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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知青在黑龙江档案资料汇编”项目昨在沪启动
上海社科院学者金大陆建议知青史研究途径：成规模建立资料库、重点进行史料开发和史料重建
农场秋收时，如果遇到雨季涝灾，或大型机械无法作业的洼地拐角，兵团农场就会组织包括知青在内的人力，用小镰刀进行收割。
1981年夏，曾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知青重返第二故乡，与未婚妻在黑龙江边拍了一张结婚照，纪念当时的经历。
黑龙江省曾是接收全国知青最多的省份，共计130多万人，其中上海知青16.8万人，上海市前副市长周禹鹏、上海作家金宇澄都曾插队黑龙江。作为上海知青研究的一个重要项目，“上海知青在黑龙江档案资料汇编”昨天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签约启动，这是继“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资料汇编”项目之后的又一个知青档案整理工程。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建刚昨天在签约仪式上表示，“档案整理、选编对知青研究是突破，资料选编对知青的学术研究是拓展。”“上海知青在黑龙江档案资料汇编”项目参与者之一的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则强调需要确定中国知青研究的“学科定位”和“理论建设”，使知青研究进入“历史学的轨道”，并成规模地建立资料库。
“上海知青在黑龙江档案资料汇编”项目由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黑龙江档案局和黑龙江黑河学院三方启动，目前黑龙江方面已经向各县市档案局发出“上海知青在黑龙江档案”的征集通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负责对这些档案材料进行整理和编辑。
过去几年，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系等专业机构协同设立了“中国知青研究史料整理” 课题组，首批开展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共列东北卷、华北卷、西北卷、西南卷、中南卷、华东卷及直辖市卷等七卷本）和《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与江西省档案馆合作） 两大项目，其中《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共600多万字。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昨天在座谈会上表示，他们在2008年出版了一套收入前二三十年知青研究的文章汇编，“我们发现，这套文集不断被各种研究引用。”金大陆认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汇编江西、黑龙江等地知青档案资料有其重要的价值。
金光耀认为，知青研究不是10年、20年就能完成的，“也不能只靠我们这些有知青经历的学者，要让更多年轻人加入其中，所以我们更应该做基础性的工作—史料整理。没有知青史料建设，真正的学术研究不能展开。”
金大陆希望通过档案整理、选编等途径来突破知青研究的“瓶颈”，他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认为，中国知青研究正处于“突破瓶颈”的阶段。“突破瓶颈”的路径，则是确定中国知青研究的“学科定位”和“理论建设”的方向，“只有强调中国知青研究进入‘历史学的轨道’，并成规模地建立资料库，继而‘标树以史料开发和史实重建为中心的研究路径，构建以问题解答为中心的研究框架’，才是一条正确的学术之道。”
专访金大陆
知青运动曾是“文革”产儿，但没有完全顺应其生长
东方早报：知青题材是文学、影视界的一个热点，在学术界，知青研究同样也很热，更何况很多研究者本身也是知青。在你看来，学术界现在的知青研究有什么特点？
金大陆：中国知青研究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前有知青文学及评论）。近30年来，该项研究在国内外持续延展，尽管主要以大量的纪实回忆和思想评论的方式呈现—主要集中于经验性的“有悔说” 与“无悔说” 的争辩，但终究还有托马斯·伯恩斯坦(美)、潘鸣啸(法)以及张化、郑谦、柳建辉、定宜庄、刘小萌、金光耀、郭小东等国内外学者，坚持学术的态度和方向，在史料利用、框架结构和叙述范式等方面，作了一系列具有探索性的工作。当然，由于具有政治敏感性等一系列复杂原因，该项研究受到相当程度的约束；因为时距太近，一些关键的问题尚显模糊；由于学术准备和积累不足，许多研究题目的破解尚显粗浅；受制于整体投入不够（包括人力和财力），促进该项研究全面提升的动力尚显不足等等。中国知青研究—这个既关乎历史，又关联当下，还关系未来的重大课题，在学术研究层面上的成果，与其承载的厚重历史以及在政治社会发展上的依托，实在是不相匹配的（尽管以知青为主题的电视剧、自娱自乐的联谊会、表演会很热闹）。
东方早报：所以在你看来，知青研究有一个瓶颈？突破瓶颈的路径是什么？
金大陆：中国知青研究正处于“突破瓶颈” 的阶段—那就是既承认研究的现实滞后于研究的价值，又期待并肯定研究的价值将会得到充分的显现。其“突破瓶颈” 的路径，则是确定中国知青研究的“学科定位” 和“理论建设” 的方向。
东方早报：你的意思是，知青研究需要学科化？为什么？
金大陆：“学科定位”（含“史料建设”） 即中国知青研究究竟应归入于怎样的学术轨道，在怎样的学术背景和学术规范中展开。只有强调中国知青研究进入“历史学的轨道”，并成规模地建立资料库，继而“标树以史料开发和史实重建为中心的研究进路，构建以问题解答为中心的研究框架”，才是一条正确的学术之道。
