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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眷村（上）
作者：朱天衣，朗读：虹翕
推荐语
在台湾有一个享誉宝岛的“文学之家”，作家朱西宁、翻译家刘慕沙夫妇和他们那三位美丽与才情兼具的女儿——“一门五杰”。被称作“文学三姐妹”的朱天文、朱天心和朱天衣自幼辗转在不同的“眷村”，那里留存着她们的童年和少年。
作者简介
朱天衣：台湾作家朱西宁与翻译家刘慕沙的三女儿，与姐姐朱天文、朱天心在文坛有“朱家三姐妹”之称。爱好音乐和戏剧表演，长期担任动保志工、山林溪流保育协会志工，从事儿童写作教学二十余年。作品有《旧爱》、《青春不夜城》、《孩子王》、《朱天衣散文集》等。2013年，《我的山居动物同伴们》获中国童书发布榜年度最佳童书奖。
从小到大，我待过三个眷村，分别是桃园大溪的“侨爱新村”、台北板桥的“妇联一村”及台北市的“内湖一村”，也就是说，在12岁前，我整个童年都是在眷村度过的。
一
我两岁前是住在“侨爱新村”的，父亲虽已在台北军中电台服役，但却没能分到就近的眷舍，只好每天长途跋涉通勤于台北、桃园之间，有时加班没赶上桃园回大溪的末班公车，便要徒步两个钟头才能到家，即便有三轮车可搭，父亲也会省下车资，为我们姊妹仨买饼干，有时脚气严重，还是宁可歪着脚板走十几公里回家，那时我还是个奶娃，一切都浑然无知，直至后来迁居桃园，常往返这条路，才知道父亲的辛苦。
前一阵子，和两位姊姊回到“妇联一村”去缅怀旧事，以那仅存的几个建筑物为坐标，细细寻觅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上学的路径、打预防针的卫生所、村子周边的小市场……当我们在细数过往时，竟然发现在同一个环境中长大，彼此所记得的却是如此参差，也许是因着年龄的差距、玩伴的不同，所以三个人在成长中汲取的也会不同。
对姊姊们来说，“妇联一村”是她们人生伊始，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我欣羡她们能记得那么多，且都是连贯的，那时才3岁的我，记忆都是片段的，我只记得那时庭院是以竹篱笆圈围，还用公共厕所，烧饭煮水是用煤球炉，马路则以碎煤渣铺就，那煤渣常卡在脚底与木屐间令人生疼，环境里种的多是尤加利（桉树）和羊蹄角，但树都不高，父亲和邻居叔伯也才30来岁，这样的居住环境，对随时还想“反攻大陆”回乡的父执辈们已足够了。
直到1963年葛洛莉台风来袭，适逢大潮海水倒灌，上游石门水库又无预警泄洪，位处中游的我们便被滚滚黄水给淹没了，幸好水漫至屋檐便打住了，大家还有天花板上的阁楼可躲。是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原来“妇联一村”所在的浮州里，顾名思义就是块浮在大汉溪上的沙州，大水来时不闹水患才怪，这也是之后不得不迁村的缘故。
上世纪60年代初，年幼的天衣（前排左）和父母、姐姐们在眷村。
在这之前，父亲因为是一起来台拜把弟兄中最早成家的，除了年节，即便一般休假，这些叔叔伯伯都会把我们这儿当家回，再加上文艺圈的朋友不时也会来家吃饭，所以在经济上总是寅吃卯粮，尔后却因着这场大水，各方来的捐助金，使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得到了舒缓，而且因此得以分配到正兴建中的“内湖一村”，也该算是因祸得福了。
二
“内湖一村”是个中型眷村，因为是新建好的，各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厕所，而且是坐式的冲水马桶，厨房里也开始用桶装瓦斯炉了。配住在此的多是在“国防部”及情报单位工作的眷属，周围还有大型的“影剧五村”“宪光新村”“精忠新村”，我们的村子住了98户人家，其他村子少说都有两三百户人家，也就是说，在我们眷村外仍是眷村，从我4岁起，就在这范围里活动、在这环境中长大，这让我一直错觉以为这就是所有、这就是全世界。
在学校，也都是眷村孩子的天下，每值开学要填写父母亲工作栏时，我们清一色填写的都是“军”，只有少数“公”或“教”，而本省同学则多是“农”“工”，或是一些我们看不懂的职业。在课业上、在那“国语”教学的年代，本省孩子在起跑点上便吃了些亏，他们回家又总有忙不完的农事家事，而且相较之下，他们的父母也不是那么在意功课，也因此，我一直觉得他们是沉默的、少数的、需要特别关怀的。当我长大后看到人口普查资料——外省人只占台湾总人口18%，算是少数族群时，震惊得不得了，才明白孩提时，自己真的是一只青蛙，而眷村就是供我生长的那口井。
在这几个村子围起来的天地里，间杂着几家杂货店、小面馆、小诊所、理发院……外带一间小戏院、一个小菜市场，生活机能就完备了，无需他求就可自给自足了，即便其中许多店家摊贩不是住在眷村里，也不是外省人，但是当打烊收摊后，他们就自动消失了，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打哪儿来、每晚又退回到什么地方，就像电影里的布景道具、临时演员，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生活所需。
