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若无伊斯兰兼收并蓄,难求欧洲文艺复兴

本文节选自《文艺复兴：一个还是多个？》，作者：[英]杰克·古迪，译者：邓沛东，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623年之后，早期的阿拉伯帝国和倭马亚统治者统治的时期，阿拉伯人很快就征服了之前由希腊和罗马人统治的包含埃及、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在内的近东临近地区，之后又侵入到中部和西部的临近地中海的北非国家、中亚以及波斯全境，由此终结了阿尔达希尔于226年在法尔斯创立的萨珊王朝。阿拉伯人入侵近东统一了这个之前因为波斯和拜占庭之间的争斗而分裂的地区，而波斯和拜占庭的争斗曾导致了570—630年间的“灾难性的战争”，这场战争“缘起于东西方的分裂所产生的贸易壁垒”，缺乏可免费通行的主要贸易路线。自亚历山大时代以来，这个地区第一次被统一起来，甚至在农业方面也是如此，农作物、蔬菜、水果和技术交换为阿拔斯王朝供应了充足食物，为早期的帝国提供了丰厚的财富。在知识层面，造纸术也在这时由中国传来。商业则是最重要的。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在762年由阿拔斯王朝在巴格达建立，就是基于商船可以由波斯湾巴士拉的席拉夫港口通往印度和中国南方，通过这条航线进行的奢侈品贸易带来了丝绸、香料和瓷器。伊斯兰世界的扩张使得从尼罗河到阿姆河地区产生了属于高等文化的通用语言，以及“规模巨大的文化繁荣”；阿拉伯语急速的渗入，以及阿拉伯主义在伊朗地区的扩散，证明了这场文化繁荣的影响力。在那里曾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帝国只有一种官方语言，贸易替代战争，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

贸易在伊斯兰世界十分普遍，陆路是通过丝绸之路，海路则通往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各国的硬币在相互之间流通，支票、信用证、康曼达（合伙制贸易组织）和银行机构都已存在。贸易对任何复兴运动都是最基本的因素。与当时交换经济已经基本消失了的欧洲相比，伊斯兰世界的贸易活动在增长。在10世纪，交易的中心由伊拉克和波斯转移到了埃及和印度洋。卡里米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企业集团”，由统治这条贸易线路东西端之间区域的萨拉丁（1174—1193年在位）支持，以“虚拟证券交易所”的形式运转，这种充满风险的活动一直扩散到西非的加纳。一些经营家族生意的商人积累了与印度和中国最富有的商人同样多的财产，他们建立了银行，向苏丹们借贷。信息同商品一样在流通。部分商品是由早期的工厂而非全部由家庭作坊生产。纺织品一般是在“名叫‘达·艾尔·提拉兹’的皇家工厂中织成”，这种工厂分布在包括西班牙、西西里，特别是10世纪的巴格达在内的整个伊斯兰世界中，除了主要满足皇家需求外也生产供私人消费的产品。经济和智力活动都很繁荣。

在取得政权之后不久，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和高官们就成了艺术和科学慷慨的赞助人，并且因为王朝的建立始于胡拉桑的梅尔夫——这里曾是塞琉古（波斯）和希腊–巴克特里亚的学术中心，并在阿拔斯王朝早期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因此波斯和希腊文化的影响与贸易经济的扩展同时发生在这一地区。之后随着中国造纸术的出现，产生了“文字的繁荣”。在中国战俘的帮助下，撒马尔罕的工厂开始生产纸张。这些战俘是在751年的塔拉斯战役、巴尔马克以及795年左右在巴格达的叛乱中被俘的。纸张取代了贵重的牛皮纸和脆弱、不平整、容易发霉、在潮湿环境中不易保存且需进口的纸莎草纸。在纸张导致的书写文化的繁荣影响下，对外国作品的翻译也开始增长——此前在倭马亚的首都哈兰已经开始了小规模的翻译工作。最先被翻译的是波斯，叙利亚，特别是希腊古典的著作，这样就为古代作品的复兴和伊斯兰传统对这些文明成就的吸收提供了管道。