中国知青运动自肇始至终结，已有四五十年历史了。作为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重要构成，它不仅在状态和过程中，关系千百万人口及其家庭的迁徙和生存，更在根本上关系一代人的命运起伏，以及影响着一代人对“政党政治—国家命运—社会管理”和“价值理念—道德情操—情感心理” 的认知和判断。所以，这项关于“一代人的生命史”的研究，就不是一般文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可以直接完整解答的，它必须进入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中，坚持并强调让材料说话，让史实说话。否则，关于知青的研究永远是不落实地的“隔空喊话”、“自说自话”。何况，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知青问题的叙述和讨论，大多数还是在非学术层面上进行的，相对表现为民间热、学界冷；情感性的回顾多、学理性的探究少。即便进入学术层面，也是知青文学占先，针对知青文学主题和形象的虚拟性讨论多，而以历史学为支撑的实体性的问题研究少。
东方早报：如果将知青研究学科化，那么它应该是在“政治运动史”框架中还是“生活史”框架中？
金大陆： 1968年起始的知青运动在整体上从属于“文化大革命”，它的发生时段、过程和主导思想，均脱胎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变化和“继续革命”的政治路线，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在“政治运动史”的框架中进行“反向思考”，便可得出更为重要的结论（应求得更为关键的论证）： 知青运动曾是“文化大革命”的“产儿”，但这个“产儿” 的生长，并没有完全顺应“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方向，即知青的境遇和心态，知青的反省、反思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使“文化大革命”走向解体的动因。确立这样的思路，即探讨知青运动的路径与“文化大革命”解体的逻辑一致性，不仅可使知青运动史研究获得新方向，更能确认“知青运动史”研究应成为“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但我不否认知青运动在整体上从属于“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提出在“社会生活史”的框架中展开知青研究，即从“政治运动史”的框架中跳脱而出，这并不是说要与“政治运动史”的框架进行切割（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切割的，两方面有很多的粘连和互动），而是为了推进中国知青研究进入更开阔的平台。
知青运动的性质有相当的政治属性（如“再教育”等），但它在更广阔的内容和事实的层面上，与知青“输出地”（包括区域、届别、年龄、批次、人数、类型、政策等，即主管部门是如何筹谋，基层单位是如何运作，方针政策是如何制定，方案执行是如何变通，以及所有这些情况的来龙去脉等）和知青“接受地”（包括该地区自然地理、经济地理、耕地与生产资料、人口分布与迁移、组织构架与性质、生产与劳动、经济收入与往来、日作息与年作息方式、文化与习俗、婚姻与生育、事件与事故、疾病与死亡等）之间的联系，应是属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范畴，即只有更普遍地复原知青的生存状态，才能更准确而深刻地解答由知青研究引出的一系列问题。
东方早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在知青研究中，曾参照美国关于“越战”研究的模式，提出将“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你怎么看？
金大陆：金光耀提出这个命题的意思是，1968年的知青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实践，在其实施和执行的过程中，根本性地违背了社会的进步发展和人民的意愿，就如同“文化大革命”已被党的文件否定一样，“知青运动”的政治属性也是应该被否定的。但有一个问题是，“既然中国知青运动在政治性质上是应该被否定的，那么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不管自觉，还是非自觉，不管情愿，还是非情愿，多多少少都应该对其承担责任”。这种观点似乎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但中国知青运动的复杂性，决定了这种推论上的“一致性”承载不起实际情况的“复杂性”。
东方早报：那么“知青”与“知青运动”究竟应在什么意义上“分开”？
金大陆：主张将“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并不是要在内容和形态上切割知青与知青运动的关联，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表示：在理论的阐述和论证上，不能因为“知青”在“知青运动”中有所磨炼，有所成长，有所贡献（也有遭受灾难和迫害的），也不能因为一些“知青”在此后的人生中，分别在政界、学界、军界、商界成为优秀的栋梁之材，而反证“知青运动”的政治正确性。这就跟某些理论标举当年“知青运动”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而反推“知青运动”的宏大和崇高一样，其中隐匿着一条并非正大的逻辑—即以“知青运动”的某些作用，为“知青运动” 的性质作辩护。正是基于这个立场，强调将“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不仅在理论上，更在政治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石剑峰
上海社科院学者金大陆建议知青史研究途径：成规模建立资料库、重点进行史料开发和史料重建
