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夏恩，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天堂是什么样子？在《花花公子》的创始人休·赫夫纳的遗体渐渐凉透时，提出这个问题应该是个绝佳时机。毕竟，他所创造的这本杂志以及围绕着这本杂志而建立的花花公子娱乐帝国，为全世界数以万计的男性提供了宛如天堂般的极乐诱惑。想一想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有多少年轻稚嫩的身影，费劲气力躲过了老师和家长严厉的目光，在书桌下或是房间的角落里，靠着这本被传阅翻烂的杂志和自己的左手，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那是他们第一次体验到接近天堂的那种欲仙欲死的快感。对无数的成年人来说，如果有天堂的话，那么就是被杂志封面上“兔女郎”环侍在侧，美酒佳肴，笙歌不断的样子。
如果这真的是天堂应该有的样子，那么赫夫纳本人早已身处天堂。毕竟《花花公子》是他的创造物，这位造物主理所当然也享受了他的造物给他带来的乐趣。在他的花花公子大厦，这座人造天堂里，赫夫纳总是被一群精挑细选的“兔女郎”包围着。尽管在镜头前，他总是装扮得相当得体：西服革履、打着领带，或是深蓝呢绒上衣和白裤子的船长装，以及长可及膝的长袍睡衣。可是环绕着他的那群兔女郎却只是裹着用来遮住必要部位的几缕布条，唯一多余的衣服，就是她们脖子上的小黑色蝴蝶结和屁股后面毛茸茸的兔尾巴——赫夫纳相信，这些小小的多余的装饰更能挑逗起男士们的性趣。
他说得没错儿，正是这样。尤其是当镜头离开时，他也可以松开自己拘谨的衣服，投入到这片香艳海洋中。即使到了90年代，他衰老的身体不得不靠伟哥来强振雄风，但他宣称自己曾与超过1000名女人上床这句话，绝非浪得虚名。
在公开宣称与女人上床这一点上，中国现代史中，只有被后世称为“少帅”的张学良才能与之并驾齐驱，而且这两个人都活到了令人惊羡的高寿，赫夫纳以91岁高龄去世，而张学良活到了一百岁。后者在接受唐德刚采访的口述历史中声称自己“那个嫖的不算，花钱买的、卖淫的不算，我有十一个女朋友，情妇！我的情妇算一算有十一个”，并且细述这些“情妇”是如何主动投怀送抱的。如果赫夫纳能和张学良见面接触的话，两个人肯定有足够多的御女心经可以达旦长谈。但事实上，这两位同好之间唯一的接触的那本薄薄的《花花公子》。
晚年张学良依然沉迷于阅读《花花公子》
1950年代的台湾，《花花公子》仍然是一本禁书，但并不妨碍同样被软禁的张学良从其他渠道得到并翻阅它们。不过也许这本杂志里的内容对这位情场老手来说太过幼齿，所以并没有留下少帅本人对这本杂志的任何评价。但这本杂志在党禁时代的台湾却留下了另一种特殊的印迹——它是异见分子眼中抵抗和自由的象征。后来以鼓吹台独著称的异见分子彭明敏，就在回忆中提到他在坐牢十三个月后回家看管期间，他的朋友李敖“怕我监禁生活太干枯无聊，每次都会带来当时受禁的《花花公子》杂志最新一期，借给我看（他言明是借的，不是‘送’的，所以每本都须于下次会面时归还他，我乃照办不误）。”彭明敏最后向蒋介石“悔过”出狱的原因，据他自己向李敖“坦白”，也是“我一想到女人那一对奶，我就只好投降了。”
李敖本人更是《花花公子》的拥趸。他把杂志上大幅的裸女照剪下来，贴在他“气质严肃”的书房里。让初次拜访他的胡因梦感觉到是“《花花公子》的老板赫夫纳和某某大文豪都挤在同一个屋檐下”。数年后，李敖本人竟成为了《花花公子》的采访对象。在访谈中，他将已经加入他前妻俱乐部的胡因梦称为“‘新女性’的典型，虚伪而美丽”，并且大谈特谈自己对性的开放态度：“我认为争取性自由也是争取一般自由的一个好起点……我一直欣赏裸女，因为裸女是战斗中第一流的武器”。
