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是理想主义最后光芒

本文节选自：《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作者：[英]伯内特·博洛滕，译者：戴大洪，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编者按：西班牙内战，某种程度上是二十世纪最被低估的战争。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演了太多冲突与暴乱、阴谋与妥协、理想与妄想的桥段。在这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大肆练兵，斯大林玩弄着手腕、全世界的理想主义青年挥洒热血又领悟到幻灭……这段选文，摘录的是西班牙内战名声显赫的国际纵队，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真正为了信念而战。他们，是理想主义在世界历史上的最后一次闪烁。

英国作家文森特•布罗姆对这一历史事件作了如下描述：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打响的马德里之战在武器匮乏、组织混乱但人数众多的马德里人与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由大约两万个摩洛哥人和军团士兵组成的军队之间展开。马德里人得到一些苏联坦克和飞机的支援，而佛朗哥的军队则得到德国和意大利人员装备的补充。……

十一月七日破晓时分，天色灰暗，视野朦胧，马德里这座古城立即听到了以前没有听到过的大炮轰击的隆隆炮声……，不过，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当炮弹爆炸、房屋倒塌、男女老幼被埋在瓦砾下面、大片薄雾般的烟尘像幽灵似的升起在城市上空时，几乎根本看不到任何惊慌失措的场面。城市里的宣传人员有效地开展了宣传工作。激情四射的演说，富有感染力的小册子，广播里让人跃跃欲试的鼓动以及一些充满振奋人心的意象的诗歌在马德里造成了一种气氛，在那里，英雄主义在那些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人们身上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各行各业的工人响应广播里的号召报名参军奔赴前线，一些人手无寸铁，但是他们痴迷地等待接过死伤人员的武器。妇女和儿童从早到晚修筑街垒，一群妇女提出要求并开始组建一个女兵战斗营。……

接着，在雾蒙蒙的十一月八日上午，一支陌生的新军沿着大街整齐地列队开赴前线——在马德里人看来，他们是一些身穿灯芯绒制服、头戴钢盔、训练有素的士兵。

这是在苏联将军“埃米利奥•克莱贝尔”卓越指挥下的第十一国际旅，西班牙新闻界首先将其称为“国际纵队”。

据目击了这一场面的全国劳工联合会记者、后来（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担任无政府主义报纸《卡斯蒂利亚自由报》主编的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记述：

上午十点左右，埃德加•安德烈营 和巴黎公社营的一千七百名德国、法国、波兰和意大利反法西斯战士列队经过太阳门和卡利亚奥广场，沿着大街开赴战场。……人们聚集起来热情地为他们鼓掌。士兵们用不同的语言高唱革命歌曲。……他们进入田园之家阵地，在那里，敌军已经占领了加拉维塔斯山和鹰山的高地。……与此同时，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民兵乘卡车穿过马德里。……革命赞歌歌声嘹亮，黑色和红色的围巾随风飘扬，他们经过圣比森特大道和重镇牧场，跨过曼萨纳雷斯河，进入田园之家阵地。他们中的一半人很快将会牺牲在那里。……“国际纵队”作战勇敢。西班牙人——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共和派人士、自由派人士同样坚定地与他们并肩作战。……战斗持续不停地打到八号和九号，而敌军的飞机则对工人居住区和阿圭列斯狂轰滥炸，威胁平民百姓的生命财产。但是，平民百姓没有屈服，他们将生命财产的安危置之度外，战士们同样没有后退一步。

休•托马斯对国际纵队在历史舞台上的亮相作了激动人心的描述，他写道：

到十一月八日傍晚，国际纵队部署就绪。埃德加营和巴黎公社营被派往田园之家。东布罗夫斯基 营开往比利亚维德与利斯特和第五团会合。克莱贝尔负责指挥大学城和田园之家的所有共和派军队。他的效率立即让西班牙的指挥官们大吃一惊。……经常有人说，国际纵队挽救了马德里。然而，这个国际纵队第十一旅可能只有大约一千九百人。 十一月十二日前后到达马德里前线的第十二旅大约一千五百五十人。 国际纵队的部队规模太小，因此不可能单凭人数扭转乾坤。此外，在国际纵队到达前的十一月七日，民兵和工人遏制了巴雷拉[敌军指挥官何塞•恩里克•巴雷拉上校]的攻势。这一胜利是马德里人民的胜利。不过，国际纵队的勇敢和经验在后来的几场战斗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国际纵队的榜样激励着民兵继续抵抗，同时让马德里人感觉到，他们不是孤军作战，……[十一月九日]，被阻挡在田园之家的巴雷拉……向卡拉万切尔区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但是，巷战阻遏了摩洛哥士兵，他们没有取得进展。克莱贝尔将国际纵队的所有兵力集中在田园之家。在朦胧的夜色中，他们发动了进攻。“为了革命和自由——前进！”在圣栎和桉树之间，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一直打到十一月十日上午。到那时，只有田园之家的加拉维塔斯山仍被民族主义分子占据。但是，国际纵队三分之一的战士牺牲了。

在对这一史诗的描述中，罗伯特•科洛德尼比托马斯更突出地强调了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写道：“当克莱贝尔将军率领的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三个营——埃德加•安德烈营、巴黎公社营和东布罗夫斯基营——在苏联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 进入田园之家的阵地阻击巴雷拉部队的猛攻时，马德里得救了。外国志愿人员的出现加强了民兵的抵抗并且为组织、训练、装备共和派军队赢得了必要的时间。” 一位西班牙历史学家同样写道：“[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到来引人注目，看到这些经验丰富的军人时，民兵的心中充满了……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激情。在马德里保卫者的队伍中，乐观的情绪蔓延开来。现在有了苏联的战斗机和坦克，还有那些准备保卫曼萨纳雷斯河与田园之家的德国人、波兰人、法国人和匈牙利人！谁说一切没有希望了?”

这些来自欧美各国的革命骨干主要是一些共产党人理想主义者，他们为什么去西班牙作战并死在那里？究竟是什么崇高的事业激励他们在马德里、哈拉马河、布鲁内特、埃布罗河等一系列内战最惨烈的战斗中流血牺牲？难道真像其中一些幸存者至今仍然坚称的那样，他们进行伟大的圣战只是为了捍卫一九三一年的民主共和国？按照国际纵队第十五旅政治委员桑多尔•沃罗斯的说法，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他去了西班牙，“在革命巨人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作战；作战甚至牺牲，是的，如有必要不惜牺牲，就像那些传奇式的共产主义领导人，他们不怕坐牢、折磨和毁灭，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解放被压迫的民众。……我是‘阶级斗争千锤百炼的钢刀，一个共产党人’。我是‘国际团结的具体体现，共产国际将这种团结缔造成为革命工人阶级的武装铁拳’。” 《兄弟！》的作者威廉•赫里克也在国际纵队第十五旅作战，他在写给我的两封信中说：“我去西班牙时绝不相信资产阶级民主；在我看来，党的民主路线只是一种策略，一种手段，我，我们，最终希望的是使共产党掌权。可能除了一两个人之外，我认识的所有美国志愿人员都像我一样认为，人民阵线，民主的口号，不过只是帮助共产党夺取政权的策略而已。……亚伯拉罕•林肯营的那些老兵为此被欺骗了五十年。……不用说，我们国际纵队也是以反法西斯的名义行动的。……我们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佩皮尼昂时，我们的政治委员……告诉我们，在西班牙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我们应当回答说，我们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不要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