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至
（原标题：死刑存废的“三重门”）
塞勒姆女巫审判案警示人们:永远别相信任何死刑犯是100%罪有应得的。
让蒙冤者永受冤屈,这是死刑最受质疑之处。那么,我们应该废除死刑吗?——主持聂树斌案再审工作、曾屡次呼吁废除死刑的最高法胡云腾审判长表示:中国尚未到达废除死刑的时机。而这也是中国法学界的主流观点。
死刑弊端如此,为何废除它时机未到?通观人类历史,死刑从泛滥到废除,需要经过“三重门”,巧合的是,这三重门,刚好是中国社会已经跨过、正在跨过和尚未跨过的。
本报记者 王昱
死刑“泛滥”
是法律初始时的无奈
“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相信不少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对于这句严打时期的口号还有印象。“严打”是中国司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但,遍观人类的司法史,这种“从快从重从严”的思路并不鲜见——在法律初始的时代,人类不得不依靠严刑峻法去维持社会稳定。
研究古代法的学者曾经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最古老的法典当中,往往只记载应当被处罚的行为,至于被判有罪后如何量刑,大部分法典却都不说。比如《圣经》中所记载的“摩西十诫”,耶和华在其中只是简单地告诫以色列人:“你不可杀人,你不可奸淫,你不可偷盗。”那么,杀人犯、强奸犯、盗贼该怎样惩罚?文中没说。学者在考证后得到的结论令人毛骨悚然——没说的原因是因为古代以色列人认为惩罚的方式不必说,因为只有一种:处死。
将死刑作为唯一一种处罚犯罪的方式,在古代人那里是可以理解的。早期人类没有肉刑的技术,至于监禁则更是无稽之谈——把一个壮劳力关起来,让他什么活都不干,这在当时简直是种享受。如果在当时的法律中引入监禁刑,会让穷人们争相犯罪。
在西方世界,第一个不动辄砍人的文明是古希腊罗马文明。根据古罗马法,适用死刑的犯罪“仅有”几十种。但古罗马人在死刑的处刑方式上玩出了花,钉十字架、碎身刑、点天灯等等花样百出。最“普通”的死刑方式是用木棒先将犯人暴打一顿,然后用斧头砍了他的脑袋。为了执行这一残酷的刑罚,罗马人专门发明了一种刑具名叫“法西斯”。对,就是后来法西斯分子奉为标志的那玩意儿。
《古代法》的作者梅因曾指出,早期文明对死刑的依赖,主要原因是司法成本的高昂,必须用死刑的泛滥与恐怖来威慑犯罪。而为了将威慑力最大化,对犯人的行刑往往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久而久之,处刑甚至成为了公众喜闻乐见的“露天剧”——中世纪巴黎刑场为了防止观众为争抢观看位置而斗殴,实行售票制,“贵宾席”票价还不菲。
而在施刑者的某些恶趣味下,很多死刑确实被处理得“别开生面”。1431年,圣女贞德在里昂被处死,据记载,当火刚刚燎去这位法国民族英雄的衣衫,处刑者刻意减小了火势,让观众们可以看到她的裸体,口哨和淫笑声顿时响作一片。
对于贫穷的中世纪人来说,死刑常被滥用,处刑常常是“很黄很暴力”的公开表演。它虽然不堪,但一个贫穷、低效的社会离开它却无法维持稳定。
死刑是不发达社会的无奈,这道坎,今天的中国已经迈过。
公正之后
才配谈慎杀
1786年年底,英国伦敦一位典狱长对英国当年的审判做了记录:“在今年法院判处的785起刑事案件中,有553起的案犯被判处死刑。”
是的,你没看错,18世纪的英国法院,就是这样一个喜欢判人死刑的司法系统。1810年,英国下议院议员罗米利爵士在议会上羞愧地说:“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像英格兰一样会对数量如此大、种类如此多的人类行为判处死刑。”当时的英国至少有223项法令涉及死刑,英国人还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强制死刑”的概念,即一旦罪犯触犯了刑律中某些“红线”,法庭一定要判处他死刑,没有任何通融的机会。在盗窃罪上,这道红线只有五先令(折合现在人民币约一千元)。这种冷冰冰、一刀切的死刑法条,统治了整个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在英国司法史上,这段时间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血腥法典时代”。
且慢,如果你熟悉一点英国史,不知是否会感到奇怪,17世纪?那不刚好是英国爆发光荣革命的时代吗?按说议会从国王手中拿到权力之后,应该放宽刑法才对啊?怎么突然如此严酷?这里面有个耐人寻味的逻辑。
正如前文所述,中世纪以前的死刑多到过滥的程度,而为了缓和这种残酷,司法系统对死囚犯们特赦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在东方,君主的登基、寿诞等多种重要节日都会大赦天下,而在欧洲,特赦权则更为随意,国王、领主动辄对死刑犯特赦,用以博取仁慈的美名。但问题是,国王给予的特赦是极不平均的。
最开始,那些与国王熟识的亲贵们往往更容易被特赦,发展到后来,一些罪犯甚至花钱贿赂国王的亲随,“特赦”成了当年的淘宝商品,只要有钱,就可以随意购买。因此,一种公平、刚性、毫无商量余地的严刑峻法,成了那个时代市民阶层的普遍希望。
“血腥法典”正是在这一汹涌的民意下被推出的。事实上,英国人很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十分慎杀了——隔壁的法国,在大革命后短短十年内砍了上千个脑袋,革命者还赞颂这套体系:“它让特权无处遁形,把平民和贵族平等地送上了断头台。”
其实,英法民众当年这种心态,仅仅几年前还在中国民众中广泛存在。曾经引起热议的药家鑫案就是个例子:今天回头再看此案,司法机构以最快速度处死这个“激情杀人”者是值得商榷的。但在当时举国皆误认药家鑫为“官二代”的庞大压力下,司法机关哪敢有半点“商榷”的余地、时间和胆量?