1972年，上海市民在北站送别将要启程去插队的知青。薛宝其 图
1979年，时为知青的上海市前副市长周禹鹏与妻女在黑龙江857农场自家土坯房前。
1981年夏，曾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知青重返第二故乡，与未婚妻在黑龙江边拍了一张结婚照，纪念当时的经历。
黑龙江省曾是接收全国知青最多的省份，共计130多万人，其中上海知青16.8万人，上海市前副市长周禹鹏、上海作家金宇澄都曾插队黑龙江。作为上海知青研究的一个重要项目，“上海知青在黑龙江档案资料汇编”昨天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签约启动，这是继“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资料汇编”项目之后的又一个知青档案整理工程。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建刚昨天在签约仪式上表示，“档案整理、选编对知青研究是突破，资料选编对知青的学术研究是拓展。”“上海知青在黑龙江档案资料汇编”项目参与者之一的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则强调需要确定中国知青研究的“学科定位”和“理论建设”，使知青研究进入“历史学的轨道”，并成规模地建立资料库。
“上海知青在黑龙江档案资料汇编”项目由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黑龙江档案局和黑龙江黑河学院三方启动，目前黑龙江方面已经向各县市档案局发出“上海知青在黑龙江档案”的征集通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负责对这些档案材料进行整理和编辑。
过去几年，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系等专业机构协同设立了“中国知青研究史料整理” 课题组，首批开展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共列东北卷、华北卷、西北卷、西南卷、中南卷、华东卷及直辖市卷等七卷本）和《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与江西省档案馆合作） 两大项目，其中《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共600多万字。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昨天在座谈会上表示，他们在2008年出版了一套收入前二三十年知青研究的文章汇编，“我们发现，这套文集不断被各种研究引用。”金大陆认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汇编江西、黑龙江等地知青档案资料有其重要的价值。
金光耀认为，知青研究不是10年、20年就能完成的，“也不能只靠我们这些有知青经历的学者，要让更多年轻人加入其中，所以我们更应该做基础性的工作—史料整理。没有知青史料建设，真正的学术研究不能展开。”
金大陆希望通过档案整理、选编等途径来突破知青研究的“瓶颈”，他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认为，中国知青研究正处于“突破瓶颈”的阶段。“突破瓶颈”的路径，则是确定中国知青研究的“学科定位”和“理论建设”的方向，“只有强调中国知青研究进入‘历史学的轨道’，并成规模地建立资料库，继而‘标树以史料开发和史实重建为中心的研究路径，构建以问题解答为中心的研究框架’，才是一条正确的学术之道。”
专访金大陆
知青运动曾是“文革”产儿，但没有完全顺应其生长
知青史研究学者金大陆
东方早报：知青题材是文学、影视界的一个热点，在学术界，知青研究同样也很热，更何况很多研究者本身也是知青。在你看来，学术界现在的知青研究有什么特点？
金大陆：中国知青研究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前有知青文学及评论）。近30年来，该项研究在国内外持续延展，尽管主要以大量的纪实回忆和思想评论的方式呈现—主要集中于经验性的“有悔说” 与“无悔说” 的争辩，但终究还有托马斯·伯恩斯坦(美)、潘鸣啸(法)以及张化、郑谦、柳建辉、定宜庄、刘小萌、金光耀、郭小东等国内外学者，坚持学术的态度和方向，在史料利用、框架结构和叙述范式等方面，作了一系列具有探索性的工作。当然，由于具有政治敏感性等一系列复杂原因，该项研究受到相当程度的约束；因为时距太近，一些关键的问题尚显模糊；由于学术准备和积累不足，许多研究题目的破解尚显粗浅；受制于整体投入不够（包括人力和财力），促进该项研究全面提升的动力尚显不足等等。中国知青研究—这个既关乎历史，又关联当下，还关系未来的重大课题，在学术研究层面上的成果，与其承载的厚重历史以及在政治社会发展上的依托，实在是不相匹配的（尽管以知青为主题的电视剧、自娱自乐的联谊会、表演会很热闹）。
东方早报：所以在你看来，知青研究有一个瓶颈？突破瓶颈的路径是什么？
金大陆：中国知青研究正处于“突破瓶颈” 的阶段—那就是既承认研究的现实滞后于研究的价值，又期待并肯定研究的价值将会得到充分的显现。其“突破瓶颈” 的路径，则是确定中国知青研究的“学科定位” 和“理论建设” 的方向。
东方早报：你的意思是，知青研究需要学科化？为什么？
金大陆：“学科定位”（含“史料建设”） 即中国知青研究究竟应归入于怎样的学术轨道，在怎样的学术背景和学术规范中展开。只有强调中国知青研究进入“历史学的轨道”，并成规模地建立资料库，继而“标树以史料开发和史实重建为中心的研究进路，构建以问题解答为中心的研究框架”，才是一条正确的学术之道。
