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法官“炼成”记

中国大法官“炼成”记

原湖南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履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成为中国首席大法官的消息甫一传出，周强法学科班出身的背景即为人津津乐道。

除了首席大法官，中国的大法官，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有何轨迹可循？

3月15日，53岁的周强，接替王胜俊，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纵观周强履历，7年的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科班出身，10年司法系统工作履历，最终得以问鼎中国首席大法官，无疑符合实务界、学界的期待。

周强是中国第十三任最高院院长。在他之前，沈钧儒、董必武、谢觉哉等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在最高院院长这个职位上，书写过法治与人生的辉煌篇章。

他们，无疑都是中国大法官。不过，根据1995年2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大法官”这个称谓，除了适用于最高院院长（首席大法官），也适用于最高院副院长、最高院审委会委员、各省高院院长（称谓分别为一级、二级大法官）。

严格说来，周强是继任建新、肖扬、王胜俊之后第四个首席大法官。

除了首席大法官，中国的大法官，是如何炼成的？本报为此对全国除军队法院以外的55名大法官（统计截至2013年3月18日，包括10位首席大法官、以及现任最高院副院长、审委会委员、现任各省高院院长），进行了实证分析。

大法官的“法”背景

回望历史能发现，新中国的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尽管生长于战乱年代，仍旧具备着无法比拟的法学背景。

1928年，沈钧儒在上海挂牌执行律师职务。除了拥有这一层背景，沈钧儒还曾担任上海法科学院(建国后并入上海财经大学)教务长。

1949年10月，民盟创始人沈钧儒受命组建最高法院。根据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最高法院先后建立起6个分院。

继任者董必武，更是在日本研修过法律，本身就是个法学家。至今，在中国法学会，还设置有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专门从事董必武法学、法治思想研究。

接任者谢觉哉和杨秀峰，受命于新中国法制遭受重挫之际。因彼时各种运动不断，新中国法制建设停滞不前，甚至遭弃。

改革开放后，法制建设进入重建和迅速发展的新时期。1997年，“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正式确立。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任务也转移到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上来。继任者江华、任建新在推动司法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老一辈最高院院长，除了沈钧儒、董必武早年的履历更多与司法有关以外，其他院长的履历，还主要集中在党政系统。

这也与那个年代的革命传统有关。比如，郑天翔院长，早年当过宣传科科长、县长、绥远军政委员会包头工作团团长，建国后，当过北京市委书记、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等，唯独与司法系统交集不多。

专事司法的大法官稀缺

革命渐行渐远，对于大法官的法学专业素养、履历要求，越来越多被提及。比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必须从法官或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选出，而本科以上毕业，且为法律专业或具有法律专业知识，是法官必备条件之一。

如果把从基层做起，在司法系统内成长的法官，称为“司法型大法官”，历任最高院院长中，真正符合这一条件的，为数甚少。

但以此分析各省级高院现任院长，就有其意义所在。根据本报记者的统计，在统计到的31名现任地方高院院长中，从基层司法系统做起，一路做至大法官的，有14名；主要以法律为知识背景的，有15名。

从从政履历来看，这些符合条件的“司法型大法官”，也不尽相同。有的有法科知识背景，有的则没有；有的是一路从基层司法系统做到大法官，有的中途辗转过党政系统。

以河北省高院院长卫彦明为例。卫彦明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便进入最高人民法院，从书记员做起，后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执行局局长。在2012年时，卫彦明调任河北省高院，任院长。

最为稀缺的，当属既有法科知识背景，又是从基层法官做起，一直做到大法官的。根据本报记者的不完全统计，符合上述条件的地方高院系统现任大法官，只有江西省高院院长张忠厚、山东省高院院长周玉华、湖南省高院院长康为民、四川省高院院长王海萍、贵州省高院院长孙华璞等5人，仅占16%。

倘若将统计数据放宽，将基层检察院系统也计入统计数据，则浙江省高院现任院长齐奇，也属其中之一，因他是从检察系统成长起来，一路成为大法官。

半数硕士、部分海归

更多的现任地方大法官，其从政履历，则是党政、司法系统交替。比如，湖北省高院院长李静，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在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审一庭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1995年，李静开始走向党政道路，至2001年，已是山东省委副秘书长。2004年，李静又回归司法系统，2013年1月，当选为湖北省高院院长。

有的则是，先在党政系统工作，后又回归司法系统。如吉林省大法官王常松，北大法学硕士毕业后，到审计署工作，在任吉林省高院院长之前，担任中共松原市委书记。

从学历上看，46名大法官中，有法学博士10个、法学硕士16个，硕士以上学历占57%。比如，重庆市高院院长钱锋，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法学专业、博士；四川省高院院长王海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贵州省高院院长孙华璞是北大法律硕士。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方法院系统大法官，除了法学科班出身，还具备留学经历。比如，江苏省高院院长许前飞，是武汉大学国际经济法博士，曾在美国纽约大学进修；青海省高院院长董开军，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民法专业毕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还曾在2003年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且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论及知识背景与从政履历，最高法院系统内的大法官，最为“豪华”。现有的15名大法官（包括最高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中，除一人未能查及外，其余14名，全部具有法律知识背景。其中，法学博士6人，法学硕士7人。

党政、司法履历交替为常态

党政、司法系统工作履历交替，在近几届最高院院长的从政履历上，最为明显。

以任建新为例：任老工作过的地方，多与司法系统有交集，比如，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部等，但也并非一路纯粹走司法道路，在建国前夕，任老曾任华北人民政府秘书厅秘书。

再以王胜俊为例。从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后，王胜俊从安徽省六安县木厂铺农场职工做起，升至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秘书长，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2008年，王从中央政法委秘书长一职上，转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

