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凹 扑身乡土的劳模作家(组图)

　　认识凸凹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我在《北京日报》文艺部做编辑。我们邀约了毕淑敏、王梓夫到房山参加凸凹的散文集《两个人的风景》出版座谈会，凸凹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俊朗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镜片后面闪着聪慧的目光，思维敏捷语速很快，睿智的谈吐显露出思辨的不凡，为人却极豪爽极真诚，衬着他那高大雄阔的身姿，让我暗自赞道：是条汉子！

　　这以后，我无论到哪儿从事何种事业，都在关注着凸凹的身影，始知这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京郊房山佛子庄乡石板房村、本名叫做史长义的京西汉子，也一路辗转，从农技站的技术员，到区政协史志办编辑，又到南昭乡当了乡长，又到区委宣传部最后落到区文联任主席至今。然而让我敬佩不已的是，凸凹无论到哪儿无论干什么，他都没有须臾离开乡土离开文学，而且文学之于他却日渐精进也日臻成熟，在散文、小说、文学评论三种文体领域，均有着不俗的成就。他几乎每年都有新的著作出版，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8部，散文集20部，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文学评论集各1部，另发表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50余篇，出版和发表作品600余万字。我在10年前曾对凸凹开玩笑说，你的著作不说等身也是等腰了吧。现在看来，他的著作早已等身了。

　　我常常揣测凸凹的创作之路，是何种动力使他没有须臾离开文学？可以找出诸多因素，如有别人不具备的文学天分，敏于学而勤于写等等，当然这些都很重要。然而我以为，凸凹之所以坚守文学，是他对文学有超出一般人的热爱，有对中国乡土文学发展的清醒认识，有“难度写作”和“负重写作”的高远目标，有欲在文学之路上留下惊鸿一瞥的终极理想。

　　基于这种目标，凸凹嗜书成癖，博览中外经典以汲取营养。他对茨威格、博尔赫斯、怀特、诺里斯、缪塞、川端康成等作家的作品反复研读，尤对怀特的《人树》和诺里斯的《小麦三部曲》几乎到了苦读的地步。《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作家彭程说了这样一件事。经济学家顾准的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出版后反响很大。凸凹遍寻当地书店而不得，故打电话给他，央他代为购得此书，因为此书探究了许多中国历史和现实中深重的问题，让凸凹心仪不已。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作家祝勇也讲了一件往事。有一次祝勇到房山会晤凸凹，凸凹饮酒而醉，祝勇在书房候凸凹小酣，得以在凸凹的书房翻看他的藏书，发现凸凹读书非常广博且在读过的许多书上都密密麻麻地写下很多心得和旁注。近日翻读凸凹出版的《石板宅日思录》和《石板宅日思录续集》，里面也有很多他耽于读书敏而好学的记录。因此我想，正是因为有这样厚重的积累，凸凹才能卓尔不群地在创作上发轫新声，用文学创出一片新的天地。

　　比如凸凹的散文。他和国内一批青年才俊一道开创了“新书话”散文文体，多是围绕一本书或一类书展开话题，抒写拨动心弦引发共鸣之妙。这种散文不是一般的书评或读后感，而是他心灵感受的浸润，可以海阔天空极尽挥洒，然而那清醒的散文文体意识和对文学语言的强调把握，让“新书话”散文成为温暖蕴藉的美文。凸凹是这类文体着力最大成果最丰的作家。他把从经典那里攫取的学理和学养与他的乡村智慧融合对接，在全国百余家报刊发表千余篇新书话作品，出版有《书卷的灵光》、《书性与人性》、《游思无轨》、《心比天大》、《以经典的名义》等多部“新书话”散文作品。