此前的倭马亚王朝（661—750）统治了阿拉伯帝国，并在大马士革建立统治。后来富有创造性的阿拔斯王朝在巴格达取代了他们。更具大都市思维的阿拔斯部落的首领将基督徒、犹太人、什叶派穆斯林和波斯人招募进阿拉伯军队，地方和中央政府——虽然在帝国内部，什叶派依然没有获得解放。帝国官员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十分广泛，这对伊斯兰文明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取得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

曼苏尔在762年正式将首都由哈兰迁至巴格达，这一举动事实上意味着他将帝国的首都搬进了由波斯人建成的城市，并继承了波斯人为这座城市命的名；而曼苏尔挑选来建设巴格达的建筑师更多地延续了波斯萨珊王朝的风格，而不是倭马亚及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风格。早期伊斯兰建筑师很大程度上受惠于琐罗亚斯德建筑，而“巴格达”这一名称（波斯语中意为“神授之城”）中包含着关于非亚伯拉罕宗教所承认的神明的信息。因此这也意味着对过去的回顾。

在曼苏尔的统治下，伊斯兰世界对波斯艺术中的世界大同主义更加开放，艾尔·穆卡法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波斯学者。他曾翻译了有关逻辑与理性的梵文著作，还翻译了《卡里拉》（一部以动物为主角的故事书）。天文学和数学著作在之前已经被译成阿拉伯文。在当时，文学和科学文化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伊斯兰世界，其他某些领域自身也获得了发展，并赢得了声望，特别是医学以及穆罕默德所推崇的其他“外国科学”。城镇对于所有门类的知识而言，都是重要的教育和商业中心，学生们到这里学习（尽管宗教知识对于基督教在沙漠中的修道院，比如圣凯瑟琳修道院也很重要）。与为医学发展提供了保障的医院不同，曾短暂存在的天文台并没有对科学的发展产生持续的推动作用。在阿拉伯中心地区，被认为是欧洲大学之范例的第一所伊斯兰宗教学校（或“高等学校”）由突厥塞尔柱王朝的维齐尔——尼扎姆·艾尔·马立克于1067年建立。这些多数由苏丹及其他统治者所建立的宗教学校成功地扩大了乌理玛群体的数量，但其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狭窄。而“在什叶派的白益王朝统治下，有个人主义倾向的学者们可以研究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哲学与文学，并以被头脑狭隘的宗教人士谴责为非伊斯兰的思想方法进行研究。塞尔柱王朝的胜利则在很大程度上使这场人文主义的复兴被镇压下去。”

虽然有手抄书籍的扩散，在伊斯兰世界，知识传播主要还是通过私人交流进行，像欧洲许多艺术和手工艺技术的教授一样，由师傅传授给徒弟。知识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其“面对面”的性质——对于一本手写的书，学生要从一位学者那里学习，完成学习后从学者那里获得一份文凭，学生会因此保存下自己的知识系谱，即曾就学于其门下的师傅的名单。这种关系的建立基于手抄本文化，而一些埃及的顶尖学者注意到，这种关系受到了来自欧洲的印刷技术“匿名”特征的威胁。另外一些人则乐于见到这些新的技术手段，但在一开始时，印刷术的确是被公然拒绝的。最终，伊斯兰世界接受了新的传播方式。依靠印刷术，宗教文本流传的范围更广，使得在宗教学校和乌理玛的权威以外进行研究成为可能。

有人认为，伊斯兰世界的科学传统“对于前现代时期的科学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萨利巴和其他一些学者强调伊斯兰科学对欧洲文艺复兴的贡献。比如，伊斯兰世界在透视法方面取得了巨大发展。在新近出版的一本书（2008）中，贝尔廷主张，

