外格林威治为经度计算起点的做法相类比，大槻玄沢拉近了与致力于寻找日本主体性的国学之间的距离，在两种思潮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合作关系，19世纪的复古派国学者平田笃胤正是借用了兰学者援引西洋知识的策略，对儒学者的观念大张挞伐，最终在幕末大行其道。然而随着曾受平田派国学影响的人士进入明治政府，平田笃胤鼓吹的“日本至上主义”反而在20世纪成为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远因，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一大吊诡。
海国兵谈：从经世海防到富国强兵
在《兰学阶梯》出版后不久，随着推崇朱子学的保守派人物、德川吉宗之孙松平定信于天明七年（1787）成为主导江户大政方针的老中首席，兰学的潜在政治力被削弱了。虽然这一阶段儒学者并未主动打击主要存在于民间的兰学运动，但这一时期的政治与经济局势还是体现出兰学世界观和儒家农本主义政策之间不可避免的张力。
虽然《日本发现欧洲》中所采用的“士农工商”四民论在近几十年的史学观点看来已不能反映江户时代的社会实情，但包括在兰学问题上态度开明的德川吉宗在内，倾心于儒学的幕府执政者仍倾向于在自然灾害和财政赤字面前采用固本抑末的策略，主张削减消费与商贸活动（包括易有金银流失之虞的长崎贸易），限制奢侈消费并重申理想中的四民秩序。囿于诸多内外具象性，兰学者大多不愿或无法公开批评这种农本主义政策，甚至在诸如锁国等与兰学发展最为相关的对外政策议题上对幕府祖法表示支持（志筑忠雄翻译《锁国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援引外国人坎普法的观点为幕府的海禁政策辩护），但唐纳德·金还是注意到了本多利明这一异数的存在，并在他的身上倾注了最多的笔墨。
《日本发现欧洲》
(日) 唐纳德·金 /著
孙建军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1月
从学术系谱而论，本多利明与江户或长崎的兰学社团都没有十分密切的往来，但他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却在明治维新之后受到重视，乃至在大正十三年（1924）为他赢得了从四位下的追赠位阶（前野良沢和杉田玄白则分别在1893年1907年追赠正四位）。只要略微浏览本多利明的观点便不难找到他与近代日本国际观的共鸣之处：虽然在具体的地理和数学问题上多有纸上谈兵之处（例如他曾论证世界两大强国的首都伦敦、莫斯科都在同一纬度，因此日本应迁都到与两地维度相近的鄂霍次克海域），但本多利明已经为解除锁国状态之后的日本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行动方案。他认为日本应当通过鼓励工匠生产手工品来填补海外贸易造成的贵金属严重出超，并在长期执行由幕府主导的海外殖民活动，首先从北方的虾夷地（北海道）开始，然后向远近诸国延伸。构成明治国家主要驱动力的“富国强兵”，于斯已具雏形。
作为作者硕士毕业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日本发现欧洲》对本多利明的关注情有可原。但即便唐纳德·金也不得不在书中承认，囿于幕府言禁，本多利明的生前著述并没有在江户时代的舆论场上造成广泛的影响，因而很难说是一位能够体现当时兰学界精神的典型人物。但与宽政三年（1791）因在《海国兵谈》中批评幕府轻视俄罗斯威胁而遭蛰居处分郁郁而终的林子平相比，本多利明对北方边境海防问题的关注至少得到了幕府的注意，这和芝兰堂时代江户兰学的迅速发展一样需要归功于时任幕府老中首席田沼意次的庇护乃至支持。
与出身高贵的保守派继任者松平定信不同，在1769到1787年间主持幕政的田沼意次出自足轻家庭（步卒，其父后被提拔为低级旗本只属于将军），这对他的执政风格和人际关系都造成了影响。除了大胆任用商人进行专卖以谋取献金补贴财政的“贿赂政治”之外，田沼意次的重商主义方针几乎与本多利明一拍即合：田沼通过鼓励海产品出口将长崎贸易的贵金属流动转为黑字，并在任内多次探查虾夷地地理以及从江户通往北方的航路，以为未来的北方开拓与海防进行准备。而在江户兰学者当中，田沼意次也罕见地和同属足轻出身的平贺源内过从甚密，令他成为整个江户时代政治家当中的一个异数。
随着天明七年（1787）宠信田沼意次的将军德川家治去世，被称为“田沼時代”的重商主义路线告一段落，但从田沼意次开始受到关注的北方海防问题还是留在了幕府的执政日程之上，幕府最终于宽政十一年（1798）派遣本多利明生前的仆人最上德内等人对虾夷地进行调查，并于文化三年（1806）将虾夷地划为直辖。当德国博物学者西博尔德在文政九年（1826）来到江户时，最上德内向他展示了由日本人勘测并绘制的库页岛地图，表明日本人在对本州以北海域的地理发现竞赛中已经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而是一个决心与俄罗斯相抗衡的玩家。
随着江户幕府从1830年代开始迎来动荡不安的末期，《日本发现欧洲》的故事也到此为止。作为一部出版至今已有66年的著作，唐安的·金在当年的一些观点和事实难免陈旧，作为一部历史写作的客观性有时也成问题：例如在写到江户时代长崎商馆的荷兰人对日本漠不关心时，唐纳德·金作为一位真诚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兼爱好者一度脱离了史学家应有的角色，以辩护式的姿态对这些荷兰人表达了愤慨，而他也在1968年的新版序言中承认了这一不足。但在明治维新150周年的今天，对于仍普遍视1868为日本近代史唯一起点、乃至日本历史上自大化改新以来第一个转折点的中文世界而言，《日本发现欧洲》无疑是一部能够启发普通读者重新认识江户时代的作品，也为此前鲜少被提及的江户兰学与对外通交史提供了重要的绍介。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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