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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娼妓三千年:哪朝哪代红灯区最香艳?

2016-11-26 11:58:41 来源: 网易历史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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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历史的慰藉》,作者:杜君立,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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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衷字课》 一书对“妓”的解释是:“女子借色艺以悦人者曰妓。古无妓名,汉武帝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即后世娼妓之始也。”其实中国最早的娼妓是管仲创办的“女闾”,只是没有“娼妓”之名罢了;也就是说,“女闾”开中国娼妓之先河。

《战国策》卷二周文君云:“齐桓公宫中女市女闾七百。按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则一闾为二十五家。管仲设女闾七百,为一万七千五百家。”清朝的褚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管仲是中国重商主义的鼻祖,为了帮助齐桓公实现“富国强兵”的国家战略,他不仅首开食盐专卖,还实行妓女官营。管仲曰:“蓄积有腐弃之财,则人饥饿;宫中有怨女,则民无妻。”齐桓公首先响应这个“国策”,将自己的宫中的700名美女献了出来;其他娼妓也全部来自官家。这说明一件事,并不是什么女人都可以做得了娼妓的,蓬头垢面、粗手大脚的农妇自然没有这种资格,只能依靠那些养尊处优的官宦家庭。

管仲的娼妓兴国计划实行以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政治经济效果。齐国历来重视商品贸易,齐国商人“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 。为了发展娼妓产业,齐国还弛关市之征,建立招待商人的客舍,免费提供食宿和“三陪”,设“女闾”来招商引资;一时间,天下商贾归之若流水,齐国都城临淄成为天下第一大都会。商人获得巨利,齐国则成为东方大国,号称“冠带衣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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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现膰在《唐代社会概略》中记载:管仲设女闾,等于后世之有花捐也。自管仲的“女闾”以后,无代无之。汉代营妓即军妓,乃官妓的一种。营妓始于汉,历六朝唐宋不衰。唐承六朝金粉,娼妓之多,空前未有,大体上分家妓和公妓两种;公妓包括官妓和宫妓,官妓服务于官吏,宫妓则是天子的禁脔。《开元遗事》记载:“明皇与贵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统宫妓百余人,帝统小中贵百余人,排两阵于掖庭中,名为风流阵,互相攻斗,以为笑乐。” 开元天宝年间,仅宫妓就有4万,可见唐玄宗之荒淫无度;天宝二年(743年),唐玄宗下诏:“五品以上正员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家畜丝竹,以展欢娱。”转眼间便“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不仅是大唐帝国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唐代都城长安有所谓“北里”、“平康里”和“教坊”,其实都是当时的风流去处。稍晚一些时间,五代时期的画家顾闳中在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就传神地展现了当时大官僚蓄养家妓的情景。“家妓”的出现得很早,秦始皇的生母赵姬便是吕不韦的家妓。《史记?吕不韦传》中记载:“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宋朝虽以理学弥漫,但色情文化丝毫不逊盛唐。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写道:“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由店入其门,一直至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晩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杭州,“青楼盛多,皆靓妆艳饰,兰麝薰人,贮以华屋,侍女如云,尤善诸艺,娴习应对,见者倾倒,甚至醉生梦死,沉溺其中。故凡游京师者,谓之登天堂,归后尤梦京师。”据马可?波罗记载,蒙元时代,汗八里(今北京)操皮肉生意的官妓达25000人,并实行军事化管理。

明朝在唐、宋官妓制度基础上,设立专门管理妓院的“教坊司”,隶属掌管教育、外交诸事务的礼部。妓院在京师叫“教坊”,在郡县叫“乐户”,性产业的税收谓之“脂粉钱”。《新都梅史》称,明代北京的妓女“艳惊天下”,“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沓”。明末的南京,秦淮河两岸,妓院酒楼林立,流动的画舫在水中穿梭,成了当时全国最著名的红灯区,甚至有“秦淮八艳”的说法。扬州最为出名的是养“瘦马”:“市贩各处童女,加意装束,教以书算琴棋之属,以邀厚值,谓之瘦马。” 崇祯皇帝非常宠幸的田贵妃,据说就是扬州“瘦马”出身。明代小说《金瓶梅》和《三言二拍》,其实就是以当时社会的色情业为主要题材的,甚至还出现了一部颇为典雅严肃的《嫖经》。“明代的青楼遍布全国各地,极盛的娼妓业背后隐藏着一个繁华而混乱的帝国,隐藏着一个法制、道德、伦理与情欲错综交织的社会秩序。”

