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婚率之变审视公共政策的德性

华西都市报评论员朱昌俊

钻空子式的“假离婚”当然不值得提倡。但于巨大的利益驱动之下，它依然是公民可以选择的“法无禁止即自由”范畴内的正当行为。因此，面对此种现象，对于公共政策正当性的反思理应先于对公民道德的批评。

“最近离婚的明显少了。”几位常年在婚姻登记部门办证窗口工作的一线人员，如此描述最近三个月感受到的变化。工作人员更直观的感受是，变化背后，应该和8月9日郑州市取消房屋限购政策有关。郑州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相关数据显示，郑州某区离婚人数三个月“三连降”。（11月10日《大河报》）

限购取消，离婚率会降低吗？早在此轮房屋限购政策松绑之初，就不乏媒体发出这样的疑问。尽管尚缺乏足够严密的调查论证，但从此则新闻所反映的现象来看，房屋限购政策对于离婚率的影响当是客观存在的。而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离婚率随着某项公共政策的调整而出现波动，无论如何都是耐人寻味的。

任何公共政策都会对于公民的个人生活或家庭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但一个好的公共政策，理当是寻求在最小的负面影响也即社会代价的基础上，实现公共福祉的最大提升。对应此标准，房屋限购政策所引发的离婚率波动，是否就是应当承受的最小代价，已然存疑。就个人而言，钻空子式的“假离婚”当然不值得提倡。但于巨大的利益驱动之下，它依然是公民可以选择的“法无禁止即自由”范畴内的正当行为。因此，面对此种现象，对于公共政策正当性的反思理应先于对公民道德的批评。

房屋限购政策的初衷无疑是为了确保房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但政策实施的效果已经表明，其作用并不突出。且其本身所蕴含的某种道德风险，也理当被提前预知或适时被纠偏。在限购背后的巨大关联利益刺激之下，它所引发的离婚反应，不仅容易促使人们背离传统的婚姻观，更是对于包含婚姻在内的社会契约精神的一种摧毁。其潜在“代价”不容小视。

功利性的公共政策必定会强化整个社会的功利性倾向。房产限购政策变动所带来的离婚率之变，就是典型一例。从长远看，这种带有临时性突击色彩的行政干预，在无形中降低了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稳定性的心理预期，不仅催生出一幅慌乱的“与房产政策赛跑”的社会买房图景，更会助长整个社会的功利与紧张气氛。这无疑不是一项好的公共政策应该带来的社会反响。

留下“假离婚”空子的房产调控政策，既是行政干预不当的一种体现，也从侧面反映出公共政策制定上的程序纰漏。如缺乏对于政策影响的全面评估和及时纠偏的缓冲区间设置。而可以随意忽视公共政策所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也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在当下对于道德观念与民生细节仍缺乏足够的重视。无论如何，捍卫社会的主流价值与道德标准，理应是任何公共政策所应该秉持的品质与德性。

一项催生荒诞现象的公共政策理当得到反思；一项好的公共政策理应催生正向的社会文化与道德观念。随着房屋限购的逐渐松绑，我们可能正在走出房产行政干预的调控时代，但与此对应，蕴藏道德与权利风险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更当及早告别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