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贝壳到钱币:为什么最早的货币出现在中国?

今天看来是自然存在的货币，它的起源为何如此多元、艰难？为什么最早的货币出现在中国？

4000多年前，大禹初定九州时期的上海，处于太湖流域良渚文明中防风氏酋长的管辖区之中。被史料美传的尧舜禹禅让，在货币起源研究中，可解读为一次由三代政治家共同推动的经济大发展，进而导致社会财富大增长、各部落大融合的大事件。

其中，来自今天上海奉贤地区的一段采集海贝为币的历史踪影尤为引人关注。当时，中原华夏部落派人来奉贤沙冈采集一种生长在南方水域的海贝。这是一种便于货币交易使用又利于防伪的海贝。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货币的起源助推了早期国家的形成。

最早的货币出现在中国

货币，依赖于信用而存在。透过更长的历史、更大规模的持续文明，可以看到货币主张效率又依赖信用的痕迹。

对一般等价物的寻找，是一个令人感到困扰的大事。司马迁在《史记·平淮书》中写道：“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以来久远。”可见，对一般等价物的寻找是长期而艰难的。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对货币是这样解释的：历史上很多商品曾被用作货币，包括贝壳、小珠、石板、牲畜等。这里面，牲畜曾是物物交换的商品，是在货币出现之前的交易品。等到贝壳、小珠、石板出现后，牲畜就逐渐“让位”了。

德国柏林古钱币博物馆。对人类最早起源的货币有一个排名。第一，货贝，中国；第二，玉髄，西非；第三，基斯钱币，非洲西海岸国家；第四，刀币，中国；第五，箭束，非洲；第六，铸饼，泰国北部和缅甸。大英博物馆也列举了很多早期货币，其中把中国的海贝排在第一，时间指向了4000年前。

今天看来是自然存在的货币，它的起源为何如此多元、艰难？为什么最早的货币出现在中国？

中国4000多年前的货币起源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货币起源的内在逻辑在于货币能否“有信”，这也是主政者持续统治的关键。货币，是社会赋予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其要害在社会，即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货币。从早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看，物物交换之所以无法让“人们普遍接受”，最根本的一点原因在于一般的“物”无法找到相应的、普遍的信用“锚地”。

货币挂在何处才算“有信”，又有谁能把社会引向这个“锚地”呢？从现代分类角度来看，有以下几个主体会尝试扮演积极角色：

一、思想家在引导人类走向幸福彼岸时，常常梦想自己拥有召集人类依赖的圭臬。

二、政治家在一片山河内，希望得到凝聚和巩固社会的持续力量。

三、经济学家会希望找到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效率工具来组织生产。

四、企业家希望用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去换取更多的生产要素。

五、能工巧匠希望利用各自技能的发展，来换取更多优化未来的资源。

六、普罗大众希望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更多的生存能力。

人类关系如此复杂，却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持续的生存优化以及优化的效率。这也是主政者在赋予货币价值时所需要找到的“锚地”。

不过，要让那么多的人类关系和社会条件聚焦到一“物”，并且是“普遍接受”，没有创新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为此，社会主政者需要对“社会共同需求＋主政者专控＋防伪手段＋信用锚地＋综合创新”之“物”赋予价值，从而让人类生存得到持续的、有效的优化。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看到了中国货币起源的逻辑：以物易物—以公共基准物易物—以海贝易物—以各种仿制海贝易物—以多元化货币易物—国家以专制形式货币易物。

顺着这条逻辑发展路径，我们沿着历史的指引，看到了尧舜禹时期对货币进行创新的人——典龙。典龙依据当时中原部落的社会条件与家乡特有的海贝实现了货币的创新。

良渚劳力负责采集海贝

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价值，由社会来赋予。显然，这个赋予要实现的目标是人们的普遍接受并长期使用。如何确保实现这个目标呢？

一方面，社会的主政者要有权威。主政者有权威，就会形成权威信用。这往往是远古人类生产力水平较低、政治力创新不足状况下最坚实的信用。由此，主政者的权威信用就成了最早货币的信用依赖。

事实上，主政者拥有权威信用这一点，在人类社会中关系重大。4000多年前，尧舜禹三代政治家通过发起“治水种稻”让民众富起来，从中得到了丰厚的权威信用。

另一方面，主政者对货币持有物适用、专供和防伪的创新。牲畜等商品最终没能成为货币，最大原因是其无法实现货币物的适用、专供和防伪。

后来，由被尧帝召为驸马的奉贤渔人典龙创新，采用一种上海沙冈特有的宝螺贝，实现了主政者对货币发行物所需的适用、防伪和专供的创新。由此，最早的一般等价物出现。之后，中原华夏部落政权通过控制沙冈，召集大量良渚劳力来采集海贝，实现了向中原地区的货币供应。在此大背景下，中原华夏部落与当时的竞争对手九夷部落，实现了政治力的此消彼长，最后瓦解了对峙，融合了九夷。