清代一度禁止官吏狎妓,咸丰之后禁令渐弛,官场几乎是“无妓不欢,无妓不饮”。各个妓馆青楼,高张艳帜,门庭若市,娼妓活跃于官场,不少官吏甚至纳娼为妾。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官居尚书兼御前大臣,与妓女谢珊珊大闹酒宴;珊珊大醉,以脂粉涂抹了右侍郎陈璧一脸,引来满堂哄笑;陈璧竟不以为忤。道员段芝贵花巨资为天津名妓杨翠喜赎身,将其献给载振,段因此而平步青云,能够以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

直至晚清和民国时期,北京(北平)的娼妓业依然保持着不可思议的繁荣。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成立进德会,对知识分子提出“八不”: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肉。当时担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依旧是八大胡同的常客,这让蔡元培极其尴尬。迫于压力,蔡元培于1919年3月26日夜开会,决定取消学长制,同时还给陈放了一年长假,这等于将陈独秀暂时革职放逐。胡适后来说:“……《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颇有意思的是,唐朝时,红灯区雅称“平康里”;到了民国初期,规划北京南城“香厂模范新市区”,也把妓院区命名为“平康里”。对那些达官贵人和大商巨贾来说,“钱来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带产生了畸形的繁荣,许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四十年代,还津津有味地谈起‘八百罗汉’闹京城时的盛况。……古有饱暖思淫欲之说,‘八百罗汉’酒足饭饱之后,当然不乏有些寻花问柳的青楼之游。位于前门、宣武门之间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红灯区,许多妓院竟然挂出了‘客满’的牌子。”

晚清时期,太平天国取缔妓业,许多妓女逃入上海租界,租界内的妓院多达668家之多。“沪上地隘人稠,租界屋宇,鳞次栉比。光绪初,大小妓院遂皆集于是,……惟无论长三、么二、野鸡,其门口必有一牌,标题姓名或别号于上,牌以木制之,髹以漆,精者为铜为玻璃,且有书姓名于灯者,寻花问柳之人益易辨认矣。” 虽然这些妓院按照租界法律照章交税,但当时有报纸对此深为不满,要求租界工部局加以制裁,以儆效尤;工部局回答说,我们不是评断人们的道德的机构,只制裁其有没有犯法。 当时上海娼妓之多,性产业之盛,堪称世界之最,每8个成年女性中,就有一个是妓女,甚至有不少欧洲来的妓女,故有“东方花都”之称。著名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就是一部描写上海妓女生活的作品。

沪滨风月,天下艳称,青楼妙姬,韶颜稚齿,烟视而媚行者,不计其数。其间一颦一笑,足以颠倒花间之客,而耳畔丁宁之语,枕边婉恋之词,尽态极妍,海誓山盟,尤足以腐肠伐性,荡气蚀魂。海上自逊清同光而后,女闾之盛,殆甲江南。大道青楼,珠帘锁院,清歌一曲,缠头十千,养成一时佚荡之风,酿成今日奢侈之习。

光复南京后,曾国藩“效管仲之设女闾”,发布弛娼令,“招四方游女,居以水榭,泛以楼船,灯火箫鼓,震炫一时,遂复承平之盛”。曾国藩号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两个红尘女子(大姑和春燕)去世,曾国藩亲自撰联纪念:

大抵浮生若梦,未免有情,对酒绿灯红,一别竟伤春去了;

姑从此处销魂,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何时重见燕归来。

妓院官营体制下,来自娼妓业的花税便成为古代官府的一项主要税种,而管仲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娼妓行业的祖师爷,享受到万世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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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梁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责任编辑:安梁_NN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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