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警卫讲述毛泽东被掩盖的真实生活（二）

经常游泳，偶尔跳舞

虽然每天工作强度大，外加烟不离手，但在晚年患病前，毛泽东的身体素质还是很不错的。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毛泽东年轻时锻炼身体打下的好基础，尤其是他爱游泳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这给周福明留下深刻印象。

起初，主席到外面的游泳池去游泳。每天晚上出去时，他还要戴个口罩，算是化装，这显然不太方便。后来，中央警卫局在中海西侧、紫光阁往北很近的地方修建了一个露天游泳池。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南海机关工作人员都去游泳，主席一有空也会去游。主席游完经常说：“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想事，让大脑很好地休息。吃安眠药、散步、看戏、跳舞都不行，只有游泳可以做到，因为一想事就会下沉，就会喝水。”

毛泽东的另一项娱乐活动就是偶尔举办舞会。然而这被外界谣传为“常在人民大会堂办舞会”，并视为“生活奢靡”的“佐证”。孟进鸿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谣言十分痛心。

主席没在人民大会堂办过舞会。1961年以后我都跟着他，跳舞就在中南海，我也经常参加。因为来跳舞的女同志多，男同志少，上级就要求我们这些男工作人员必须参加。最早是请一个文工队来伴奏，后来就改为放录音带了，省得一帮子人来。

另一名警卫王明富也多次负责舞会的安保工作，对内情十分了解。

中南海的舞会不是主席一个人的舞会，朱老总、少奇同志、周总理等一些中央领导都会参加。这些领导平时工作特别忙，整天开会、搞调查。办舞会就是为了给他们一个放松精神、愉悦身心的机会。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都跳得很好，朱老总就是扭秧歌一样地走。有时会请一些外面的文工团来参加舞会，每次来人都要做严格的审查。我们负责在门口搞警卫，过程费时费力。这时就有人提议，中南海搞个自己的文工队。于是从各地挑了一些吹拉弹唱的和跳舞的文艺工作者，住在中南海东边的万寿殿。舞会上一起唱唱歌、跳跳舞。挑人的标准首先是政治好、思想好、作风好。至于相貌倒是其次，至少我没见到有美女。

后来，因为有人提意见，这个文工队被解散了。据吴连登回忆，“文革”开始后，因为“破四旧”，舞会也被取消了。

并非顿顿离不开红烧肉

吴连登还记得，前些年，韶山传出一份菜谱，列着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吃过的西餐，有牛排、罗宋汤、煎大虾等。后来，这就被人传成了“毛泽东在困难时期吃西餐，不与人民共甘苦”。

这个谣传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实际情况是，主席出访俄罗斯等国后，想了解西方的饮食文化与中国有什么不同，看哪种饮食比较科学，我们就偶尔把四菜一汤中的一个菜换成西餐。主席说，西方人很有钱，有的东西是好，但对身体没好处，高油、高蛋白。他的食谱，我们是要参考主席的活动和出访安排，还有身体和季节情况来确定的，并不是外面捕风捉影的那样。

我们有个习惯，就是把主席的东西都留着。主席去世后，中南海对外开放，经中央办公厅同意，主席的一些生活用品也给了湖南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其中就有这张西餐单。这张菜单后来不知怎么被传了出去，成了“主席在最困难时期还在吃西餐”。

也曾有大量文章提出毛泽东顿顿饭都离不开红烧肉，于是有了“毛氏红烧肉”一说，一些饭店还打出“毛氏红烧肉”的招牌。吴连登说，这是对毛泽东饮食的误解。

我们每个月一般安排主席吃两三次红烧肉。平时他吃杂粮、青菜比较多，几乎每天要吃一个红薯，一个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个地窖，每年会存放这些东西，我就是从那里买回来的，一年四季不断。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由我来定。他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他却说：“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

作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王鹤滨经常陪毛泽东吃饭。

我曾向主席建议要少吃动物油和肥肉。我见到他吃猪肉，通常的吃法是肉丝炒竹笋、肉丝炒青菜、清炖肘子等。在主席身边几年，我从没看到他吃任何保健品和补品，都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吃粗米。他觉得饮食就要“粗菜淡饭”，所以不吃细米。我现在整整90岁了，身体不错，很多饮食习惯就是受到主席的影响。