而在中国大陆，虽然《花花公子》杂志严禁公开发行销售，但一些嗅觉灵敏的人仍能让自己的长鼻子伸过高墙，从这本对平民百姓禁止的杂志中嗅出危险的气息。1990年，日本自民党政客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花花公子》（1990年10月刊）中称“人们说日本人在那里（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杀，但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这个故事破坏了日本的形象，它全是谎言。”中国大陆的《人民日报》迅速在1990年10月14日发表的驳斥文章《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历史》，整篇文章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大陆民众都一无所知的《花花公子》称为“一家在美国出版的杂志”。但到今天，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花花公子兔”，这个著名的系着蝴蝶结的兔子头标志。尽管至今中国民众仍然无法从公开渠道获得这本杂志，但“花花公子”在全球总收入的三分之一都来自于中国大陆——不是通过杂志，而是通过那个系蝴蝶结的小兔子品牌。
性，自由，政治斗争，大批判，商业运作。“花花公子”在中国的这些关键词，恰恰也是它的整部成长史的关键词。仿佛它无论到哪里，都能惊起同样的波澜，或大或小。也许，只有深入“花花公子”的内部寻微探幽，才能理解它的真正魔力所在，那个真正的秘密，或许就隐藏在赫夫纳挖了半个世纪的“兔子洞”里
兔子洞里有什么？死亡、恋童癖和绿帽子
系着蝴蝶结的长耳兔子，是赫夫纳“花花公子”天堂诱惑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尽管在现实中，它更多被人格化为头戴兔子耳朵，屁股后面有个毛茸茸小尾巴的“兔女郎”，但对全世界广大熟识这个标志的人来说，兔子本身就已经成为了挑逗诱惑的象征。“花花公子兔”这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标志符号之一。但饶富意味的，这并不是赫夫纳赋予了兔子性挑逗意味，恰恰相反，他只是利用了兔子在西方文化中本身具有情色意象。兔子特别高的繁殖率和随时准备交配的特点让它成为了性欲旺盛的象征。古罗马时代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就在《博物志》中指出，兔子的肉可以使不孕的妇女生育，它的睾丸能够增强男子的生殖能力。在中古时代，野兔肉是最常用催情春药之一。（但如果是赫夫纳生在中国，他很可能就不会选择兔子作为“花花公子”的标志，兔子在中国明清时代是“同性恋”的代名词。但另一方面，“花花公子”在中国的代理人则发现中国的年轻的女孩儿很喜欢把毛茸茸的兔耳朵头饰戴在头上，招摇过市，还觉得这样很可爱——“这意味着她们根本没搞懂戴着兔耳朵是什么意思”）
然而，如果仔细考察花花公子的历史，就会发现，这本杂志最初设计的标志是“一只雄鹿，穿着睡衣，叼着烟斗，举着马提尼酒杯，站在壁炉前”。刊名也理所当然地被命名为“雄鹿党”（Stag Party），但很快，赫夫纳就收到了一封代理女性杂志出版商的发来的律师函，信中称他们新刊物的刊名与自己代理的一家女性杂志《雄鹿》太过相像，而他们的杂志的主题是“田园溪流”。信函威胁称如果赫夫纳不更改刊名，他们就要诉诸公堂。
赫夫纳本来对“雄鹿党”这个刊名在打乒乓球时灵光一闪的名字有所遗憾，这封律师函恰好可以让他把“花花公子”这个名字抛出来。就在当晚，他给插图设计师阿特·保罗打了个电话，明确地告诉他希望新的标志是个“穿礼服的聪明、美丽、性感的兔子，兔子要能体现杂志的风格”。“只花了半个小时”，著名的“花花公子兔”就诞生了，按照阿特·保罗的说法，这只系着蝴蝶结的兔子标志“看上去气质高贵，喜欢享乐”。
