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世”再读张充仁(图)

　　回音

　　躲斋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第136期刊出了《海上画室何处寻》专辑，其中言及先师的“充仁画室”以及师兄的“哈定画室”，不禁感慨。正在中华艺术宫举行的“哈定画展”，我专程去参观了，见到了张充仁先生和哈定当年的合影，更是勾起了几乎已经忘却的忆念。

　　少年时，我从张先生学画，入“充仁画室”，但我并非先生的正式学生。哈定长我11岁，大家都称他“大师兄”。后来我中辍画学，改学了文史，但于画学依然不减所爱，还常往画室。“文革”起中断联系，直到先生晚年才又恢复交往。1990年代，先生定居法国，并寿终于彼。新世纪之初，我起草倡议于先生故里七宝为先生建立“张充仁纪念馆”，幸得各方支持，终于事成。然而，时到今天，知道张先生的事实上并不太多，犹如哈定，他们的知名度大体上还局限在业内，甚至还不如陈逸飞。有感于此，我曾先后写过一些文字，以真名或笔名“躲斋”在《张充仁研究》第一辑、第三辑上发表了我的回忆录和《略论〈德彪西塑像〉》，于《文汇报·笔会》（2010年4月22日）上发表了《张充仁与马相伯》，又在《上海滩》2011年第10期发表了《我的老师张充仁》，并由此引起上海电视台的注意，邀我制作一档节目《十一岁跟张充仁学画》，于2011年12月23日“纪实频道·往事”首播。尽管如此，我觉得知张者依然不广，而且不深，更何况哈定。这次读贵报的调查报告，几乎有隔世之感。因此，我以为还得继续宣传张先生，宣传哈定，特别是必须研究他们，继承他们的画学思想、理念、风格、贡献。

　　作为张先生的学生，我很惭愧；尤其作为“张充仁艺术研究交流中心”的研究员，我的研究甚是浮浅。现在，在读了贵报的专辑之后，感慨之余，不避谫陋，特奉上一篇关于张先生逸事的回忆《“委屈”的故事》，敬请审处，并祈赐复。

　　“委屈”的故事

　　—“充仁画室”忆旧

　　在“充仁画室”，有一件事几乎忘了，这次看了哈定画展，竟然在记忆深处被勾了起来。那是一次涉及“评分”的事。平时，我们的作业从来不打分，张先生只是对我们说，这里好，那里差，怎样改，或者赞扬，或者点头，很少批评。这儿说的“评分”，其实是同学之间比高低。我不算是“正式”的学生，所以也从来没有和同学比过高低。有一次，我们几个学素描的作业是铅笔写生，面对一串木制的香蕉模型，从不同的角度画在纸上。我画的角度是正面，略带一点侧；其他几个画的是右侧面或左侧面。画完了，我自以为自己画得最好，十分得意。不料大师兄（哈定，我们平时习惯地叫他大师兄）一看，就哈哈地笑起来，对我说：“你画的是香蕉吗？我看是木头！香蕉成了木头，这还好吗？”我顿时迷糊了，这香蕉本来就是木制的模型嘛！可是看看同学的，他们画的香蕉的确不大像木头的。那么究竟是我对，还是我不行？我搞不明白。而大师兄的笑声又使我感到委屈。这时候，张先生来了。他把我的作业看了，也查看了同学们的，然后用上海话说：“蛮好，蛮好，才（上海话：全）蛮好。比较起来，这张正侧面的顶好。”这一下，我激动得差一点要叫起来。但是，我终于说出了我的“顾虑”：“刚才大师兄说我画得最糟，香蕉成了木头。”

　　“这真是好啊！你们画的不是木头香蕉吗？画出了它的质感，不就是成功了？这是逼真，是学画的第一步，有什么不好啊？”

　　我终于得了“第一”，不再感到委屈了。

　　其实，今天想来，大师兄的评判也没错，绘画既要真实，也要想象，面对的虽是木头，可得想象成真的香蕉，哈定正是从这一要求对我作出评判的，不是吗？

　　可是张先生在他的少年时期却是遇到过一次真正的“委屈”，一直到晚年，他都忘不了。

　　原来张先生在小学四年级的那年，在图画比赛中，得了全校第一名。校长为他准备了一份很好的奖品：一只画箱、一套画笔、一套颜色。对于当年十分穷苦的小张充仁来说，他是多么向往。可是没想到在颁奖的时候，忽然来了一阵风，把奖品上标着姓名的纸条吹落了，拾起以后却放错了位置，把第一名的放到了第二名的奖品上。可是这一错，他就只得了一部《中华图画故事》。第一名成了第二名，这可实在太委屈了。这个故事是张师母告诉我的，张先生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过。后来张师母对我说：“张先生非常喜欢孩子，特别关怀孩子，不让他们受到任何委屈。他说，这会伤害心灵，会影响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