透视法当中对虚构空间的度量并不像我们之前相信的那样，由15世纪时佛罗伦萨的布鲁内莱斯基、阿尔贝蒂和吉贝尔蒂创造，而是在四个世纪之前，由被称为阿尔哈曾的阿拉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阿布·阿里·哈桑·本·海赛姆所创造。阿尔哈曾关于视线的理论记载于他的著作《光学》中，这部书首先于1028年在开罗出版，从13世纪起，其拉丁文译本（译名为《透视法》）开始在西欧的大学中流传，后来又更名为《光学宝藏》，于1572年在巴塞尔出版。

阿尔哈曾为计算光的折射奠定了数学基础，否定了人眼发出射线这种古老的思想。他不仅是第一个用照相暗盒进行实验的人，也主张我们的视觉产生于大脑。对这些概念的接受意味着使用理性和实验性的思维方式，当时某些阿拉伯宫廷已经接受了这种思维方式，而在佛罗伦萨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欧，只有在罗吉尔·培根等极少数例子中我们才可以看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存在。

贝尔廷认为，某种程度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作家没有意识到他们使用了中世纪时的犹太和阿拉伯知识时，或认为这些知识起源于古代西欧。自19世纪中期起，殖民主义的骄傲让西方人宣扬自己在透视法方面的发展，完全无视透视法起源于阿拉伯这一事实。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对文艺复兴及其中心——佛罗伦萨的夸大甚至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他们虚构出了文艺复兴的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是美与非美的对立这样一幅图景。

如果不是伊斯兰世界以阿拔斯王朝时在巴格达“翻译运动”的形式吸收了希腊知识，上述这些发展都不会存在。勒克莱尔在他关于阿拉伯的著作中提出，阿拉伯人曾热心按照希腊科学的样式发展他们自己的科学，并很快超越了希腊科学本身。“在长达五六个世纪的时期内，他们都掌握着启蒙和文明的皇冠。”这类知识有很大一部分传播到了西方，但当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以后，“接受教育却使得人们不去感恩”。这场运动并不是语言上的重生，因为在叙利亚，希腊语依然是人们日常交流和行政系统所使用的语言。因此，希腊知识在许多东方的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中心依然部分存在，人们也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延续至今的科学传统”。另一方面，希腊知识受到欢迎，部分原因也在于希腊知识的传统得到了保留。在欧洲传统中的这条特别的裂痕一定程度上被伊斯兰所填补。“7世纪之前，拜占庭高等文化对异教的希腊知识抱有充满敌意的冷漠态度，不再像前一时期的教父那样直接与之对抗。希腊文化在那时是一个已经被击败了的敌人。”阿拔斯王朝时期巴格达的翻译运动极大地推进了一个新的“多文化”社会的发展，进而以一种大马士革所没有的方式更新了希腊文化。

将希腊文献翻译成阿拉伯文的活动始于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巴格达的建造者——曼苏尔统治时期。“在伊斯兰教初期”，安达卢西亚的历史学家赛义德（1070年逝世）记载，“阿拉伯人除了他们的语言和关于宗教法律规条的知识以外，只有医学因为人们的需求而得到了发展。”哈里发要求翻译梵文的动物故事书《卡里拉》，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学的著作，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以及其他作品。曼苏尔对占星学历史有特别的兴趣，这种兴趣来自赋予他的统治以合法性的萨珊王朝传统，在这一传统下作为哈里发，曼苏尔也成了知识的领袖。这一联结也复兴了早期波斯文明，导致了对异教时期的回顾。波斯人相信所有知识都来自琐罗亚斯德教的圣典《阿维斯塔》，由于亚历山大的入侵，波斯人分散到了希腊、印度和中国。萨珊王朝的遗民带来了“一些阿拉伯人的翻译运动没有涉及的知识”。也就是说，首先有一场萨珊王朝的“更新”，然后才是阿拉伯人的复兴。从概念和现实（当时人们相信可以通过占星来预测其发展）上说，这都是一场知识的重生；通过翻译运动而得到恢复，这种观念对于我们理解萨珊王朝及其继任者阿拔斯王朝都很重要，复兴运动在商业和帝国政治成功的基础上“得到了制度和财政的支持”。

