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民主的胜利：西班牙政治变革的进程》，作者：[英]保罗·普雷斯顿，译者：李永学，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57年以后进行的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努力结束了长枪党的统治地位，但却没有改变这一独裁政权的镇压本性。经济自由化是在政府中那些实力增强的军队代表的庇护之下进行的。就这一点而言，最关键的是任命卡米洛·阿隆索·维加将军为内政部部长。这样一来，当自由化的社会混乱导致人们的不满增加时，独裁政权就可以迅速采取残酷的镇压。1959年的稳定计划（Stabilization Plan）执行了严格紧缩政策，这一政策的确在事实上直接让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骤然下降；然而到了60年代早期，人均收入则开始急剧增加。新的工人阶级很快就开始展露自己的实力，并于1962年赢得了一系列罢工。因为在经济向好的大环境下，实业家们十分不愿意让生产受损。向现代化冲刺竟然会造成如此后果，这让佛朗哥圈子中的许多人深感不安，特别是在军队和长枪党中。
对于以商务部部长阿尔韦托·乌利亚斯特雷斯为首的天主事工会的技术官僚们来说，解决西班牙所有问题的诀窍就在于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面融合。为追求这一目标，他们于1962年2月申请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合作成员，这一进展受到了死硬派长枪党人的激烈反对。融入现代的民主欧洲，意味着他们独有的西班牙意识形态混合体的终结。对他们来说，政党之间自由的相互影响是造成内战的因素。他们更想要的，是由佛朗哥授予的非选举的“简单民主”的安全专制主义形式。欧洲和民主将会暴露人称“运动”的家长式庞大保护伞的真实面目；在这柄保护伞下，所有的政权势力共生共存，并把广大的人民大众排除在外。只是在令人不快的内部危机发生后，长枪党才不再反对西班牙经济的资本主义扩张了。
“运动”的秘书长何塞·索利斯·路易斯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以防止这个单一的政党由于佛朗哥主义的经济新方向而与政局完全脱节。但他的努力无异于水中捞月。对“运动”进行装点门面的现代化改革并同时保留它对于政治生活的垄断，这种抱负完全不切实际。“运动”无法与这个国家的社会现实的变化保持同步。佛朗哥政权是为了保卫内战中胜利者的利益才出现的。正因如此，它阻止了政党和工会的自由行动。“运动”是社会和政治排他性的制度保证，要它针对社会变革进行调整只有一途，就是它根本改变自己的性质。当这一点在十年的时间内变得更为清楚之后，政权势力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变得更加明显了。每一个势力集团都在想着以对自己未来最好的方式来应对当前局势，而且许多人意识到，考虑到未来，他们还是退出“运动”为好。
元首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正是这个刺激了各势力的如此行为。1961年12月24日，佛朗哥在埃尔帕多（El Pardo）猎鸽子的时候出了事故，左手受了枪伤，结果在1962年的头几个月里实际上不能理事。对此，他采取的仅有的一项措施，就是比较隐秘地请卡米洛·阿隆索·维加将军“留意各项事务”。毫无疑问，佛朗哥对于自己的内政部长维加将军和安全总长卡洛斯·阿里亚斯·纳瓦罗能够控制局面很有信心。尽管如此，这一事件似乎让佛朗哥及其许多追随者注意到了他的接班人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有狂热分子提议，要佛朗哥本人成为西班牙的国王。这个建议未被接受，因为佛朗哥的最后结论是，要让君主制得以成功，君主人选必须有家族因袭的身份。然而，他还是保留了某种最后的王室继承者的任命权。现在，由于元首与维加关系密切，这就产生了某种佛朗哥主义者摄政的可能性，这就可以继续一条强硬路线，保证最后的君主制不会偏离专制主义的道路。这一角色最后留给了卡雷罗·布兰科。在此期间，有关国王的选择则还有相当大的供人考虑与回旋的空间。
独裁政权内部的各股势力都把希望寄托在最有可能保护自己这方势力的王位继承人身上。譬如，对于曾任佛朗哥派驻华盛顿大使的何塞·马里亚·德阿雷尔萨一类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正统的继承人唐·胡安·德博尔冯身上；卡洛斯王权拥戴者属意唐·哈维尔·德博尔冯-帕尔马。最有可能的人选则是胡安·卡洛斯王子，他是唐·胡安的儿子，曾接受过成为佛朗哥主义者的君主培训，他的称王大业受到了卡7雷罗·布兰科和技术官僚们的支持。在“运动”中的长枪党分子更愿意让一位继承人作为主席上台。由于大部分政权势力都是君主制支持者，所以主席继承人上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在60年代末期，长枪党人转而支持唐·阿方索·德博尔冯-当皮埃尔，他是唐·胡安的兄弟的儿子，也是佛朗哥的外孙女玛丽亚·德尔卡门·马丁内斯-博尔迪乌的未婚夫。或许佛朗哥本人对于建立一个王朝的可能性没有多少想法。然而，极右派非常愿意阿方索登基，特别是佛朗哥的妻子及其女婿德比利亚韦德侯爵克里斯托瓦尔·马丁内斯-博尔迪乌。如果胡安·卡洛斯受到他的父亲唐·胡安这一民主榜样的吸引，极右派就可以利用阿方索·德博尔冯的存在来反对胡安·卡洛斯。的确，总的来说，王朝的问题是各系阴谋家瞩目的焦点，这个问题越来越让佛朗哥政权的各派势力挖空心思忙于算计，也让政权内部日益分裂。