三
而在眷村里，生活中更基本的柴米油盐则是采配给制，由专人拉着车送到村里来，每当听到摇着铃铛的声音，便把眷补证、米袋、油罐准备好，我很记得那眷粮本子的模样，里头用虚线分隔着，写着米面油盐，另有煤代金可领，还分大口小口，一般人家绝对是够吃的，像我们家客人多、狗猫多，每个月就必须向邻居转买些米票，或拿面粉换米，只要别公然交易就好。
上世纪60年代，天衣（前排右）和父母、姐姐们在眷村。
有时也会有一些活动摊贩来村里兜售，挑着扁担卖炸臭豆腐的，骑脚踏车卖冰淇淋、麦芽糖的，三轮小货车卖的则是饼干，那饼干装在长方形的铁桶里，桶子向外的一面是透明的，可以清楚看到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避免铁桶开开关关饼干会受潮，买的时候是论斤秤的，那种拿在手上一根杆子的秤。当时做生意好方便，手握一根秤就可以走天下了。
最受小孩欢迎的就是爆米花了，老板会在村子的广场摆上好大阵仗，我们小孩玩得再热闹，顿时也会作鸟兽散，有的回家淘一奶粉罐的米，有的则围在一旁闻香凑热闹，我们家米都不够吃了，当然只有围观的份，大家等的就是那最后一响，“砰”的好大一声，接着就看到雪白膨松的米花滚进铁网里，有的人家就这么吃了，讲究点的会拌上浓稠的糖浆，再压在木头模具里切成一块一块就好打包回家了，这算是小时候比较高档的零嘴了。
那时节，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父亲们拿的军饷饿不死人，但也好不到哪去，日子过得如何，端看这家女主人如何持家，经心些的，便会利用面粉做出各式各样的点心来打牙祭，北方家庭的包子馒头就不用说了，包着肉馅的饺子烧卖也都是自己和面擀皮。我的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客家人，兴头来时，也和邻居妈妈学着做面点，芝麻包子、甜咸烧卖都是儿时记忆深刻的面食点心，有时连酒也酿，最常见的是葡萄酒、李子酒，有一次连芭乐(番石榴)都拿来当酿酒食材，记忆中那味道实在不怎么样，难怪会被尘封起来，大概每个人家床底都有几坛这样弃之可惜、食之又不怎么样的酒吧！
后来台湾外销慢慢发展起来，妈妈们便从工厂批一些手工回来贴补家用，最多的是圣诞装饰，那五光十色的灯泡彩球及彩带，把原本平乏无奇的屋子都点缀得亮丽起来了，有一阵子接的手工是在毛衣上绣花，便可看到许多家里都摆着一个绷架，那粗粗的针线在画了图样的薄纸间穿梭，一朵朵花便这么绽放了，我家妈妈忙译稿、忙打网球，有一阵子还迷上钓鱼，钓来的鱼也不吃搁在水缸里养，算是村里的化外之民，为此我很欣羡那些会做手工妈妈的家庭，至少她们的儿女可跟着做、赚点外快。
不过，也不是每个妈妈都如此勤俭建家，像我的母亲终年养着一群不事生产、没人要的猫猫狗狗，大概早被划归异类之属，至于沉迷于方城之战的妈妈也有，眷村里是不许赌博打麻将的，若有人耐不住一定要打，总会在桌面先罩上军毯，再铺上薄薄一张纸，为的是隐匿麻将牌碰撞的声音，我长大后看香港人乒乒乓乓打麻将，都觉得惊心不已。有一次夜半，父亲还在写稿，听到家里狗吠不已，开门张望，只见一个宪兵低声示意，要父亲管管狗，他们正在执行公务，后来才知道宪兵进村子是来抓赌的，被抓到会如何？好像眷补证会被扣点，这是偷听大人谈话得来的讯息，是真是假就不知道了。不过，此事过后，那超爱打牌的邻居，确实收敛不少。
台湾新竹关西镇马武督“宁苑”：天衣的家！自幼喜爱动物的天衣和自己养的狗狗在一起。获奖散文集《我的山居动物同伴们》记录的就是她的居家生活。
平时，依各家厨房里端出的菜肴，多半就能看出他们来自哪个省份，只有少数眷村情况特殊，成员才会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比如整个被服厂搬迁来的山东村，从缅甸撤回的云南村，而其他按军种或单位分配眷舍的，那一定是各省人都有，逢年过节可就热闹了。像端午节各家的粽子口味、馅料、形状都不一样，用蒸用煮也各有讲究，我们家除了客家口味的咸粽，还会包父亲最爱的家乡粽，那是什么馅都不添的白粽，吃的时候沾点面糖，单纯享受它的糯米香和竹叶香。端午当天还要上半天课，中午才给回家吃粽子，不过晨起到校时，每个孩子都会带几个粽子，放在教室讲桌上，这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粽子，待老师搬回家享用时，该像抽奖似的，永远不知道会吃到大江南北哪一省的风味粽。
进入历史的名词 | 眷村
在台湾，通常是指1949年起至1960年代，于国共内战失利的国民政府，为了安排从大陆各省迁徙至台湾的国民党军及其眷属所兴建的房舍。
六十年后这里已凋零，但它孕育的人才和影响力，意外地成为台湾软实力的亮点。眷村走出了大量名人，成为当今台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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