　　尔后，凸凹又和国内一批散文家高歌挺进“新散文”的行列，成为“新散文”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凸凹等人的“新散文”相较传统散文，大抵有这样一些突破：一是突破了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界限，二是突破了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界限，三是突破了文学和艺术、文史哲和自然科学的界限。也就是说，所有的经验都是作者的经验，所有的元素都能成为现场感的素材，作者具有全能的视角，已经不是我手写我心了，而是我手写世界万象！因此，我们读凸凹等人的“新散文”时能感受到作家们强烈的求异意识，意在表现出人心的巨大反差和人性的无限变数。在此期间，凸凹响亮而鲜明地提出了书写土地道德的理念，并为中国文坛奉献出躬耕此种理念的系列散文。他认为，为什么当代乡土文学总是没有大的突破，是因为写作者“匍匐于乡土，醉倒于村俗”的感性泛滥，而鲁迅的乡土文学为什么那么丰沛和宏富？是因他从民族历史和国民性的层面审视乡土，获取乡土之外的意义。有了这种认识，凸凹也就有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写乡土物事绝不能一味缅怀，也绝不能一味沉醉，而要用现代眼光和城市经验，回望乡土，审视和反观，跳出小我写出普世意义。凸凹的系列散文《大地清明，故乡永在》经《十月》发表，立即被《新华文摘》转载，后又结集为《故乡永在》出版。他融合在这部散文集中“新散文”的创作方法及揭示人与土地关系、人性生成的路径和文明进化得失的襟怀，均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然而就在人们沉浸在凸凹散文的新意中时，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慢慢呻吟》（后改名为《生门》）于1999年出版了，这同样让人大吃一惊。凸凹对中国农村的历史把握及对生存环境中挣扎的人性关怀显露得十分巧妙，小说写得荡气回肠，故事的大开大合和叙事语言的精致，无不让人拍案叫绝，被评论家誉为“摆脱宏大叙事模式，用诗性简洁的笔法揭示重大主题的成功样式”。这以后，凸凹小说创作的势头迅猛，长篇小说几乎每年一部，而中篇小说曾有一年发表5部的纪录。小说内容涵盖京西房山自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被评论界誉为“中国乡长第一书”以乡长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大猫》、以描写当下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玉碎》、以描写新中国成立60年农村发展场景的长篇小说《玄武》，这三部长篇构成凸凹“新乡土文学三部曲”，让人眼前一亮。尤其是50万字的长篇《玄武》，打破了传统的田园牧歌式和阶级斗争式的乡土文学写作模式，表现了近60年京西农村的变迁史，波澜壮阔地展现了剧烈变化的时代、乱象叠生的纠葛和错综复杂的人物矛盾，尤其是表现了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成为史诗性的作品。评论家解玺璋认为，《玄武》开创了乡土文学新的书写模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凸凹成为继浩然、刘绍棠、刘恒之后，北京农村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家。《玄武》也一举摘得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文艺作品评选长篇小说唯一的优秀奖（一等奖）。凸凹的其他作品还获得省级以上文学奖30余项。

　　这一切当然不是轻易得来的。据凸凹自述，他的写作都是纯业余时间，他尽可能推掉种种应酬，把自己关进狭小的书屋，沉浸在他所营造的京西乡人的生存环境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或歌或哭，每天经常弄到半夜一两点钟筋疲力尽后方才休息。然而第二天，他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区文联主席的办公室，完成着区委区政府对文联工作的期待。他率先在北京市组建乡镇文联、社区文联，形成区、镇（乡）、村（社区）三级联动的文艺发展新格局；他连续多年牵头举办房山图书节；发动文艺家走进企业、农村和社区，组织名人名家书法作品进校园、相声小品下基层、村民合唱大联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他助推阎村镇争得北京市首个“书法艺术镇”的名号；连续多年策划指导佛子庄“二月二酬龙节”，把房山民俗文化品牌推向京城乃至全国；他广请专家成功实施了“房山文化学”研究工程，为房山众多镇乡编写了20多部地域文化丛书，编纂系列专集6部，总字数达2000万字，令学术界对房山刮目相看；他亲自传帮带，鼓励房山文艺家多出精品，并多方筹措资金，连续出版“燕都文丛”总计32部，推出房山作家22人的作品，集中展示房山文学创作的最新成果，使房山文艺创作空前活跃，文艺队伍空前壮大，文艺品牌声名远播。2010年11月，凸凹被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等单位授予北京市德艺双馨中青年文艺工作者称号。2013年6月，凸凹作为北京市唯一人选被国家人社部、中国文联授予“全国文联系统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明确视同省部级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这是中国文联成立以来第一次覆盖全系统的国家级表彰。

　　凸凹热爱房山这片热土，不愿离开哺育滋养给他无尽创作灵感的乡里乡亲，尽管有人看轻他这个从房山垭里走出的京西汉子，但并不妨碍他的作品走向全国，一如美国作家福克纳的视野从没有离开他的故乡约克纳帕塔法县，作品仍走向世界一样。前不久，凸凹受中国作家协会的委托，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罗马尼亚访问。罗马尼亚汉学家鲁博安先生对凸凹的长篇小说《生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向凸凹表示愿意把这部小说翻译成罗文，在罗马尼亚出版。我想，这对扑身乡土的劳模作家凸凹来说，不啻是个喜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