压迫人民的反动政权及其所统治的越来越活跃的社会之间的功能失调造成了大量症状，在有关继任者问题上出现的不一致，只不过是其中表现得最为尖锐的一个。人们企图通过任命充满活力的新部长的方法来解决这一特定矛盾。推行经济自由化的承诺和未来的政治变革的可能性似乎体现在天主事工会的神童格雷戈里奥·洛佩斯·布拉沃身上。1962年7月的内阁重组将格雷戈里奥·洛佩斯·布拉沃推上工业部部长的位置。更为重大的行动是任命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内为信息与旅游部部长。这是要让特别活跃的弗拉加主持（如果用“吸引”并非完全正确的话）旅游业的腾飞，这一产业为经济的发展贡15献极大。更为关键的是，他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来粉饰国家的现状，用以改善西班牙在国外的形象。尽管弗拉加与洛佩斯·布拉沃都是忠诚的佛朗哥主义者，为佛朗哥政权的事业不遗余力，但到了60年代末期，他们都成了坚定不移的反对派。事情的导火线是臭名昭著的马泰沙（Matesa）丑闻，当时天主事工会的成员涉嫌滥用出口纺织机器的政府款项。然而，令他们转变的根本原因是技术官僚和长枪党人之间有关佛朗哥主义前途的不可弥合的意见分歧。
20世纪60年代，对于在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持续对内镇压的佛朗哥主义政权来说，这样的内部龃龉是由其本性决定的。1963年，该政权撕下了伪装，其野蛮本性暴露无遗。尽管有来自全世界的教会显要人士和包括尼基塔·赫鲁晓夫、维利·勃兰特与哈罗德·威尔逊的宽恕请求，佛朗哥仍旧授权行刑队，处决了共产党员胡利安·格里莫。格里莫在接受庭审前遭受了可怕的酷刑。随之而来的国际反对声浪如此强烈，使得西班牙政府改善自己形象的努力遭到重大挫败。弗拉加在审判格里莫之前下令散发了声称他有罪的传单，这种针对格里莫事件作出的鲁莽反应，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相反作用。四个月之后，经过草率而不体面的审判，两位君主制主义者弗朗西斯科·格拉纳多斯·加塔和华金·德尔加多·马丁内斯被以野蛮的方式勒杀（garrotevil），罪名是他们卷入了马德里警察总部发生的炸弹爆炸事件。尽管没有达到格里莫事件时的鼎沸程度，国际社会对此的愤怒反应也相当大。在佛朗哥阵营内部也有一些不安，最引人注目的是曾任教育部长的华金·路易斯·希门尼斯的情况，他倒向反对派的进程多少因此而加速。
由于对出版有着严格的审查制度，独裁政府的残暴行径在国内造成的损害没有人们预期的那么严重。生机勃勃的经济繁荣，以及皇家马德里足球队与西班牙国家队在足球场上的胜利造成的影响要大得多。政府为旅游业精心规划了一系列税收优惠、信贷和建筑许可证的政策，这让该产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改善了西班牙的国际形象。旅游业帮助政府吸引了外汇，但也让投资从建设性的产业分流。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计划未能解决许多庞大的落后领域的问题，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这些计划没有覆盖两个中心问题：土地改革和对金融体制的全面整改。不过，尽管存在着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和必须在将来加以解决的不平衡和依赖性，经济起飞还是开始了。西班牙社会大部分区域的可支配收入有所增加，这是政权能够存活的吉兆。这一点可以从1966年12月14日举行的西班牙宪法公民投票中看出；这次公民投票试图寻求广大人民政府对于佛朗哥的继承人安排的批准。弗拉加主持策划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宣传运动，该运动把潜在的投“反对”票者描绘为“罪犯”和“莫斯科的特务”。然而，尽管存在着令人生畏的压力和公然施展的操纵行为，著名的95.6%“同意”得票率还是能够反映西班牙人民在1966年的普遍心态。
