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守谦谈中国画的帝王品味与文人趣味

原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石守谦先生，是参与10月31日浙江大学举办的“宋画国际学术会议”诸多海内外艺术史研究者中备受关注的一位。作为著名的“普林斯顿学派”的成员，他强调从文化史的角度切入艺术史研究，他的会议报告《一二零零年前后的中国北方山水画—兼论其与金代士人文化之互动》也强调，研究宋画需考辨宋画的“前语境”，亦即金代由士人文化脉络生成的山水画系统。而此次访谈，说及中国画，石先生从帝王品味和文人趣味两个角度加以分析，在他看来，帝王品味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一个时代的主流审美取向，而文人趣味，则意味着对这种取向的颠覆和背离，所谓文人画，既是一种“业余的艺术”，也是一种刻意“与时下不同”的前卫精神。

郑诗亮

您曾经提出过，“帝王品味”并非一味的富丽堂皇，北宋神宗与徽宗就有显著差别，南宋高宗、宁宗、理宗三朝，嗜好也有相当清楚的变化。帝王品味不能简单地概括。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帝王品味？

石守谦：我们以前一直都很重视帝王对艺术的赞助，传统的艺术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宫廷艺术史。民间艺术其实不多，只有到了后来所谓文人艺术出现，才有一个比较清楚的“非宫廷艺术”。庶民当然有庶民的艺术，不过大部分没有留下来。我们今天在博物馆看到的传世的艺术，大体都是宫廷艺术。所以，皇帝有没有品味、有怎样的品味，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之所以注意这个问题，是因为以前大家总认为皇帝的品味都一样，但是我自己感觉历朝皇帝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家族虽然都做皇帝，但是家族的属性不同。

我对中国的统治阶级很有兴趣。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从过去一直到现在，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并不见得都是支持艺术的。对历朝历代的皇室到底是什么样的，各有什么特色，我有着特别的兴趣。传世的传统艺术，宋、元、明、清，每一代都不一样，几乎每一代都可以尝试着从帝王品味影响下的宫廷艺术这个角度，给不同时期的艺术表现做一个基本的框架。不管是反宫廷艺术还是受宫廷艺术影响，先要了解宫廷艺术。仔细研究以后，明代的皇室让我觉得很特别，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很民间。

您曾提到，明初帝王在绘画上所表现的品味有性格上的不同。比如朱元璋出身民间，他对元末的文人传统和宋代以来的宫廷文化都不认同，他喜欢的是民间风格，譬如他自己的肖像画。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正是从朱元璋开始，中国的宫廷绘画从过去的宫廷文化主导变为民间文化主导？

石守谦：可以这样理解。就整个宫廷艺术的发展来说，明朝可以算是一个大转折，这个大转折意义非凡。明朝统治阶层的性格发生了转变，这种性格来自朱元璋，因为明朝讲究祖训，这样的性格后来就传递下去了。这真是很有趣的。但是太强调明朝的断裂性，也不见得适当，因为在断裂性之外，明朝的皇帝其实是标榜要回到宋代的，但是他们骨子里的味道，跟宋代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作为皇帝的两面性。中国的历史那么长，皇帝那么多，明朝的皇帝当上皇帝以后，自然会思考理想的皇帝应该怎么做，办法就是“法古”，回到唐、宋，因为明朝前面就是蒙古，蛮族嘛。朱元璋不是用了驱除鞑虏的口号吗？实际上明朝向蒙古人学了很多东西。明朝的廷杖哪里来的？就是蒙古人教的。这其实很自然，明朝之前，元朝统治了一百年，所以明朝刚成立的时候，最容易效仿的对象就是元朝。前朝官员不少还在，他们会告诉明朝皇帝以前是怎样做的。朱元璋继承了蒙古人那种强悍的管理方式。他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威权性很强的皇帝，觉得做皇帝就应该说一不二，下面的人都要听话，

为什么会觉得明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呢？传统讲到元朝艺术的时候，最重要的当然是元四家，大家都知道，元朝末年的时候，文人艺术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可是，到了明朝初年，1385年左右，江南那些文人统统死掉了，而且很多人是暴毙。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一开始，大家都觉得惋惜，感叹这些文人生不逢辰，怎么碰到了这样一个残酷、激烈的新的朝代，觉得非常可惜。但是如果进一步地思考的话，就会发现，这其实牵涉到皇朝传承的时候，皇室性格的转折和变化，就像我前面讲的那样。