这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花花公子兔”品牌诞生故事的全部内容，简洁、直接、干脆，但总给人感觉似乎刻意抹除了一些东西。比如赫夫纳为何会突然下定决心使用兔子这个标志？除了兔子在西方文化中本身具有的性欲意象之外，是否还有别的考虑？
多年后，赫夫纳在回忆中透露出兔子形象的另一个来源：他的童年。在他六岁时，他曾经拥有过一条蓝白相间的带兔子图案的毯子。那一年，他得了乳突炎，父母为了安慰他，送给他一条小狗作为礼物。年幼的赫夫纳特意将自己心爱的小兔毯子给小狗用。但遗憾的是，这条小狗仅仅活了一周就死去了，它用过的小兔毯子也不得不烧掉。赫夫纳因此伤心不已，这也是他第一次见证死亡。
“花花公子兔”最初的原型竟然与死亡联系在一起。这或许会让很多从中窥出欲望和享乐的人感到失望。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性高潮与死亡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暧昧的联系。它们都是突破某种界限而达到一种极致的境地。性与死相辅相成，是将人送往天堂的必经之途。如果仔细审视赫夫纳的童年，就会发现他在这方面显得很是“老成”。骷髅、死尸、骨头、幽灵、魔鬼，是童年时代的赫夫纳最喜欢涂画的主题。在他小时候创作的一部漫画《骷髅复仇记》中，他描绘了一个骷髅头的魔鬼，怀里抱着一根死人骨头。他也喜欢阅读美国惊悚大师爱伦·坡的惊悚小说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系列探案集。在14岁时，他甚至创办了一个“战栗俱乐部”，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俱乐部的目的就是“聚集所有喜欢毛骨悚然和恐怖刺激感觉的人，一起分享秘密”。这些黑色、阴暗，被死亡、凶杀和恐怖笼罩的意象，在赫夫纳的幼年时代源源不断地涌进他的脑海里。
这可以被解释为每个人在躁动期都会有的一种寻求刺激的心理。但另外一件事却不是人人都可以遇上。1931年，赫夫纳五岁时，他的爷爷詹姆斯·赫夫纳在科罗拉多州被捕，被控对3名10到11岁的女童采取“不正当行为”，这名61岁的老男人“肆意的、恶毒的把手放进这些女童的衣服里，抚摸私密部位”。几年后，当赫夫纳知道祖父曾经犯下的罪行时，他一面感到反感，另一面又认定性压抑才是导致这种变态恋童癖行为的罪魁祸首。将矛头指向那些“制定规则的人”，也就是“限制压抑性行为”的“清教主义”的刻板教条。
这个结论，可以说是对他后来反复宣称非常尊敬的母亲的近乎彻底的否定。赫夫纳的母亲是一位恪守宗教道德的女性，尽管在教育方面，这位母亲显得比较进步和开通，比如她曾经告诉年幼的赫夫纳不要理会外人对黑人的歧视，这在1940年代种族歧视仍然盛行的美国良能可贵。她也从纯生理学的角度给赫夫纳上了人生第一堂性教育课。
但总体上来说，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性的认识，赫夫纳的家庭都相当保守。赫夫纳的外祖父是个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家长，也就是说，当他认为某件事情不合规矩时，他会拿起那条“黑色的蛇皮鞭”狠狠地抽打。这种调教下成长起来的女性，自然也凛遵道德不辍，在家庭生活中相当内敛。赫夫纳的童年记忆中几乎没有父母亲情亲吻和拥抱的印迹。即使他母亲以一种“进步”的态度给他讲了所谓的“性”，但这种生物学上“性”并没有给赫夫纳带来精神上对“性”的真正理解，相反，一如你不可能对着生物课上的解剖模型产生性冲动一样，这种纯生理学的讲解法其实压抑了人在萌芽时期的性意识，甚至连披在性上面的那一层薄薄的神秘感也赤裸裸的撕扯下来了。
