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回顾
12月22日，星期六，雾，有霜。
昨天是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签署《十二月宪法》五十周年纪念日。仿佛是为了纪念我们的帝国在妥协中度过了半个世纪，帝国议会在21日正好通过了一项呼吁和平的动议。我觉得如果他们知道东线的谈判此时已经开始应该心情会好很多，当然前提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我们对俄国人提出的是什么条件。
我们的谈判代表其实早就出发了，今天他们已经开始跟俄国人谈判了，但是我晋升的事情还没有消息，所以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出发。对这个我并不着急，横亘在我们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是“自帖木儿以来最大的战场”（这句话实在太有意思了，所以我一定要引用一下至于原因我一会再说），在他们谈出结果以前我一定已经当上将军了。
布列斯特和谈的俄方代表，右一为代表团领导阿道夫·越飞，左二为托洛茨基
说到晋升，我很清楚他们到底在担心什么。以我这个年龄还没结婚也难怪他们会想到波茨坦病。但是说到波茨坦病，在弗兰茨-费迪南大公主持军队的年代他们就很紧张，紧张到雷德尔上校为了掩盖自己的这种倾向成了俄国人的间谍。大公死后其实气氛宽松了很多，毕竟在战时没有人会把这种问题当成什么大事，但是新皇帝卡尔似乎对他的那位叔叔怀有某种憧憬，对军队的道德状况和虔诚又提出了要求，所以军部对军官的审查又变得谨慎了。
这周我去见施特劳森贝格将军，他显然以为我正对晋升的事感到焦虑，就跟说我说了一大堆程序问题啦、要有耐心之类的话。说完他又让我坐下，还递给我一支烟。正当我觉得意外的时候，他跟我提到一项任务。他让我作为军方代表之一去参加帝国在布里斯托尔饭店为奥斯曼帝国皇初举行的欢迎会。这位皇储是苏丹的弟弟，即使在施特劳森贝格将军看来也是一位无足轻重的人物。他此次出访中欧盟国比旅行强不了多少，但是将军对皇储的侍从武官很感兴趣，他希望我去见见这位侍从武官，然后给他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当我问这位侍从武官是谁的时候，将军表现出一副意外的神情，然后递给我一份档案，“凯末尔帕夏是这次的侍从武官你不知道么？”
凯末尔帕夏！在这场没有英雄的战争里，这个名字一听就让我兴奋起来。当然施特劳森贝格将军的烟可能也起了作用，那支烟里竟完全没有掺树叶，不知他收藏了几年。施特劳森贝格将军就是这种精明的计划者，他在1916年算到罗马尼亚人会从哪里翻过喀尔巴阡山，在星期一算到这个任务可能伤害我的自尊，说不定也在1914年算到了一旦战争陷入僵局烟草里就会掺进红榉叶；只不过我并不觉得自尊受到了伤害，所以那支烟算是我占了他的便宜。凯末尔的形象和施特劳森贝格将军有些类似，他也是个精于计算的人，首先他数学很好，“凯末尔”在奥斯曼语里是“完美”的意思，据说这名字就是数学老师起的。其次他在1915年的加里波利也准确地预判了英军的进攻方向，和德国人一起把澳新军团逼下了海，成了捍卫伊斯坦布尔的英雄。和施特劳森贝格将军相比，凯末尔唯一的短板可能是政治，他的1917年过得并不好，不然也不会从叙利亚前线回到后方当一个侍从武官。但奥斯曼苏丹已经74岁了，谁知道凯末尔给王储当武官是不是出于什么政治野心呢？毕竟有传闻说他和当权的恩维尔帕夏关系不好。统帅部想要知道的显然就是这方面的消息。
年过古稀的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五世
奥斯曼王储是苏丹的弟弟，看起来精神头也不咋样
然而这种消息怎么可能从外事活动里套出来！在招待会上我们听王储用磕磕巴巴的法语作了演讲，大意无非于欢迎东线的和平、在中央盟国的帮助下叙利亚局势已经得到控制云云，这些无聊的内容我事后都写进报告里了。但在布里斯托酒店的宴会厅里还发生了一些更有意思的事，那是不能写进报告的，所以我就记在这个小本子里。
那是在穆罕默德王储的演讲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当时他正在赞美奥斯曼陆军的两个师如何在加利西亚前线与我军配合作战，却把“贵国尊敬的卡尔皇帝陛下”（Sa Majesté）念成了“皇帝阁下”（Son Excellence）。在这之前王储的法语已经有很多问题了，唯独这个灾难性的错误令我尴尬地扭头向餐桌的另一边看去，结果被坐在我下面的那位先生吓了一跳。他和施特劳森贝格将军长得真像！好吧仔细一看他的面部轮廓比施特劳森贝格要圆一些，但不得不承认在战时特有的昏暗灯光里突然发现下座坐着白天才刚打过交道的顶头上司，是一件活见鬼的事。更令我惊讶是的是那位先生的反应：哦，您一定是战时通讯社的那位大校先生了！他的德语带着一股瑞典腔，而瑞典确实是一个与我们有诸多往来的中立国。但我想到芬兰也有人说瑞典语，他们最近从俄罗斯独立了，而且和瑞典有领土纠纷，这令我怀疑他的身份是不是某位瑞典或芬兰外交官，带着和我一样的目的来布里斯托酒店刺探我们对于北欧的态度。
瑞典学院院士斯文·赫定
奥匈帝国总参谋长亚瑟·冯·施特劳森贝格