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发展或多或少是一枚政治定时炸弹，因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许多结构性问题也出现了，它终将让佛朗哥的政治大厦坍塌。尽管发展计划存在着影响深远的缺陷，但就短期形势来说，通过这一计划而创造的直接繁荣却令佛朗哥政权得以苟延残喘。区域性的反对派势力一直在增强，但现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一个与政治无干的多数群体——他们更情愿获得足食丰衣，至于政治上的自由，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在心上。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1966年的宪法公民投票的结果为西班牙的政治精英提供了满意的理由。占压倒多数的“同意”投票结果表明，天主事工会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将政权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的无底深渊前拉了回来。那个时候，共产党尚能以一种预示灾难式的方式指出人们可怕的住房条件和无人问津的卫生与教育服务，把这些当作恋栈不去但管理无方的佛朗哥私党正把西班牙带向经济毁灭的十八重地狱的证据。这种方式看似甚有道理。20根据这种分析，独裁政权处于越来越孤立的境地，将很快被基础广泛的反对派战线所推翻。尽管官方对此嗤之以鼻，但这种观点还是在佛朗哥阵营内部引起了一些疑虑。然而，在技术治国方针指导下，经济繁荣、表面上的自由主义和持续的镇压这几方面的结合，逐步让共产主义者的预言变得越来越苍白无力，甚至引起了共产党内部的创伤性危机。
然而，公民投票的结果掩盖了工人和学生动乱的现实。它同时也让那些头脑清醒的人们看到，独裁政权是把它未来的良好生存状态押在经济的持续增长上面。对生活刚刚有了一些信心的工人阶级不会轻易放弃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放弃了自给自足的政策，独裁政权现在让自己在国际经济的变化面前变得相对脆弱。要不了多久，西班牙资本家中更为敏锐的那批人就会认识到，在一个更开放的政治系统内部，伴随经济衰退而来的社会紧张关系将能得到更为有效的缓解。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那些令人头晕目眩的日子里，经济增长仍旧在经济界精英的某些集团和政权之间打入了一根楔子。我们知道，有些工商界人士情愿与共产党势力占统治地位的非法工会——工人委员会进行秘密交易，而不愿意与政府控制的极其迟钝的辛迪加（Sindicatos）打交道。相较于和辛迪加达成的不切合实际的协议，与工人的真正代表达成的有关工资与生产率的协议得到双方有效遵守的希望要大得多。
现在，仍旧只有少数佛朗哥分子意识到，经济繁荣造成的短期政治优势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即使是那些目光更为远大的佛朗哥分子，也仍对不触动根基的调整佛朗哥主义体系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于是，尽管经济的增长实际上让独裁政权出现了深刻的危险，但60年代基本上可说是佛朗哥主义者充满信心的十年，尽管他们的信心寄托在错误的基础上。背叛佛朗哥主义信仰的现象十分稀少，正是这种情况的征兆。杰出的长枪党知识分子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在十年前的越线是一个相对孤立的情况。只有西班牙驻巴黎大使何塞·马里亚·德阿雷尔萨于1964年10月的辞职，和前教育部长华金·路易斯·希门尼斯同年2月退出佛朗哥的所谓议会（Cortes）的行动才能与此相比。阿雷尔萨计划为正统的王位继承人唐·胡安·德博尔冯的即位大业开展工作。由于1956年发生的大学危机，路易斯·希门尼斯转而投向非佛朗哥主义的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他主持的杂志《笔记本对话》（Cuadernos para el Diálogo）很快就成了温和社会党人反对派关注的焦点，其中尤以天主教反对派为甚。里德鲁埃霍长时期的觉悟过程，让他最终采取了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并在20世纪60年代逐步得到了一些前长枪党人的赞同，例如佩德罗·莱因·恩特拉戈、安东尼奥·托瓦尔与何塞·安东尼奥·马拉瓦利。最后，佛朗哥主义叛逃者的洪流将会追随这批先驱者的脚印。与此同时，人们也找到了其他的一些途径，其中每一个途径都是走向反对派的桥梁。
尽管反政府情绪的规模和强度愈演愈烈，技术官僚仍旧寄希望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会逐步消除人们对佛朗哥主义的敌意；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独裁政府的镇压工具能够扼杀令人尴尬的难题。20世纪晚期，独裁政权老朽的政治形式和急剧变化的经济与社会的动态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断升腾，越来越接近于浮出水面。不过，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要求变革的压力虽大，却还无法与来自曾经牢固地把持在佛朗哥主义者手中的部门的压力相比拟。