根据本报的统计，在最高法院系统的现任15名大法官中（1人资料不详），有过长时间党政系统工作经验的，有3个：分别是院长周强（团中央、湖南省委）、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政法系统工作5年）和政治部主任徐家新（中组部工作）。

党政、司法系统工作履历交替的情况，在地方高院院长中，同样存在。但也有细微差别。

一类是，其早年的从政履历、求学履历中，很少有司法系统工作履历，也很少有法律求学背景。比如，内蒙古高院院长胡毅峰、甘肃省高院院长梁明远、新疆高院院长乃依木·亚森。

以胡毅峰举例：他从包头铁路技校桥隧专业毕业后，在呼和浩特铁路系统工作，官至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盟委副书记、盟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转任内蒙古高院院长前，其职务是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另一类，则是早年法学科班出身，但一直在党政系统工作，终于一朝成为大法官。比如，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常松，他虽然从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毕业，但毕业后，一直在党政系统工作，2013年调任现职前，还是松原市市委书记。类似的大法官，还包括黑龙江省高院院长张述元、福建省高院院长马新岚等。

更多的，是反复交替的类型。比如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从山东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张立勇进入党政系统工作，官至陕西省咸阳市委书记，2007年转任河南省高院院长。

再比如海南省高院院长董治良。董治良从云南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毕业后，从云南省保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做起，后转至党政系统，中间，其又返回司法系统，担任云南省保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不久又回到党政系统，任云南省思茅地委副书记，三年后，再次返回司法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有过党政系统经历，或者履历中，主要为党政系统经历，不代表这些高院院长，不具备法学求学背景。事实是，在依法治国的这个时代，无论是党政系统，还是司法系统的工作，都需要以法学知识作积淀。

这或许也是本报统计的地方大法官中，不乏学过法律，甚至法学硕士、博士的原因。比如，黑龙江省高院院长张述元是刑事诉讼法博士，吉林省高院院长王常松是民法学硕士，福建省高院院长马新岚，还取得了律师资格。

从未离开过“法治”

在这46人名单的统计数据里，现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又有其特殊之处，并有许多引人瞩目的标签。

周强是新中国第十三任最高法院院长，也是四任首席大法官中，第二位法律科班出身的院长(第一位是肖扬，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此外，与此前的历任院长相比，周强绝对具备年龄优势：此前的九位院长任职时，约为67.4岁，但周强任职最高院院长时，仅53岁，名副其实为最高院里，最年轻的院长。

当然，让外界对周强充满期待的，不仅是他的法律背景，也在于，他此前10年的司法系统工作，以及他从政期间，浓厚的法治色彩。

科班出身的周强，在主政湖南期间，大力推进“法治湖南”建设，出台了行政程序规定和政府服务规定。

周强担任湖南省长期间，湖南相继出台了《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湖南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等法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甚至有媒体称之为法治政府的“湖南样本”。

任最高法院院长后的第三天，周强在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大会上表示，要始终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突出抓好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司法改革、队伍建设、基层基础等工作，不断把人民法院工作推向前进。

更好地推动司法改革

中国的法制建设，与制度有关，也与执行制度的法官、大法官有关。

从过往来看，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工作履历的最高院院长走向前台，对中国的法治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比如，1998年，法律科班出身的肖扬当选最高法院院长。面对法院面临的各种批评，肖扬的思路是，一抓公正，第二抓效率，第三抓队伍，但都要靠改革去推进。

2008年，王胜俊从中央政法委秘书长的职位上转任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上任伊始，按照党中央对政法工作的新要求，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确立为新时期法院工作指导思想。

这一时期，最高法院的工作主题变成“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其提出的司法理念，包括“能动司法”，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和谐司法”，确立“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等。

而今，作为继任者，周强与最高法院的走向密切相关。北京一位执业律师向本报记者表示，类似于肖扬、周强这样的科班出身的首席大法官，其实非常了解中国的司法改革需要什么，或许也可以更好地推动中国的司法改革。

“大法官也要讲政治、讲大局”

学界、实务界对此亦是高度关注：当今，以及未来5年、10年，中国需要更多的专业化大法官，还是更多党政系统出身的大法官？

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崔巍认为，此前，更多党政履历、更懂政治大局的大法官，与此前更多司法系统履历、更为专业化的大法官，各有其所长。

“前者的优势是，政治敏感性强，协调能力强。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要求高院院长，将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社会责任有机地结合，特别是政治责任应放在首位，（前者）在这方面，明显有优势。”崔巍说。

而对于后者，崔巍认为，这些人长期在司法系统工作，有较深的法学功底和司法创新能力，在处理一些疑难重大案件上，显然能更为准确。针对大法官中，越来越多的专家型大法官出现，崔巍认为：“这有利于司法人才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司法人才专业化也是国际趋势。”

不过，在北京理工大学高等司法研究所主任徐昕教授看来，由于中国司法中存在一定的政治因素，因此大法官及首席大法官的产生，并不存在规律性，不少时候都是基于政治的考虑。

徐昕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表示，虽然党政官员调任大法官，其本身有优势，比如可以协调更多的关系，可以调动更多的资源，有更强的抗打压能力，但是这不应该是产生大法官的理想路径。

针对目前存在个别人从高校交流到法检系统任职的这一现象，徐昕表示，这种交流更多的是挂职，没有形成一个稳定机制，意义不大。

“将来的大法官产生，应该考虑让更多的司法专业人才参与，让更多律师可以有进入司法系统工作的通道。”徐昕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北京安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法学博士李升泉律师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向本报记者表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基本原则，即法官判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所以，律师更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专业知识比较强的司法型法官出现。（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