当赫夫纳真正进入成长期后，幼年时期的这些压抑和束缚，以及对死亡和刺激的追求，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叛逆的暗流。不少文章都在强调赫夫纳少年时代近乎清教徒般的生活，以便和之后他创立“花花公子”所表现出的纵情肆欲形成强烈的反差，好制造出强烈的戏剧性。尤其是那个在18岁之前都未使用过神圣的左手的段子，似乎更证明了这一点，仿佛《花花公子》的创立才是这个保守羞涩的年轻人突然的转折点。但事实上，赫夫纳的少年时代不仅不刻板，反而不乏温柔乡里的经历。他穿着夸张的衣服，善于在女生面前摇摆跳舞，同时向两到三个女孩儿示爱，并且至少有一次“汽车后排露天座位”上的“经验”。他的父亲怒气冲冲地责骂他这种行为“不可容忍”，但赫夫纳却认为“正因为这种行为不被接受，露天座位才被赋予了某种浪漫的联系”——在他的《花花公子》杂志中，不乏这种表现“浪漫联系”的照片和文学作品。
1944年，入伍参军的赫夫纳和自己的第一位妻子米尔·威廉斯确定关系——也就是米尔公开大方地坐在赫夫纳大腿上之后，赫夫纳一面给米尔写了80多封情书，一面和许多“高中女生”打情骂俏。在给一位约会姑娘的信中，他坦白的写道：“我和米尔之间有太多的不同，偶尔我会意识到我还是那只老色狼，因为我脑子里还想着别的女人”。在给一位好友的心中，赫夫纳坦诚自己在感情上实际上背叛过自己的未婚妻：“她要是知道我当兵时的那些风流事，恐怕她一辈子都不会搭理我了”，但接下来他又写道：“她不理我也可能有别的原因，因为我知道我当兵时她也没少快活。”
因此，在感情不忠方面，赫夫纳和他的未婚妻两人应该算是半斤八两。考虑到这一点，再反过头来看赫夫纳一而再，再而三，翻来覆去讲述的那个婚前被戴绿帽子的故事，就涂上了一层虚伪的绿色油漆。赫夫纳讲述的每个版本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但核心故事都差不多：他和米尔在看完了一场讲述女教师错手杀死企图强暴她的男学生的电影后，米尔突然崩溃了，在散场回家的路上，她哭哭啼啼地告诉赫夫纳自己曾和学校里的一名教练发生了关系，“做过一次，但既不浪漫也不让人满足”。
赫夫纳形容自己长期以来内心的平静被打破了。是一场“巨大的打击”。如果他过去的生活真的像他后来展示给世人的那样庄重、严肃和保守，那么他所说的“震惊”和“受到巨大的打击”还真实可信一些。但如前所述，他自幼就在心理上对刺激和冲动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他少年时代在性方面的所作所为也充满了强烈的离经叛道的叛逆行为，这一切都证明他在感情上的朝秦暮楚和对异性无止境的追求早已有迹可循，绝非仅仅是受到了戴绿帽子的刺激。
因此，这次绿帽子行为对他最大的影响恐怕并非他所宣称的，他从童年时代一直恪守的传统保守的价值观的崩塌——那种价值观几乎从未对他产生实质上的影响，而是让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信念：他本人同时享有多个异性伴侣合情合理，这也可以被视为他早年遭受感情不忠的一个补偿。而他的另一半却绝对要对他自己完全忠诚。如果他发现对方不忠，他会感受到强烈的背叛感，异常受伤，需要加倍补偿。
从这个角度上讲，正是米尔给他戴上绿帽子这件事让他“解放”了。在他和米尔正式结婚后，他又找了一个小护士来填补自己在性上面的空虚。赫夫纳认为这个小护士“想办法让我找回了性方面的自尊”。他之后的几次婚姻也往往以指责对方感情背叛给他戴了绿帽子而告终，接下来就投身于更加纵情姿乐的兔女郎们的怀抱。他在感情上永远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因此他随时需要投入一群少女的怀抱来让自己受伤的心灵得到安慰。就像一只可怜的小公兔，蜷缩在一群母兔温软的怀抱里，一面抚慰心灵，一面享受性欲和乐趣。
