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国
1939年11月6日，苏联最重要的节日十月革命节的前夕，突然门铃响了，很长很长的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触了电似的，马上跳下床跑去开
门。一个军人站在门口，向我行了个礼说：“这是我们送给您十月革命节的礼物。”
李明站在那儿，我高兴地大喊，李明回来了！李明回来了！
出狱之后，共产国际的一些人仍然揪住立三不放。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之下，他们单方面取消了他的中共党员的党籍，还不允许他回国。由于没有党籍、没有户口、没有工作，立三沦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靠着每个月从国际红十字会领取的200卢布救济金来补贴家用。1943年8月，我们的第一个女儿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尽管政治前途比较黯淡，女儿的出生还是给立三带来了极大的慰藉。
1945年4月-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立三路线”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价。
这一年的12月31日，全家正准备团聚迎接新年的时候，却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苏共委员会一趟，我的心又悬到了嗓子眼。时间一点点地过去，在1946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之时，他终于回来了，一进门，他就抱起我说：“你猜猜，发生什么事了？”我当然猜不出来。他非常兴奋地说：“我又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了！”
我怀里抱着女儿，心里冰凉。我想完了，又要剩下我一个人了。尽管当初我决定嫁给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早晚是要回到中国去的。
立三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对我说：“你要相信我，等国内的局势稍稍安定一些，我一定竭尽所能把你接到中国，你同意吗？”我说当然，心情很复杂。但我对他依旧坚信不疑，因为他是一个从来都不违背诺言的人。
1946年1月，在阔别祖国15年之后，立三终于回到了中国革命的最前沿。在哈尔滨，李立三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参与了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也为保护丰满电站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分离了8个月之后，立三终于办好了我和女儿去中国的一切手续。
得知我要去中国的消息，周围有不少朋友都对我说：“你疯了么！你还带着孩子跑到中国，中国刚开始国内战争啊！你还没受够战争生活？”但是我说：“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孩子，他们能在中国生活，我的女儿也能在那里生活。”
周恩来：要么离婚，要么加入中国国籍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天安门城楼上，李立三站在了毛泽东的右侧。新中国成立之初，李立三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在当时的报刊上，关于他的消息频频出现。而我们组成的这个新中国级别最高的国际家庭，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新中国百废待兴，身为部长，立三公务繁忙。然而工作之外他依然细心地呵护着我们这个饱经磨难、来之不易的家庭。五六点钟下班回到家，他有时会拉着我和孩子们到北海去走一圈。就在那个时代，我们都还是一直保持着国外的生活习惯，手挽着手聊天。立三知道我喜欢丁香花，在中南海沿着南海的湖边都是很高的丁香树，所以他每次去中南海开会的时候，都会让司机停车，摘一大把树枝，带回来送给我。我有时还怪他：“你看，你不是在破坏环境吗？怎能随随便便地摘丁香花？”他那个时候就像一个淘了气的小孩，低着头，但是下次还是故伎重施。
但幸福总是不长久，灾难往往接踵而至。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约，撤走援华专家。中苏关系宣告破裂，我们家的安宁与和谐再度被打破。
嫁给中国党内干部的一些苏联妇女都一个一个地走了。我们平时都是在一起，还带着孩子一起玩，本来是一个小的社交圈。这个时候，却一会儿听说这个准备走了，一会说那个准备走了。很多人顶不住这个压力，绝大多数中苏婚姻家庭都散了，最后就剩下那么两三家幸存者。
中苏关系破裂后不久，有谣言传出我是苏联的特务，很快立三被叫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要么离婚，要么让李莎与苏联脱离关系，加入中国国籍。立三当时承受了特别大的上层压力，但是他非常坚定。他说，我知道李莎绝不可能干那样的事，绝不可能当特务。他甚至说：我可以用我的党性做担保。
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形势下，老同志们很关心立三的政治生命，建议他与我离婚，但立三毅然拒绝了。他向同志们解释说：“我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候，李莎都没有抛弃我，还给我以极大的支持，我不能恩将仇报。”我得知后非常地感动，立三对我的情感，真正印证了中国的那句格言：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
一个和李立三有旧怨的干部站出来揭发说，李莎和苏联大使馆有联系，有修正主义言论，而且还把这件事正式上报到中央。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等人再次和李立三谈到了我的国籍问题。根据苏联当时的法律，要想退出国籍，必须经过苏共中央同意，否则就会以叛国罪论处。而当时那种恶劣的中苏环境，根本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来办理相关手续。简单地说，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着叛国。
我心里很明白，我应该怎么做，但是同时还是犹豫不决。因为我觉得加入中国国籍以后，就好像跟自己的祖国彻底断裂了。苏联人一旦放弃苏联国籍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也绝不允许再回去。我从小生长在苏联，对自己的祖国、对国内的亲人也很难割舍，但是为了爱情，我又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抉择。
1964年7月，我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书。周恩来亲自批准了这一申请，两个月后我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本文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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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