传统社会的皇族，无论是皇帝，还是他的亲戚，都是非常难以了解的。另外，还有一群难以了解的人，就是宦官。这些人虽然史书上面一直有记载，其实以前的古人只是用士大夫的眼光去看他们，或者说去约束他们，想要把他们变成儒家士大夫眼中比较理想的人。这只能说，那时的知识人确实有点太天真，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群他们想要改变的人，其实是无法改变的。而且这批人权势很高。比如明朝皇室和皇室身边的人，他们和艺术是很有关系的。

换句话说，这些人对艺术的影响力比士大夫要大得多。

石守谦：其实是大得多。我们一般讲明代文人画的发展很了不起，这个了不起的发展必须要和这个状况之下的宫廷艺术一起看。我不是说宫廷艺术不好，实际上很好，因为这一批皇室王族和他们身边的宦官，其实在艺术上面花了很多精力。北京故宫有一张大画，叫《宣宗行乐图》，这是存世最大的宫廷绘画，宽达三点五公尺，没看过那么大的画。

钱谦益还写文章说明宣宗是宋徽宗后又一个极具艺术天分的皇帝。

石守谦：其实宣宗的艺术天分也就还好。皇帝能画画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文人总是给他戴高帽子。但是宣宗真的是喜欢艺术，也很支持艺术，他画的很多画都流传下来。有皇帝亲自来支持，事情当然就好办得多，艺术也就发展得比较好。什么东西，只要统治者稍加提携，立刻就会发展得好，这是历史的惯常现象。

从这一点来看，文人画其实是有很清楚的性格色彩的。从沈周开始，一直到文徵明，他们可以说是故意地拒绝北京，我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拒绝北京”。他们不要待在北京，觉得这个地方太可怕了，一定要回家乡，回到江南。明朝初期，很多南方的文士往北京跑，大部分是因为科举，有的是在找机会，总觉得那里是京城，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后来才发现这个地方不能待，太可怕了。他们还不能说是对抗中央政府，更准确来说，是有一种心理上独立的需求。这些人不是天生的隐士，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许多相关的故事传说，都是虚构出来的，他们的艺术发展，其实还是跟宫廷的发展有着非常具体的关系。

您的意思其实是说，这些文人画的代表人物，是作为宫廷艺术对立面而存在的，他们越是强调自己隐逸的一面，标榜文人趣味，就越是和宫廷艺术庙堂的那一面对立起来。记得您曾经写文章说过，宣宗绘画中的民间风格影响了他身边的勋贵和宫廷画家。这种影响慢慢向外扩散，通过戴进，甚至影响到了浙派的建立。问题在于，戴进只是短暂地入宫，有没有做过宫廷画家也是存疑的，帝王的品味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石守谦：不妨想象一下，今天这个没有皇帝的时代，领导者的力量大不大？谁都能感觉到。传统社会，皇帝并不直接去推动什么，朝廷自然而然的就是焦点，一个文人到了朝廷，再回到家乡，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文徵明从北京回苏州以后，写的很多诗都是告诉人家，我在北京待过，我住的地方像天堂，我看到的御花园像仙境。有一点自我吹嘘的味道。但是你可以感觉到，朝廷就是一个人们向往但是通常无法到达的地方，真的像天堂一样。因为有这种心理，所以任何跟朝廷、中央或者皇帝有关的事情，就会有某种特别的吸引力。像戴进这样的宫廷画家并不是一辈子待在朝廷，他自己也会在外面接私人的活。宫廷画家一部分的资产或者说文化资本，就来自于跟宫廷的关系。比如，他会想办法拿一个“日近清光”的印章，向别人炫耀说自己是天天在皇帝身边的人，反正别人不会计较这个印章怎么来的。“日近清光”成了他的一块招牌，这样的话，他的艺术就有了另外一种价值，就会有官员、商人想要收藏他的艺术，这会让收藏者感到自己好像皇帝一样：因为皇帝也是看这样的画，跟我看的差不多。大家都在模仿皇帝的身份。所以，宫廷的风格很自然地被大家学习或者追求。

其实一直到今天，全世界都是如此。法国时尚文化就是从宫廷出来的，法国大革命之后，民间才有这些东西，民间在享用宫廷文化的时候，其实是在享受国王或者皇帝的身份。所有的时尚都是如此。宫廷是一个火车头，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还是追随着权威，政治领袖也还是焦点人物，奥巴马的太太穿什么，大家都会关注，英国王室即便已经没有权力，大家还是会很在意他们用的家具怎么样、住所装潢得怎么样。所以，文人画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重要的，它是非贵族、非帝王的艺术，是重要的世界遗产。文人画在中国艺术里之所以得到重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明朝到了孝宗的时候，帝王的品味发生了转向，开始重新青睐宋代的宫廷品味。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民间风格的主导终究不能持久，会产生一个向宫廷文化回归的过程？民间的活力注入宫廷艺术之后，时间一久，时不时又会被宫廷艺术保守、陈旧的一面同化？