那只象征着“花花公子”性欲和享乐的小兔子，早已在他的童年时代就在他的心里蹦跳扑通。从死亡带给他的强烈刺激，到他主动去寻求恐怖和惊悚这些感官上越界的叛逆行为，再到他带着这种叛逆心理走近躁动的少年时期，与一个又一个女孩儿展开了一段段或短或长甚至“不可容忍”的恋情，乃至于这个多情浪子最终被自己的未婚妻戴上了绿帽子，这只小兔子从那条蓝白相间的毯子上一路飞跳奔突，越过一个又一个藩篱，跟着他一起成长。直到他最终让人把它画下来，成为这本举数瞩目的成人杂志的标志。很少有人愿意承认他们从这只兔子身上读出了这样一句宣言：“我受伤，所以我放纵；我恐惧，所以我享乐；所有人都对不起我，所以我只为我而活，这就是我的自由”
成为“花花公子”：性，女权主义与混乱的成人世界
1953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花花公子》第一期杂志出现在报刊亭的展架上，封面就是那张后来成为经典的玛丽莲·梦露的“裸照”。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这张被梦露自己称为“身上什么都没穿，只开着收音机”的照片一点儿也不露骨。但对1950年代的美国人来说，这个敏感部位遮得严严实实的女性形象已经足够让人血脉喷张了。第一期在没有任何宣传的状况下卖出了5.8万册，这在当时是个令人瞠目的数字，而这个数字很快在一年后上升到18.5万册，五年后达到110万册，被认为是美国出版史上空前的成功。而这一切都根基于它的创刊号。
创刊号的卷首语是推崇《花花公子》的知识人最常引用的“名言”，他开门见山地宣称这本杂志的读者是“年龄18岁到80岁之间的男性读者”，“如果你希望以幽默、高雅和有情调的方式提供娱乐，那么你一定会喜欢上这本与众不同的《花花公子》”，阅读它的环境是“喝点儿鸡尾酒，尝点儿开胃菜，在留声机上放点儿感伤的音乐，邀请一位女伴聊点儿私房话，谈谈毕加索、尼采、爵士乐和性”。这些形容词听起来给人一种高格调的幻觉，就像1930年代上海流行的《良友》杂志一样，一面在封面上以面带笑靥的肉感少女示人，一面又在内文中以文人格调和小资情怀来宣示品位一样。
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花花公子》卷首语中的描述呢？必须承认，在后来销量猛增的杂志中，赫夫纳确如承诺的加入了更严肃、更有格调的，也更富于思考的内容。美国最出色的文学头脑：毛姆、波蒙特、布雷德伯里、斯坦贝克都用他们手中的笔杆子为这本成人杂志倾注心血，他们最出色的作品往往最先在《花花公子》上一炮打响。比如布雷德伯里举世闻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华氏451度》最早就在《花花公子》上连载。
但在此之前，赫夫纳的杂志可谓表里如一。就像赫夫纳自己坦承的那样，这本杂志最初几期的内容就是“有点儿黄，有点儿白”，还有点儿是“借来的”。可以说是一本杂七杂八的大杂烩。里面充斥着粗俗的带色笑话和半遮不掩的性暗示。赫夫纳在杂志中向兴奋的搓着手的男性“成年”读者保证“在今后每一期的《花花公子》里，我们都会附带一张全彩色美女床头画”。
这当然是一种为了讨好男性的销售策略，但也同时反映了赫夫纳本人的审美和情趣。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花花公子》对自己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调侃女性的笔锋并不遮遮掩掩。它一方面用美女封面和内文露骨的照片以及“彩色美女床头画”吸引读者，另一方面又对女性大加讽刺。在最初的《花花公子》杂志中，凡是出场的女性，不是用自己的姿色让男性一饱眼福，就是贪婪小气，性情可鄙，令人生厌。当一名妇女（她肯定没有读过创刊号的卷首语，所以没有听从劝告读了这本专属男性的杂志）因为读到杂志中讽刺贪婪的女人用离婚官司来榨取前夫财产的文章时，愤怒地写信表示，有很多男人都是玩弄女性的骗子，因此他们应该掏钱来补偿受伤的女性。但《花花公子》则言简意赅地回复道：“啊，闭嘴！”
