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倾盖如故: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结识与首次合著

本文节选自《马克思传：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作者：袁雷、张云飞，出版社：中国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事业

作为19世纪无产阶级的两位最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并肩作战，荣辱与共，使得自己的名字和另外一个名字紧密结合在一起。当人们提起马克思时，总会想到恩格斯，因为恩格斯是另一个马克思；当人们提到恩格斯时，总会想到马克思，因为他和马克思是一个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有机整体。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无论是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学历结构，还是自身的性格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当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向普鲁士专制制度开战时，就表明他们从事着共同的事业，有可能成为共同革命的同志和亲密战友。在马克思主编《莱茵报》时期，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积极关注马克思发表的文章。作为报刊主编，马克思自然也要审阅恩格斯的稿件。因此，虽然他们这时未曾谋面，但是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1842年6—7月，恩格斯和埃德加尔·鲍威尔合写了长篇讽刺叙事诗《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用诗歌的形式表明青年黑格尔派和宗教神学反动势力的英勇斗争，反对宗教黑暗势力。其中，恩格斯这样论述马克思：“是谁跟在他指布鲁诺·鲍威尔。的身后，风暴似地疾行？是面色黝黑的特利尔之子，一个血气方刚的怪人。他不是在走，而是在跑，他是在风驰电掣地飞奔。他满腔愤怒地举起双臂，仿佛要把广阔的天幕扯到地上。不知疲倦的力士紧握双拳，宛若凶神附身，不停地乱跑狂奔！”从马克思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文章中，恩格斯看到了他愤世嫉俗的性格，并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展示了一个无所畏惧、始终战斗着的马克思。

1842年11月下半月，恩格斯动身前往英国，到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实习经商。赴英途中，他访问了科隆的《莱茵报》编辑部，并和马克思初次见面。这次会晤非常匆促，双方并没有深入交流。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彼此的认识，马克思非常重视恩格斯为《莱茵报》撰写的稿件。双方对彼此深入了解的转折点是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这不仅标志着他们各自完成了两大转变，也使得他们认识到彼此在思想方面的高度契合。马克思指出：“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完成了思想转变，和马克思殊途同归，相得益彰。这样，马克思就和恩格斯开始了较为频繁的书信往来。恩格斯的研究也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推动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1864年7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指出：“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这表明了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平行影响。

恩格斯回忆与马克思冷淡的初次会面

1842年10月以前，马克思在波恩；我在9月底或10月初从柏林归途中顺路访问了编辑部，据我记忆，当时在那里的只有莫·赫斯和曾任《爱北斐特日报》（好象当时它叫别的名称）编辑的腊韦博士；我记得鲁滕堡当时已经被逐，不过这一点我没有把握。11月底我赴英国途中又一次顺路到编辑部去时，遇见了马克思，这就是我们十分冷淡的初次会面。马克思当时正在反对鲍威尔兄弟，即反对把《莱茵报》搞成主要是神学宣传和无神论等等的工具，而不作为一个进行政治性争论和活动的工具；他还反对埃德加尔·鲍威尔的清谈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仅仅以“极端行动”的愿望作为基础，并且随后不久就被埃德加尔的其他听起来颇为激烈的言辞所代替。因为当时我同鲍威尔兄弟有书信来往，所以被视为他们的盟友，并且由于他们的缘故，当时对马克思抱怀疑态度。

1844年8月底，恩格斯前往巴黎拜访马克思，并逗留了十多天。在此期间，两人基本上形影不离，不仅一起参加工人集会和聚会，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发现彼此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完全一致的意见，由此展开了密切的合作。

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

虽然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克思也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成员，但是在编辑《莱茵报》的过程中，马克思日渐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使他和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在柏林，一部分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成立了“自由人”小组，其成员主要包括埃德加尔·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等。他们的主要思想特征是：不加区分地、抽象地批判一切，而不提出任何积极的行动纲领，尤其是不付诸实践活动，成了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盲目地鼓吹彻底否定，空喊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的极端激进的口号。自由人的这种粗暴的言行使当时的资产者十分惊慌，但是却没有给专制政府以应有的威胁，反而败坏了民主主义运动的声誉。在此情形下，马克思与自由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他反对自由人的空想的毫无根据的批判，并不再在《莱茵报》上刊发他们的文章。在1842年11月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对自由人进行了批判：“这班人已习惯于把《莱茵报》看成是他们的惟命是从的机关报，而我则决定不让他们再像以前那样空谈下去了。”这也是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体现。