中国知青运动自肇始至终结，已有四五十年历史了。作为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重要构成，它不仅在状态和过程中，关系千百万人口及其家庭的迁徙和生存，更在根本上关系一代人的命运起伏，以及影响着一代人对“政党政治—国家命运—社会管理”和“价值理念—道德情操—情感心理” 的认知和判断。所以，这项关于“一代人的生命史”的研究，就不是一般文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可以直接完整解答的，它必须进入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中，坚持并强调让材料说话，让史实说话。否则，关于知青的研究永远是不落实地的“隔空喊话”、“自说自话”。何况，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知青问题的叙述和讨论，大多数还是在非学术层面上进行的，相对表现为民间热、学界冷；情感性的回顾多、学理性的探究少。即便进入学术层面，也是知青文学占先，针对知青文学主题和形象的虚拟性讨论多，而以历史学为支撑的实体性的问题研究少。
东方早报：如果将知青研究学科化，那么它应该是在“政治运动史”框架中还是“生活史”框架中？
金大陆： 1968年起始的知青运动在整体上从属于“文化大革命”，它的发生时段、过程和主导思想，均脱胎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变化和“继续革命”的政治路线，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在“政治运动史”的框架中进行“反向思考”，便可得出更为重要的结论（应求得更为关键的论证）： 知青运动曾是“文化大革命”的“产儿”，但这个“产儿” 的生长，并没有完全顺应“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方向，即知青的境遇和心态，知青的反省、反思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使“文化大革命”走向解体的动因。确立这样的思路，即探讨知青运动的路径与“文化大革命”解体的逻辑一致性，不仅可使知青运动史研究获得新方向，更能确认“知青运动史”研究应成为“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但我不否认知青运动在整体上从属于“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提出在“社会生活史”的框架中展开知青研究，即从“政治运动史”的框架中跳脱而出，这并不是说要与“政治运动史”的框架进行切割（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切割的，两方面有很多的粘连和互动），而是为了推进中国知青研究进入更开阔的平台。
知青运动的性质有相当的政治属性（如“再教育”等），但它在更广阔的内容和事实的层面上，与知青“输出地”（包括区域、届别、年龄、批次、人数、类型、政策等，即主管部门是如何筹谋，基层单位是如何运作，方针政策是如何制定，方案执行是如何变通，以及所有这些情况的来龙去脉等）和知青“接受地”（包括该地区自然地理、经济地理、耕地与生产资料、人口分布与迁移、组织构架与性质、生产与劳动、经济收入与往来、日作息与年作息方式、文化与习俗、婚姻与生育、事件与事故、疾病与死亡等）之间的联系，应是属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范畴，即只有更普遍地复原知青的生存状态，才能更准确而深刻地解答由知青研究引出的一系列问题。
东方早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在知青研究中，曾参照美国关于“越战”研究的模式，提出将“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你怎么看？
金大陆：金光耀提出这个命题的意思是，1968年的知青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实践，在其实施和执行的过程中，根本性地违背了社会的进步发展和人民的意愿，就如同“文化大革命”已被党的文件否定一样，“知青运动”的政治属性也是应该被否定的。但有一个问题是，“既然中国知青运动在政治性质上是应该被否定的，那么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不管自觉，还是非自觉，不管情愿，还是非情愿，多多少少都应该对其承担责任”。这种观点似乎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但中国知青运动的复杂性，决定了这种推论上的“一致性”承载不起实际情况的“复杂性”。
东方早报：那么“知青”与“知青运动”究竟应在什么意义上“分开”？
金大陆：主张将“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并不是要在内容和形态上切割知青与知青运动的关联，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表示：在理论的阐述和论证上，不能因为“知青”在“知青运动”中有所磨炼，有所成长，有所贡献（也有遭受灾难和迫害的），也不能因为一些“知青”在此后的人生中，分别在政界、学界、军界、商界成为优秀的栋梁之材，而反证“知青运动”的政治正确性。这就跟某些理论标举当年“知青运动”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而反推“知青运动”的宏大和崇高一样，其中隐匿着一条并非正大的逻辑—即以“知青运动”的某些作用，为“知青运动” 的性质作辩护。正是基于这个立场，强调将“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不仅在理论上，更在政治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石剑峰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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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