“闭嘴”这句话在当时的美国可以说是一句流行语，它可以中断让人尴尬的话题，比如“性”。1950年代的美国社会，在性上面，可以用“假正经”来形容。它允许道貌岸然的男盗女娼，但却又假装没有这回事儿。有时还会刻意装出一幅道学先生的样子，用法律的强制手段“导人向善”。比如在有些州，婚姻内必须“男人在上面，女性咬紧牙，才算合法”，明确表达对性的某种观点不仅是不礼貌的，而且很可能触犯某种法律。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初创的《花花公子》尽管露骨、粗俗而且刻薄，但它毕竟以自己的鲜明的态度喊出了那个时代被压抑的声音。对渴望突破个人生理和社会界限，迈入成年世界的男性来说，它就像一块路标。告诉你“成为男人，还有45页”。不管有意无意，它确实在1950年代起到了赫夫纳后来宣称的“颠覆50年代美国对性的普遍态度”，将美国男性从言不由衷的假正经中解放出来。1956年秋，在《华莱士访谈》节目中，在面对华莱士咄咄逼人的“你是不是很享受从过度色情的事业中牟取暴利”的采访问题时，赫夫纳恼怒地反驳道：“性本身没什么肮脏的，除非是我们把它想得肮脏了……如果在性中发现了邪恶、淫秽的东西，那么这个人的头脑一定是病态的。”
此时的赫夫纳凭借《花花公子》在性上面的的犀利文风和鲜明表态，俨然成为1950年代美国“性解放”运动的领导者。赫夫纳当然也身体力行，造就了被誉为“成人迪士尼”的“花花公子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中的成人天使们“兔女郎”，成为打着“性解放”幌子的男性们“征服女性”的香艳阵场。同时他自己和他的杂志员工们也在杂志社内部践行各种“解放体位”，包括把四张床拼在一起，同时跟10到20个女人私通。一如插画设计师阿特·保罗所嘲讽那样，赫夫纳追求女同事是“每做一次就在床头划一道的幼稚做法”。
就像前文提到的，很多赫夫纳的辩护人将其解释为他因为婚前绿帽子受到的刺激而进行的补偿。但给他戴绿帽子的第一任妻子米尔则公正地发现，赫夫纳的性冒险念头早在少年时代就已萌芽——她的对的，《花花公子》的巨大成功让他将过去的念头和小打小闹得以付诸更狂野的实践。不过赫夫纳很快就会为此付出代价。尽管是以一种非常讽刺的形式。
从1950年代开始，赫夫纳就自诩“性解放”革命的领导人，但现在他的部下却突然哗变。1969年2月，爱荷华格林奈尔学院的演讲大厅里，一群脱光了上身的男男女女突然涌了进来，打断了《花花公子》校园推广部主任德雷珀的演讲，开始散发传单，指控“《花花公子》将女性塑造成宠物狗般的玩物”。这些人是一群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们认定赫夫纳在《花花公子》中针对男性宣传的“性不受约束”的观念，将男性教唆成了玩弄女性的高手。而且在杂志中，女性完全是以挑逗男性欲火的搔首弄姿的形象出现的，而不是女权主义者们所期望的独立、自由，不依附于男性的个体。
赫夫纳确实发表了一些在今天看起来政治非常不正确的言论，必须指出，这也是他本人内心的真实想法：“男人出门，杀死老虎‘女人在家，侍弄瓶罐。公平，不公平，好，坏，无所谓，角色划分就是如此”“理智的女人不会真正要求平等……因为不计其数的特权、照顾和礼节都是保护女性的，她们不愿放弃这些”。
这些话当然会激怒女权主义者，但赫夫纳言论的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他认为女性其实是“最完美的造物”，所以应当好好珍惜，保有她们的女性特质。而男人，就应该像男人那样，去追逐、喜爱和珍惜女人。至于《花花公子》里描述的那些贪婪、专断、凶恶的女人，在本质上并不是真正的女人。真正的女人，应该是“花花公子世界”里的那些“兔女郎”，娇小可人，值得怜爱，男人应该用自己的臂膀、力量和金钱去呵护她们。