想让呼唤公正者放弃对死刑的迷恋,前提是司法体系离开那些残酷的“一刀切”的法律也能公正运行。英国废除血腥法典,正是在19世纪中叶实行全面司法改革之后。当公众相信权力阶层也无法通过严密的司法枉纵坏人时,被勒紧的死刑缰绳才能放松下来。
一个社会,只有当司法独立和公正得到足够的信任后,有人情味的“慎杀”才会实现。这道坎,中国社会正在迈过。
宁肯放过一千,
绝不错杀一个?
1692年,在波士顿近郊发生了一桩怪事,一些原本健康的女孩突然开始尖叫、乱摔乱砸甚至浑身抽搐、生命垂危。这种症状迅速蔓延,在整个殖民地愈演愈烈,所有受害者都指认几名女性是“女巫”,说这些“女巫”用咒语和投毒控制她们。司法机关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判处19名嫌疑人绞刑,另外一名嫌疑人更惨,被乱石砸死。这就是“塞勒姆女巫审判案”。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塞勒姆女巫审判案”当然荒唐可笑,但在当时人的眼中,这起案件却是不折不扣的铁案:它有完整的犯罪链条,多名证人作证,甚至还得到了嫌疑人本人的口供。更为关键的是,除了“女巫”作祟,当时的人们实在无法给受害者一个更合理的解释——虽然这个解释今天是有的,心理学家根据有限的记载,猜测这是一场典型的“群体性歇斯底里症”:一些易受影响的人群在精神压力下共同发病。有关该病症的病理直到二十世纪才被人类初步探清。
时至今日,“塞勒姆女巫审判案”仍被不少主张废除死刑的欧美学者提起,因为它给我们提了个醒:人类这种生物,总想用已经掌握的知识,推断出一个自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真相。然而,人类的知识永远是有限的,我们只能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逼近真相,但百分之百的真相永远无法被还原,这就意味着,冤案永远存在着生成的空间。
事实上,即便在科技昌明的现代,变种的“塞勒姆女巫审判案”依然时有发生——20世纪90年代,运用新兴的DNA技术,美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案件“洗冤工程”,结果令人震惊:DNA证据显示,美国死刑错判率高达4%,平均每25个死刑犯中就有一个是被冤杀的。
怎样让这样的冤案不再出现?人类目前能想到的唯一方法是废除死刑,给所有可能的被冤杀者留一条命,让他们有机会在未来活着等到冤情被洗白。然而,这样做的代价是极大的,它意味着人类需要具有“宁可放过一千,不能错杀一个”的觉悟,更要放弃死刑这种最古老的刑法。
但讽刺的是,在“洗冤工程”的数据爆出后,虽然“废死派”学者以此数据多方活动,但美国大多数州此后依然保留了死刑——也就是说,多数美国人并不愿为少数被冤杀者,放过那些死有余辜的凶犯。
那么,我们中国人愿意吗?事实上,聂树斌案的公众反应,刚好是块试金石。与呼格案不同,聂树斌案的真相至今仍不清楚,最高法最终是以“疑罪从无”为由推翻了原判决的。然而,在公众传播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多数人甚至媒体仍喜欢把聂树斌案错称为“冤案”,而非“疑案”。
这一错称背后的潜在逻辑,是大多数中国人仍认为只有“冤案”才值得平反昭雪。所以,法学家们说的对,中国废除死刑,真的未到时机。
宁肯放过一千,绝不错杀一个,这种宽容大多数人还没有,这道坎,不仅中国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社会,都还未迈过。
(原标题：死刑存废的“三重门”)
本文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