石守谦：所谓“民间的活力”是一种比较刻板的理解。我不太强调民间的活力，也不贬低宫廷艺术，认为它一定就是陈腐的。民间艺术和宫廷艺术只是不同而已。当然，民间和宫廷的交流，结果一定是好的。民间的元素进入宫廷，让宫廷艺术更活泼，这是肯定的。进去之后，民间的部分也被改变，毕竟使用者是皇帝。虽然皇帝几代前也来自民间，但时间久了之后，皇帝也知道自己是皇帝，终究跟平民不一样，只不过祖宗很喜欢这些民间的风格，他留下来很多有民间味道的教训，但很快就产生一种明朝帝王的风格。这种帝王风格跟南宋就很不同。

举个例子来说，明武宗，也就是出名的正德皇帝，大家都说这个人很奇怪，其实是有趣。他喜欢玩乐，还喜欢打斗，这有他祖宗的一部分特性。王阳明抓了宁王朱宸濠，武宗还要亲征把宁王抓回来。其实已经抓到了，还要再演一回。他就是喜欢表现，也有这方面的能力和天赋。所以他和宋朝的皇帝不一样。宋朝的皇帝非常端正，是理学影响下的圣君，明朝皇帝的形象就不同。看画像就知道了，明朝从朱元璋到永乐、正德，画像的气派大得多，有武将的味道，这是紧接蒙古帝王的传统。蒙古大汗都讲究体魄，非常强壮，因为要统治很大的部落。所以民间的艺术元素进入了宫廷之后，它不是说被改变了，而是和宫廷艺术融合，出现了专属于明朝皇室、很特别的宫廷艺术。万历皇帝的帝陵就非常豪华，这在宋朝是看不到的，跟清朝的皇室也不一样。你去看紫禁城，发觉朴素得很，用今天的话来说叫“低调的奢华”，清朝的皇帝不敢太高调，从康熙到乾隆经营紫禁城，都低调得很，拿去和凡尔赛宫比，你会觉得凡尔赛宫金碧辉煌，太奢华了。

中国的皇帝，常常有两面要照顾，一方面要照顾家族传统，另一方面，还要照顾中国的帝王传统。我也很喜欢研究清宫艺术，我注意到，清朝皇帝有这种两面性。清朝皇帝是满族，所以一定要照顾满族的家族传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既然在中国做皇帝，那么，清朝皇帝必须照顾中国的皇帝传统。他们自觉进入中国历代皇帝序列，就应该显示和中国文化传统的亲密关系，不然做不好中国的皇帝。这个时候，中国传统的帝王规范就发挥作用了。当然，清朝皇帝认为包括满蒙汉藏的清帝国比传统的中国疆域大得多，体现出了一种世界性。但是清朝跟蒙古就不一样。蒙古当然也是世界性帝国，他们没什么忌讳，敢于展现世界性的一面，他们乐意接受从世界其他国家来的东西，也愿意把中国的东西赏给外国，这就可以充分体现世界性。但是清朝的皇帝就不会这样。他大概也听说过凡尔赛宫什么样子、太阳王怎么回事，但紫禁城并没有那么奢华，中国传统的帝王规范在这里就起作用了。这个规范规定了不能显露奢华，还有不能加税，一定要轻徭薄赋。所以他的钱其实非常多，但是不能显得那么有钱，所以他的生活比较低调。从这个角度就可以了解，他所赞助的艺术为什么跟太阳王不一样。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跟传统不一样的角度，去了解中国艺术的发展。原则上，我们还是同意宫廷艺术是主轴，但是在这条主轴之外，我们还发现了文人艺术的重要价值。这也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从十五世纪开始就逐渐发展出来，几乎可以压倒过去的宫廷艺术传统。

您指出，一旦帝王品味与民间分途这种转折发生，宫廷不再受到来自民间的风格的影响，宫廷的风格就变得空洞化了。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空洞化”？您也指出，宋朝绘画当中，民间文化从来不是主导，而是等着更高级的文化来点化，为什么宋朝的宫廷艺术没有发生空洞化？

石守谦：从另外一个角度，用非常物质的眼光来看的话，所谓“空洞化”，其实就是财力枯竭了。中国的王朝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