“一个女人总是谴责自己的女性特质，她就一步步地否定了自我”，赫夫纳如此回应那些愤怒的女权主义者。但女权主义者则认定赫夫纳所谓的“女性特质”就是让女性成为男性顺从听话的玩物。就像“花花公子世界”里的兔女郎那样。
一位叫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的自由女记者决心戳穿赫夫纳反女权的最阴暗的一面。在强烈的女权主义思想的驱动下，她隐藏身份，应聘为一名“兔女郎”，卧底在“花花公子”的一家俱乐部里。三个月后，她将自己的经历以日记的形式公之于众，题名为《一个“兔女郎”的故事》。
这篇文章将“兔女郎”描述为一群境况凄惨的性工作者，她们不得不用运动袜、塑料袋、海绵乳胶、围巾等等东西填塞胸部，忍痛将身体塞进制服里，只为表现出足够诱人的姿色。她们工作时间超长，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周薪少得可怜，并且还要忍受无休无止的性侮辱，很多来客会故意用下流的语言挑弄她们，当面发表淫秽的言论，甚至暗示一夜情。斯泰纳姆特意描写了一天下班后，她看到一名妓女“她看着我，笑了笑，我也笑了笑。她看上去在等生意，事实也是如此。在我们两人之间，似乎她更诚实一些”。
如斯泰纳姆所料的，这篇文章投进公众社会中，果然激起了激进女权主义者的轩然大波。她们愤然抗议，指责赫夫纳与皮条客别无二致，是男性玩弄女性的罪魁祸首。“我们都知道赫夫纳是一头男性沙文主义的猪！”这些女权主义者还在花花公子俱乐部门前示威，要求“兔女郎”们走出来，接受女权主义的再教育，加入她们的队伍。但没有一个“兔女郎”走出门外。
最后这一点很值得深思，为赫夫纳站台驳斥的，反而是斯泰纳姆文章中描写的那些境况悲惨的“兔女郎”。这些“兔女郎”认为斯泰纳姆将她们与妓女相提并论是在侮辱她们自愿选择的职业。一些“兔女郎”作证说，斯泰纳姆根本就没有加入“兔女郎”的圈子，“她也不屑这样做”，她的目的只是带着知识精英高高在上的视角去俯瞰她们的工作，根本不愿倾听她们真正的心声。这些所谓维护女性权利的女权主义者比她们的老板更自负，更高傲，根本不懂得正是“兔女郎”这个职业，让她们走出了传统家庭女性扮演的角色，在俱乐部中结成了一种女性特有的“姐妹关系”，“学习到了良好的品位和审美”，从而“能够学习如何掌控自己的生活”。
这场激进女权主义针对《花花公子》的抗议延续到1970年代才告一段落，但双方究竟谁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呢？恐怕直到今天仍然难以得出确切的答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双方都认为自己胜利了。女权主义者认为这些抗议已经喊出了她们的信念和目标，至少在《花花公子》中，五六十年代的那种显而易见的对女性的嘲讽已经大为敛迹。但对赫夫纳来说，《花花公子》仍然延续了自己的风格，反正厌女本来就不是它的主题。它仍然是一本专为男性提供的高品质成人杂志，“花花公子世界”仍然为数以千万计的会员提供“兔女郎”活色生香的地道服务。赫夫纳也继续保持自己典型“花花公子”式美人醇酒，日日笙歌的纵情生活。直到垂垂暮年，他不得不以药物来撩拨自己疲软的性欲，但却继续在世人面前摆出享乐楷模的派头，最终到达91岁生命的终点。
当然，这对他多姿多彩，性趣横生的漫长一生来说，确实省略了很多内容，但如果我们以那种翻看消遣杂志的方式赫夫纳和他留下的庞大的“花花公子”帝国，就会发现，除了时代在它上面留下的痕迹之外，它的本质并无不同。它一定有某种魔力吸引着每个时代的读者，就像《爱丽丝幻游奇境记》里的那只古灵精怪的兔子，它永远都蹦跳在赶赴欢宴的路上，把一个又一个好奇的人引进兔子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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