这时，自由人爱德华·梅因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攻击他的所谓的保守主义立场，并要求他答复一些问题。于是，马克思给梅因回信，并在1842年11月30日给卢格的信中转述了相关内容：“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说，我认为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塞进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条，即新的世界观，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在批判政治状况当中来批判宗教，而不是在宗教当中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本质和读者的教育水平，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失，宗教也将自行消亡。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么最好少炫耀‘无神论’招牌（这看起来就像有些小孩向一切愿意听他们讲话的人保证自己不怕鬼怪一样），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这样，马克思就驳斥了自由派的错误观点，开始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

在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决裂的同时，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分歧也越来越大。这样，在彻底清算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将开始第一次伟大的合作。

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神圣家族》

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同伴们将自己装扮成黑格尔主义的卫道士，将自己看作高踞群众之上的人物，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误，因此，马克思将之讽刺为“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分工合作，创作了著名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简称《神圣家族》），不仅清算了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观点，还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这里，批判的批判是指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观点。

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忽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仅强调思想在变革社会中的作用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理解，任何在历史上能够实现的群众性的‘利益’，在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在‘思想’或‘观念’中都会远远超出自己的现实界限，而同一般的人的利益混淆起来。”只有切实代表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思想才能真正发挥自身的历史作用。当然，要充分发挥思想的作用，必须要有相应的主体。“思想永远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所能超出的只是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里的人不是指抽象的个人，而是指掌握了这种思想的广大人民群众。事实上，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结果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阐述了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主人。这为他们的思想与人民群众的深刻结合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就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即人民群众全面创造了人类历史。

虽然资产阶级革命的主体也是人民群众，但是其实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而非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这场革命只有对于那样一些群众来说才是‘不合时宜的’，那些群众认为在政治‘思想’中并没有体现关于他们的现实‘利益’的思想，所以他们的真正的根本原则和这场革命的根本原则并不是一致的，他们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因此，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相悖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利益才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一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自己解放自己，而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前提是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无产阶级并不是白白地经受那种严酷的但能使人百炼成钢的劳动训练的。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

这样，无产阶级就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其历史使命就是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消灭私有财产和私有制。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私有财产在自己的国民经济运动中自己使自己走向瓦解，但是私有财产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事物的本性所决定的发展，只有当私有财产造成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造成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那种贫困，造成意识到自己的非人化从而自己消灭自己的那种非人化时，才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由于为别人生产财富、为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它也执行着私有财产由于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全面阐述了革命的领导阶级和主体力量，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针对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宣扬自我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绝对性作用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强调了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把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认识清楚，它就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吗？确实，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诞生地不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是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可见，物质生产才是真正的历史的诞生地，因此，必须从社会物质生产的角度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时，“《德法年鉴》已经指出，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具有同样的意义。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初步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强调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其政治结构，只不过他们这时还没有使用科学的“生产关系”的概念。这里的市民社会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

《神圣家族》首先由马克思开始撰写。1844年8月底，恩格斯到达巴黎，并逗留了十多天。在此期间，恩格斯立即撰写了《神圣家族》中他所承担的章节，使得该书成为他和马克思的第一部合著。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将原本计划的单纯的批判不断演变为阐述自己新的世界观的开端，因此手稿的篇幅不断扩大，最后变成了一本内容广博的著作。这样，恩格斯撰写的内容就显得较少。在大约1845年1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指出：“你把《批判的批判》扩充到20个印张，这的确使我大吃一惊。但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么多的东西现在就要问世了，否则，谁知道它们还会在你的写字台里搁多久呢。不过，你把我的名字也署在封面上，那就未免欠妥了，因为我至多只写了一个半印张。”这不仅反映了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深厚友谊，以及对他们共同的思想和事业的尊重，也反映了恩格斯谦虚谨慎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神圣家族》于1845年2月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版。之后，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再次指出，他可是几乎什么也没有写，而且每一个人都能看出来马克思的文风。事实上，该书的主要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持有的，也是他们一起清算青年黑格尔派、共同创立科学的世界观的开端，因此，马克思将该书以他和恩格斯两人共同署名，不仅是合适的，而且是必要的。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合作及共同创立自己学说的开端，在他们思想发展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