这两者能相匹敌的时刻要到1973年的危机发生之后方才来临。尽管如此，到了1969年，人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独裁政权的未来远非确定无疑。工厂和大学中愈加增长的骚动让人不得不把佛朗哥死后的继承权问题郑重其事地提上议程。对于广大民众的躁动不安，当局的回应是提名胡安·卡洛斯为继承人，以及让何塞·索利斯·路易斯仔细考虑一种表面上的政治改革方案。这些措施转而让许多一直以来都漫不经心的佛朗哥主义分子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去路。1969年8月，马泰沙纺织机械丑闻的爆发，摧毁了任何认为人们可在平静的情况下对于政治选项加以深思熟虑的幻想。受到控告的天主事工会和喜气洋洋的长枪党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政权势力集团之间的冲突不但因为各派的旧怨，同时也因为人们对于未来的恐惧而火上浇油。
天主事工会声称经济繁荣可以让西班牙毫无痛苦地自由化，并由此保证独裁政权的生存，这种说法在罢工、群众示威和巴斯克地区出现的恐怖主义活动面前几乎完全站不住脚。许多独裁政权的头面人物得出结论，认为推行现代化是个错误，只有退回到内战刚刚结束时的佛朗哥强硬主义路线，他们的安全方能得到保证；特别是那些武装力量和长枪党中的头面人物持有这种观点。但其他人则认为，如果想要防止革命爆发于未然，人们就应该以比现在大得多的步伐向自由化迈进。毫无廉耻地回归佛朗哥主义早期的残暴铁腕政策——这句话可以用来归纳1969至1973年间的这一个时期的特点。随之而来的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是十分可观的，这一反应在当局于1970年12月在布尔戈斯（Burgos）对埃塔激进分子进行臭名昭著的审判时达到了高潮。在几乎不需要挑动就能让大批人争抢救生艇上的位置的时刻，对西班牙再次爆发的国际敌意强迫许多佛朗哥分子重新考虑他们的前途。
萨纳斯在圣塞巴斯蒂安遇刺身亡，通过这一事件，埃塔拉开了粉碎独裁政权刀枪不入这一神话的长期过程的序幕。由于反对派很明显地在各种战线上死灰复燃，独裁者宣布巴斯克地区进入“非常状态”，这就清楚地揭示了他的所谓自由化的限度。地区进入非常状态后，政府得到紧急权力，可以公然罔顾佛朗哥主义宪法中对于公民自由的言辞保证。这种连番压迫的本能手段，是对自己在政治上已经破产的隐晦承认。这种手段在1969年1月24日再次使用，当时元首下令，作为对学生动乱的回应，西班牙全国进入非常状态。
一方面，西班牙独裁政权正在努力维持一个老朽的政治结构，但与此同时，它也鼓励极为迅猛的经济腾飞，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够比当时大学校园里面的局势更能生动地说明这种矛盾的了。学生的骚乱自从1956年起便开始断断续续地发生，而到了1962年则实际上持续不断了。到60年代结束的时候，警方在校园内的驻守几乎成了常态。有鉴于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发生的，独裁政府极为关注学生的示威活动。不管怎样，从普遍意义上说，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是西班牙政府未来官僚阶层的成员和西班牙产业界的经理，而且许多倒在警棍下的学生还是富有的中产阶级人士的子女，甚至也包括佛朗哥政权高层人员的孩子。天主事工会成员何塞·路易斯·比利亚尔·帕拉西已经于1968年4月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这是当局承认形势严重而作出微弱姿态的表现形式之一。
长枪党人的失败是毫无疑问的。失去了对学生的控制是他们的政治配方逐渐无法控制局势的一项明证。对于尚未完成的革命，长枪党除了模糊的口头承诺之外拿不出任何更有实际意义的方案，他们对于解决现代化了的西班牙的各项问题无能为力。这种形势逼迫其高层成员作出选择：进行政治改革，或者进入内战。内阁在1967年夏季的改组清楚地说明了风向。支持长枪党的阿古斯丁·穆尼奥斯·格兰德斯将军于1967年7月22日被解除了政府的副主席职位，这说明佛朗哥还不希望现在就作出选择。9月22日，元首任命其忠心耿耿的主席助理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海军上将接任副主席一职，填补了这一空缺。作为迟钝的佛朗哥主义者和天主事工会成员的结合体，卡雷罗相信，独裁政权可以以君主制的形式得到最佳生存机会。长枪党的失势已是不可避免，这在其他方面也可看出：它在大学中遭到溃败，并无法控制其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在“运动”清淡与平庸的清一色环境下，长枪党通过求助于疲软的左倾言辞，谨守着它最后一丝政治独立性。于是，在劳工阵线公开承认长枪党的失败，是它行将灭亡的明确证据。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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