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明朝大败局》，作者：章宪法，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权力的金字塔顶，往往是明枪暗箭的靶垛。夏言的结局，同样让严嵩体味出了悲凉。嘉靖二十八年（1549）正月，严嵩过完七十岁生日，给世宗写了封辞职报告，要求退休安享晚年。世宗指示：朕需要老成持重的辅臣，“岂可引年求退”。这一年的三月、八月，严嵩又几度求退，均为世宗不允。
明世宗的倚重，让严嵩此番重掌内阁前后长达十五年。正是因为这十五年，严嵩成为明朝的重量级“奸臣”。但是，忠奸是相对皇帝而言的。将严嵩定性成为明朝“奸臣”，最初在“明史馆”即争论不下。而乾隆帝对严嵩“窃弄威柄”很感兴趣，国史从此盖棺定论。论明朝的首辅，严嵩是个打破任期纪录的人。但作为操握权柄的高官，严嵩这个首辅一刻都不曾安宁。他虽长期权倾朝野，却极少有超级奸臣那种指鹿为马的功夫，一呼百应的豪迈，其论一出，总是常遭同僚们的攻击。每每此时，他总是一阵尴尬，但又总能化险为夷，反败为胜。严嵩的一块制胜法宝，就是把自己连上主子的神经：“讦嵩”等于“污帝”。
如果说熟悉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场，严嵩确实是做到了。至于严嵩的过恶，诸如贪污受贿，卖官鬻爵，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以及为清除仕途上的障碍而纵横捭阖，排挤诛杀等等，有个人品格的因素，更是封建体制下的官场之弊。后世普遍认同的严嵩之奸，还因为严嵩屠害忠良。
所谓“忠良”，其实是个非常复杂而不确定的概念。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催生出了“价值二元”的文化取向，当人们无法面对复杂的现实和历史时，便以非善即恶、非正即邪、非白即黑，冰炭不同炉、水火不同器的价值取向，扭曲事实，阐述历史。当制度不能有效扼制时，社会遂以权力道德化的洁癖对抗官场权力状态下的道德畸变，道德的旗帜成为涤荡官员的皁纛。严嵩屠害的忠良，影响较大的是这样两个人：
第一个人，叫沈鍊。沈鍊（1507—1557），字纯甫，号青霞，会稽（今绍兴）人。沈鍊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当过溧阳等地的县令，为官比较清廉，在老百姓中的口碑也不错。但这个人脾气很坏，仇官、仇贵心理明显，每每龃龉权贵，加上才识一般，所以很难在官场上混下去，最后文官几乎混成了“合同工”——锦衣卫经历，管管文书与档案。
沈鍊与严嵩交恶，其实是因喝酒引起的。沈鍊与他的上司陆炳关系不错，陆炳与严世蕃过从甚密。沈鍊与严世蕃有共同的爱好：嗜酒。因为陆炳的介绍，沈鍊与严世蕃成了“酒友”。酒友们经常在一起斗酒，严世蕃的脾气更坏，喝到面红耳赤时，严世蕃便拎着对方的耳朵灌酒。沈鍊本是个性格褊狭的人，受不了严世蕃的气，两人便从酒友变成了仇人。这事传到严嵩耳里，老首辅气不打一处来，大骂儿子有失体统，也骂沈鍊不是个好东西。以沈鍊的身份，严嵩是犯不着跟他计较的，无非借机教育教育儿子。
沈鍊知道严嵩发脾气后，气愤又害怕。首辅都认定自己不是好人，还有什么前途？一时兴起，沈鍊上疏弹劾严嵩，一气写严嵩十大罪状。就算严嵩当时真有什么罪，沈鍊应该是搞不清的，最多只是道听途说，所以当时的兵部官员徐学谟在《世庙识余录》中说：沈鍊据言的“嵩十罪，俱空虚无实”。
明世宗看到这份奏疏后，非常生气，将沈鍊狠狠打了一顿，最后将他赶到保安种地去了。
沈鍊在保安仍不安分，没事就骂严嵩父子消气。自己骂，还喊周边的老百姓帮他骂。当地老百姓对朝廷的事根本就不明就里，权当这是一项娱乐活动。沈鍊还扎了几个稻草人，写上李林甫、秦桧、严嵩等人的名字，喝醉酒后又领着一班人拿箭射之，不像一个正常人所为。
沈鍊直接招人忌恨的事，是经常找地方官的茬，制造纠纷。当然，为他叫好的老百姓还是有的。总督杨顺看不下去了，觉得这个酒鬼也教育不好，留着实在是个麻烦，还不利于地方稳定，便找个理由把沈鍊给杀了。杨顺算不上严嵩的党羽，沈鍊之死完全是性格缺陷所致，无涉忠奸。
另一个人，便是鼎鼎大名的杨继盛。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容城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初任南京吏部主事。
夏言与仇鸾都是严嵩的政敌，首先向仇鸾发起攻击的，正是杨继盛。以敌我划线，逻辑上就是我敌，杨继盛应该属于严嵩派，所以严嵩将杨继盛调到兵部任武选司员外郎。
杨继盛固然恨仇鸾，但也恨严嵩。怎么会这样？杨继盛是明朝著名的音乐家，艺术家的思维方式通常有点反逻辑。唐顺之在嘉靖朝仕途不顺，后来潜心做起了学问。唐顺之与杨继盛是朋友，曾给杨继盛写过一封信，暗示杨性格上的弱点和才识之不足：“颇觉慷慨，激发之气太胜，而含蓄沉机之力或不及焉……”
唐顺之的看法是很中肯的，杨继盛的个性与沈鍊非常接近。清初明史馆的编纂们在讨论“杨继盛本传”时甚至说：“分宜（严嵩）在当日，尚可为善。可恨杨继盛无知小生，猖狂妄行。”
杨继盛毕竟不是拿出场费过日子的艺术家，吃的是一碗政治饭。实际上，杨继盛并非无门无派，在国子监时，他即为徐阶的门生。正是徐阶，让严嵩彻底败下阵来。
嘉靖三十二年（1553），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向严嵩发起了进攻。杨继盛罗列了严嵩“十大罪五奸”，同样是从“科学”论证入手的——这一年，出现了日食、地震，春雷也比正常年份来得晚，所以朝臣中必定有坏人。严嵩位居官员之首，说坏人不是严嵩，反而显得欺软怕硬。
这时的严嵩，已经七十四岁了，体力、智力日见不济。严嵩也想通了，国事当中问题确实很多，天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也没多大意思。见到杨继盛的指控，严嵩便向世宗请求辞职，说杨继盛批评这批评那，都是冲自己来的，无非是想“邀誉卖直”。
明世宗没有批准严嵩的请求，而是决定拿杨继盛开刀。这个结果，完全出乎杨继盛的预料，但确实又是他自找的。国家治理如果真不成样子，严嵩不过是奉命办事，真正的“一把手”明世宗，将承担什么责任？杨继盛没悟出这个道，形成明攻严嵩，涉嫌影射世宗。
杨继盛为了提高奏疏的可信性，更是出了一个昏招。他对世宗说：我讲的严嵩诸多罪恶，您如果不信，可以去问您三儿子朱载垕、四儿子朱载圳。这就更坏了：分明是拿儿子坑爹，骂老子昏聩。换了明世宗，别人也会这么想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月，杨继盛被弃尸于市。
临刑前，杨继盛作了一首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天王自圣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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