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一家
邂逅莫斯科
1933年秋天，我刚刚从远东回到莫斯科，被邀请到一个女朋友家里做客。朋友给我介绍说，今天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客人李明。他看起来不超过三十岁，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头发很蓬松。在聚会中，他侃侃而谈，给我们讲中国，讲中国的革命活动。他说在上海大罢工的时候，他不得不逃避警察的追捕，沿着屋檐跑，爬墙跳墙。他讲得非常精彩，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
等他走了以后，我问朋友，这位中国朋友李明究竟是谁。朋友瞪大了眼睛对我说：“你不认识他吗？李明就是那个著名的中国工人领袖李立三呀！”
在我的印象里，李立三至少应该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却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年轻、有活力的中国人“李明”就是李立三。
我们很快有了再次见面的机会，身边的朋友也陆续知道了“李明”的真正身份，他们劝我说现在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这么复杂，最好不要跟这样的人走得太近。当时我没有往那边想，因为我性格不是这样的。
他在我面前从不隐瞒自己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过去的几段婚姻也和盘托出。关于自己的优点、成绩他只字不提。他讲到自己所有的错误都是他性格的体现，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一个不平静的人，所以他想要加快中国的革命进程。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谦虚、聪明。但是他无法摘除那些骂名，即使在苏联也几乎没有人相信他。
我们陷入了爱河。他在爱情方面非常腼腆，甚至有些羞涩，不像俄罗斯人那么奔放。
1936年2月，我们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招待所举办了俭朴的婚礼。5月，我们来到黑海之滨度蜜月。5月份是玉兰花开的季节，他爬到树上，摘了一大捧鲜花送给我，我很高兴，觉得这很浪漫。
但此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们不曾想到，一场席卷整个苏联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
1934年12月，苏联掀起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苏联的许多革命元老、红军将领都被戴上“反党托派”、“外国间谍”的政治帽子而锒铛入狱。我们所居住的共产国际招待所里也终日被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几乎没有一个晚上可以平静地安睡，经常会有沉重的军靴声和枪械的摩擦声。而第二天早上，公寓长长的走廊里，有些门上就被贴上盖着章的封条。我们知道里边的人已经被带走了。
1937年，“肃反”运动进行到最为激烈的阶段。这一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看到许多中国干部陆续回国抗日，立三如坐针毡，终于按捺不住，再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回国的申请。
然而，正当我们迫切等待回音时，1938年2月24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们吵醒。我打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两个军人。一个战士肩上挎着步枪。他递给李立三一张纸，上面写着“逮捕证”。
我整个人突然全身发冷，好像死了一样。
立三对我说：“你转告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告诉他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俄国人民，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
我瘫坐在沙发上，直到天亮才勉强拿起笔，将他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交给住在隔壁的共产国际代表陈潭秋。
几天后，正当我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立三消息的时候，接到了学校团委通知，要求我前往礼堂参加全体团员大会。在大会上，他们罗列了立三的所谓的罪名，然后就让我表态。
我说：“我和丈夫结婚的时间不长，但两年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我没有发现他做过任何坏事。现在他被抓起来了，但是案件还在审理中，只有等到事情查得水落石出，我们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他们很不喜欢我这种态度，因为我没有跟他们唱一个调儿。团委书记说：“你们看，她和丈夫是一丘之貉，像她这样的人，就不配留在团内！”
我掏出自己的团证，放在桌上，转身下台走了，这个时候整个大礼堂鸦雀无声。
立三自从被抓走后，音信全无。我不理解，难道在苏联会有那么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么？我觉得不可思议，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丈夫。
于是，我凭着共产国际的一纸介绍信，到莫斯科的各个监狱打听他的下落。在每个监狱我都要排很长很长的队，排到问询处窗口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证明递过去。人家就把证明扔回来，说没有这个人。
半年后，我终于在塔岗卡监狱意外获得了丈夫的消息。我一下子如释重负，高兴得不得了。我问能不能给他转交什么东西？可以探监么？他们说不能探监，只能每个月来一次给他转交50卢布。
本文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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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