出于这种戒备心，我跟他说我确实在战时通讯社工作过，但随着战况飞速变化，现在我另有任用了。我反过来问那位先生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我不记得曾见过他，也没听人提起过一位来自中立国的先生。他热情地说：我从罗伯特·穆齐尔博士那里听说过您，他给了我一张您的照片，说您是他在维也纳的朋友。我叫斯文·赫定，大校先生。哦赫定阁下！我一边装作熟悉并惊讶的样子，一边在脑海里快速地思索该怎么恭维他。我记得他是个中亚探险家，于是向他提起我对那本从西藏到波斯的游记是多么印象深刻，直到他指正我：从西藏是不能直接去波斯的，您要不然走喀什噶尔去阿姆河或阿富汗，要不然走廓尔喀去印度和俾路支！我只好承认自己实在不了解中亚地理，但赞赏您的冒险精神。那位斯文赫定先生突然夸张地（当然是在宴会礼仪允许的范围内）笑起来，说：我是地理学家，先生，我需要的是科学精神！您可不一样，您和那位穆齐尔博士一样是军人，您才需要冒险精神！
我跟这位斯文·赫定先生聊了几句才知道他几天前刚从意大利前线回来，那么他能结识穆齐尔也就不奇怪了。听完王储的演讲，他在餐桌上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起我们的山地步兵是如何在火炮掩护下逼近敌人的战壕，那场面怎样让他联想到中世纪奔驰在雪山和沙漠的内亚武士，而这场战争又是怎样一场德意志民族的生存之战。他还说什么东线是人类史上“自帖木儿以来最大的战场”，差点害我这个未来的和谈代表笑出声。
坦白来说一提起我们在阿尔卑斯山上的山地步兵，我只能想到那些躺在掩体外面晒太阳的可怜鬼。我真的很想提醒赫定先生那些德意志民族的雄狮们连条像样的裤子也没有，但军队的纪律禁止我对中立国人士发表不利于我军形象的言论。说到纪律，是谁让这位中立国的先生参加这场接待会的？他能上前线当然是因为有我们军方的关系，但参加中央盟国内部的外事活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时斯文·赫定告诉我他回到维也纳之后就住在这间布里斯托酒店，还跟我反复考证为什么这家酒店会取一个英国名字，我才明白他八成是靠自己的名声就让门口的卫兵放行了。
战间期的布里斯托酒店，已经挂上了奥地利共和国旗
要找到凯末尔其实并不难，他戴着顶红色的菲斯帽，留着干练的小胡子，虽然高官们都觉得他已经失势了没有特别关注他，但他的四周围满了对好奇的女士。很显然他对女士们已经感到不耐烦了，所以找到一个机会站到他旁边一起抽支烟是很容易的。果然，看到我走过来，凯末尔显得有些放松，甚至主动跟我说“您终于从那个冒险家身边逃出来了？”原来他已经把我和斯文赫定看在了眼里，而赫定也找到了跟他颂扬我们赫赫武功的机会。
凯末尔这个人的神情并不令人愉快，不管是他的神态还是他的目光都有点过于做作的土耳其人式的刚毅。他和王储一样跟我们说法语，但他的法语也和王储水平差不多，甚至也犯了那个“阁下”“陛下”的错误。我就今年萨洛尼卡发生的大火对他家乡的处境表示同情，这显然让凯末尔有些意外，他的小胡子抽动了一下，然后审慎地回答“着火的主要是犹太人区，距离我出生的地方有段距离”。不过提到萨洛尼卡显然让凯末尔有些愉悦，他拉着我紧走两步以便躲开正向这边赶来的斯文·赫定。
1917年的凯末尔在叙利亚前线
萨洛尼卡的人口超过15万，1917年8月的大火令至少7万人无家可归
我们趁机一起到大厅的角落里抽了根烟。凯末尔似乎挺看不起斯文·赫定，他说这个瑞典人亲自上了战场还会相信报上登的消息，真是不可思议，你们战时通讯社干的不错骗了不少人。这次轮到我大吃一惊了，这个土耳其人显然很得意。然后说“老实说你相信还能打赢么？”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又摆出那副土耳其人式的严厉神情，让我很不舒服，而且我不知道我的话会在他们那边被怎么报告所以一时语塞。
“我了解了一些东线和平谈判的消息，德国人的条件是很不聪明的，你们的切尔宁伯爵应该警告他们，但我觉得你们的很多人和德国人一样心存幻想，这下我们谁也没法报告这段谈话了是吧”，他哈哈大笑，于是我也只好跟他实话实说：我觉得如果我们对俄国漫天要价，很难想象将来别人会怎么对待我们。
1917年12月11日，英军攻占耶路撒冷
“是的！是的！”这个土耳其人达到了他的目的，变得轻松了很多。他跟我抱怨苏伊士运河远征是一场灾难，耶路撒冷也丢了，现在帝国在近东的大部分领土都岌岌可危，但恩维尔帕夏却主张在高加索夺取更多的领土。“在需要保卫自己心脏的时候，把双手都向伸出去！”他做出这个张牙舞爪的姿势的时候，我们俩都哈哈大笑。最后他跟我说明年夏天一切都会明朗，如果到夏天我们还没有取胜，那么没有一个中欧盟国能撑到明年的这个时候。然后他跟我说你应该参加到东线的谈判里去，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军人，虽然你的特殊和我的正好相反，但是我们都是能够看清形势的人，而且我觉得你肯定有办法解决。
我觉得这应该是凯末尔的客套话，但这确实提醒了我晋升的事。昨天我让勤务兵去送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写着让A夫人尽快从普雷斯堡回维也纳来。当我从窗口看到我的勤务兵被宪兵叫住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对我的疑虑就快被打消了。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责任编辑：
安梁_NN2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