许多翻译工作是由伊拉克的基督徒群体完成的，在那里，聂斯托利派不需要像在一个对希腊思想怀有敌意的宗教系统框架下那样，额外地为自己在哲学上的探寻来“正名”。在图德拉的便雅悯12世纪访问巴格达时，巴格达的犹太人大约有四万，包括作为长途贸易商人的拉特纳犹太人和许多银行家，在医学和天文学领域也有他们的身影，但他们并没有参与到这场翻译运动中（直到许多年后在西班牙）。

早期伊斯兰科学的诞生因此也是一场复兴，因为通过翻译，它在某种程度上与古代希腊及其他科学的重生有关。在伊斯兰教扩展到黎凡特之前，曾有人将希腊古典文献，特别是哲学与神学，以及某些天文和数学著作翻译成另一种闪米特语言，即叙利亚文。在6世纪早期，曾在亚历山德里亚学习医学并在美索不达米亚工作的聂斯托利派基督教牧师——艾因角的塞尔吉乌斯，将至少26部盖伦的医学著作翻译成了叙利亚文；另有一些聂斯托利派基督徒也做了类似的工作。

在阿拔斯王朝来临之前，我们可以发现在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学者的推动下，伊斯兰世界已经在用叙利亚文教授医学、天文学、会计和测量，在行政逐渐阿拉伯化的同时，许多科学著作也被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大部分著作都来源于希腊，但在数学领域，微积分的相关知识与希腊没有什么关系，它们主要来自巴比伦、波斯、印度以及阿拉伯本身，中国科学家可能对此亦有贡献；大约有二十部对天文学非常重要的印度著作被翻译成了阿拉伯文。这些著作中的大部分，特别是科学领域的著作后来于9世纪时，在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马蒙的指导下，在巴格达被译成叙利亚文或阿拉伯文；甚至在阿拉伯人的征服到来之前，在萨珊王朝统治下的贡德沙普尔，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在医学方面延续着雅典的希腊传统。这些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当中有人后来又迁移至巴格达，成为御医，继续从事医学研究活动。随着想要建立自己“神圣”语言的阿拉伯人的到来，聂斯托利派和其他知识群体迅速地在翻译他们自己的宗教文献的过程中熟悉并适应了阿拉伯语（他们本来使用波斯语，在科学领域则是叙利亚语）。来自一个聂斯托利派基督徒社区的胡纳因（809—873）承担了主要的翻译工作，哈里发曾命令他到包括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地区搜集各类手稿。亚兰（例如，说迦勒底语的）基督徒和一些犹太人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翻译大部分在825年在巴格达建立的大型图书馆——“智慧之屋”中完成。这些群体在包括巴格达在内的广大区域内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并且翻译了许多著作（尤其是在医学方面），但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权和宫廷来建立图书馆，或者架设望远镜，因此这些群体的知识活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人的赞助。希腊知识的繁荣主要表现在科学方面，包括天文学、医学、光学、数学和几何，当时人们对于文学的兴趣并不高。德耶巴及其他一些人的作品论述过阿拉伯科学的“黄金时代”（不只是简单的翻译，也有自己的成就），后来从许多重要的方面影响了欧洲。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传播印度和希腊文明成就的问题，而是在某些未知的学科领域进行探索，尤其是代数。这种理论的计算方式被应用在处理社会问题上，例如：法官对遗产的处置。因此，像巴格达尼扎米亚这样的法律–神学学校教授代数并不是件不寻常的事情。其他一些科学家则是天文观测方面的专家。当时也有人在从事实验科学。之前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必须摒弃这样的观念：16世纪的科学复兴没有希腊以外的先例可循。事实上，伊斯兰世界为这场科学的复兴作了巨大贡献。

商业和宗教上的联系意味着信息从整个亚洲地区涌入欧洲。9世纪中期时一位匿名作者发表了一本书，题为《关于中国与印度的信息》，其中包含对印度洋和中国海海岸的描述，这表明了伊斯兰世界对东方的探索到达了何种程度。印度数学家对阿拉伯，进而对欧洲科学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最初，在阿拉伯地区和在印度一样，计算是在泥或沙子上进行。之后蜡版和铁笔的使用使得计算能被更长时间地保存，但随着纸张和墨从中国的传来，关于计算知识才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对纸张和墨的取得给文字文化带来了一场真正的进步，因为这些技术降低了书写的成本，使得书面文献更易于积累、传播和保存。