中原部落在舜主政35年时，由大禹率部征服了三苗，最后又融合良渚文明，实现了中国大地上最早的一次南北统一。史书称，大禹铸九鼎，划九州，行五服。大禹主政社会后，实现了九州的五服制纳贡管理。尤其是在先进的中原地区采用了以稻米为核心的甸服管理形式，从中又可以看到稻米与万物交易之间的货币踪影。

4000多年前，尧舜禹时期统一九州的整个过程，大体是在和平理性指导下实现的。史料揭示，当时的管理范围已经很大。但是，舜帝一次完成9个“部长”职位设置时，仍未看到分管军事的高级官员。这是为什么呢？大禹统一九州时，难道不用军队或者说就没有用到过武力吗？这是匪夷所思的，其中必有缘故。

研究发现，大禹在九州管理体制上采用了不同地区分类设置管理的办法，即所谓的五服管理体制。他把采集海贝的上海地区划作“要服”地区。进一步来看，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性，让不同的族群共存共融呢？中国古文明成为人类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它“不断流”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起点又在哪里呢？

一般认为，一种理性在数千年的历史中颠扑不破、统领万物，那它一定是被反复证明是正确的并在长期演绎发展中得到巩固的理性。

海贝为币让社会“易长”

从相关史料可以看到，中国文明最远的理性，其北斗一般的星光是从6800年前遥远的伏羲八卦图中发出的，形成理性系统并被人公认的是2500年前出现的诸子百家争鸣。其中，一致推崇的群经之首是《周易》。

易经是中国的核心文化。这是一个从讲天地之道的巫文化中衍生而来的理性。今天的易经大师常常以《周易》为界，把八卦理性分为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

《周易》 之前的先天八卦是讲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从人的内在系统出发去探索人如何适应自然的关系；《周易》之后的后天八卦从自然出发，探索自然对人的影响和关系。二者异曲同工，又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认识。

早年的伏羲八卦，客观来说只是一个图腾。而且，这个遥远的图腾理性和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之间相隔了4000年，中间还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易经。那么，二者是如何实现关联的呢？史前史研究表明，历史并不是与证据完全统一的。事实上，历史也无法与证据实现完全统一，但历史可以和逻辑实现统一。由此，我们有必要从伏羲八卦理性与诸子百家争鸣理性的一致性中来找到逻辑的连接。

这里面，“货币起源”多重证据法的研究显示，货币起源突破了史前史向上的逻辑贯通，刚好为我们打开了这个难得的历史窗口。正是得益于货币起源涉及社会关联理性，我们得以从远古中国看到了文明性难以被打断的坚韧特质和理性禀赋。

4000多年前，中原华夏部落来上海沙冈采集海贝为币，留下了很多历史痕迹。其中，最具有显性价值的是货币起源中伴生了女匽造字。女匽被认为是帝尧的二女儿、典龙的妻子，她来到上海采贝现场，经历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采贝过程，并由感而发地创造了35个字符。其中，她为采贝的侗傣民工造了一个象形字“偒”，极为生动且由此演绎出了“易”字。

“偒”字是由“人+日+海岸线＋勿（万物）”组成。女匽造“偒”字，初意是指：当太阳从海岸线上升起，一群从海岸上得到海贝并用海贝去换取万物的人。现今，复旦大学学者等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发现奉贤金汇等地现仍有一批说着世界上最多元音的人。这批人曾被女匽称为偒傣人，以区别良渚地区的侗傣人。

女匽将“偒”字去掉单人旁，导出了一个“易”字，并把它理解为一个更通俗的关系“易长”。其意是指海贝为币是让社会容易生长，这也对应了伏羲八卦和平共处让社会易长的理性。“易长”到了今天已被表述为“高效”。由此，一幅中国远古理性图案被一个“易”字导入了文字体系，贯通了数千年前的理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女匽造字相对于炎黄时期的仓颉造28个象形字符而言，是从“象形＋会意”角度深入社会创造了立意更深、数量更多的字符。特别是，女匽造“易”字，为中国源头的唯物理性展开打通了普及的道路，也为后来的易经形成提供了演绎指引，进而为《周易》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