总之，希腊知识的宝贵遗产在伊斯兰世界得到尊重和学习的程度，绝不亚于西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和后来的挑战者——斯多葛主义者、毕达哥拉斯学派、新柏拉图主义者们的学说也被吸收进了穆斯林学术中，深刻地影响了伊斯兰神学、神秘主义、科学和政治思想。希伯来世界当然也曾深受希腊影响，特别是在亚历山大征服时期。的确，圣经的一个修订本就是以希腊文写成的，犹太哲学家亚历山德里亚的菲洛（前20—50）也深受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在整个近东地区，希腊语变成了“文化的语言”，甚至昆兰古卷也包含一些用希腊语完成的陈述。不过，是穆斯林及在穆斯林统治下的族群重新发掘，系统化，阐释，在许多情况下修正或改进了希腊人在数学、天文学和光学领域的成就；他们扩展了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研究，大幅修正和调整了托勒密的成果，对盖伦的医学体系的发展也属于这一时期的成就。天文学也得到了发展。比鲁尼在10世纪末期时写道：他生活在一个特别的，在知识方面极其多产的时代。

翻译运动的动力不只是自哈里发马赫迪（775—785年在位）的时代来自阿拔斯王朝的宫廷，也来自商人和高级官员。推动这一进程的因素除了阿拉伯科学家群体的产生外，还包括纸张在九世纪时的出现，信息由此可以更加便利地传播，特别是对于大型图书馆的建立。纸张的制造在知识的民主化方面引发了巨大的“革命”。这意味着复制变得容易许多，进而带来了书本的贸易。这些作品的资助者不只有宫廷，也有商人及其他富人。这种对书本的兴趣立刻引发了对翻译的需求，因此导致了古典知识、特别是希腊知识的进一步复兴，并促使人们搜寻旧时的各类手稿。

但如果阿拔斯王朝时期有希腊科学文献的重生，为什么在伊斯兰世界没有发生一场欧洲那样的完整的文化复兴运动？首先，阿拔斯王朝的复兴是有限的，被包含在“翻译运动”之中，主要局限在天文学、占星学和数学方面。伊斯兰世界的复兴并不涉及对古典文化全面的推崇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意义上的试图回归过去；没人试图像欧洲那样恢复过去的仪式，如为杰出诗人戴上桂冠；或者像帕拉迪奥复兴古典建筑，或者多纳泰罗复兴古典雕塑，对于文学同样如此。伊斯兰世界的复兴局限于科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涉及哲学，其繁荣只发生在这些有限的领域内。古塔斯曾主张科学与宗教之间并不存在不兼容的情况，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种观点。并且，在伊斯兰历史中始终存在着对世俗发展的强大的反对力量，不论是对视觉形象（图形），还是对新通讯手段（印刷术）的反对，而这二者都密切影响了科学的发展。概括地说，就像扎夫拉尼对安达卢西亚的描述，在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中，有更多“人文主义”因素的时期和更强宗教性（之前我们称之为“正统”时期，但伊斯兰世界中有人反对使用这一术语）的时期交替存在。在基督教世界也发生了类似的交替。君士坦丁堡的“复兴”意味着拒斥希腊（异教）传统这一做法的终结。而“拜占庭最早的人文主义”，与“‘黑暗时代’的恐怖”结束后古代科学的复兴，都与希腊–阿拉伯翻译运动的影响有关。但这些都是指向以更加世俗的方式理解世界的暂时性的运动，而不是像我们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所看到的永久性的转变。这种差别产生的原因似乎在于13世纪早期，一些欧洲大学为世俗（以及宗教）

知识的扩散提供了更加适宜的平台。大学取代了修道院和教会学校的地位，聚集来自大陆各个地方的学生；大学使得文艺复兴时所产生的变革得以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