主食方面，主席吃大米饭多一些，几乎每顿都有，有时加点白面花卷、烧麦，但只能说是点心。他爱吃的，准确地说是每餐都有的，是带辣味的腐乳，还有炒的或炸的尖辣椒；炒菜中常有苦瓜、青蒿、空心菜、芹菜，多是些纤维多的、带特殊味道的青菜。除此之外，他吃得多的通常都是饭桌上摆得比较近的“门前菜”，摆得远一点的菜就吃得少，随意性比较大。

王鹤滨回忆说，毛泽东吃饭不像常人那样按时、按顿很有规律，常常是被值班卫士提醒或催着才吃一顿，要保证他在24小时以内吃上三顿饭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为了避免饭菜在等候中凉得太快，吴连登专门订做了保温效果好点的瓷碗。“没想到近些年市场上开始炒作毛主席的相关文物，还出现了‘毛瓷’的说法。其实主席就是吃饭用了个瓷碗，却给了民间这么大的想象空间。”

主席原来用的碗是景德镇的，有一次他说：“我们湖南临澧，那个地方的瓷器很不错。”我很快订了临澧的瓷器，让最好的工匠来制作，一个碗重124克，很轻很薄。主席第一次拿到碗的时候很高兴：“好啊！乡情啊！”

除了吃饭，毛泽东还有另一难：睡觉难。吴连登时常感慨：不提醒他吃饭、睡觉，他的文件永远看不完。

毛主席的作息时间和我们完全不同，他每天要工作20个小时，常常是中午才吃早饭。到了晚年，如果不用安眠药，他可能几天都毫无睡意，脑子里装满了各种事情。有时候用了一次药，主席没反应，几个小时后还要再用一次。最极端的时候，用3次都不管用。

后来，护士给主席开了一种强烈控制神经的药物叫“水化氯醛”，主席就靠它入睡。有一次去武汉开会，我累得几天没合眼，把主席杯底剩的一小口药喝了下去，当时就失去了知觉，不省人事。如果按主席那么大的用量，我估计都醒不过来了。可见他的工作强度有多大。

财产篇

工资经常不够用

稿费只有百万元

工资和江青AA制

现在回想起来，吴连登觉得给毛泽东当“管家”时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很多人不信，国家主席还这么紧张？”他甚至听到一种说法——1961年时，毛泽东一个月的伙食费开支是654.82元，相当于50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伙食费。“这都是胡说！”

我记得，毛主席原本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每月610元。1958年之后，国家遇到了困难，他就带头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前，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

这404.80元里面，每月的固定开销就有200多元：党费10元；房屋以及全套家具的租金84元；(李敏、李讷)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个姐姐也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还有冬天的取暖费30多元。

除此以外，主席还有几大开支：

一是吃饭，全家人每月在这方面要花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钱。有时请一些民主党派的朋友吃饭，比如黄炎培、章士钊等，也是主席自己掏钱。甚至去外地出差，不少人觉得能请主席吃顿饭是莫大的荣幸，但我过后都会把饭钱补上。这是主席的硬规定，没人敢违反。他说，如果他走到哪里都付账，下面的人谁也不敢吃饭不付账。

二是烟和茶，烟每个月要花将近100元，茶要花几十元。主席在外面开会，我总要带着茶叶去。如果没带，就算是在大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临走前也要付给他们2角钱。

江青的工资也是我管，每个月243元，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我叫二号账，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也就是现在说的AA制，这是主席交代的。所有的采购花销由我来办，晚上回来记账，从牙膏、手纸到菜钱，每一样都要详细记录。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每个月要在这些账本上签字，然后定期拿给主席看。

记者想了解毛泽东是否有其他方面的补贴收入，吴连登很干脆地回答：“没有。”他说，自己和其他工作人员出差、加班倒有补贴，“但主席除了工资，没有任何一点额外收入，他说他不能开这个头”。这一点，有时让吴连登这个“管家”颇感为难。

每次钱不够用时，我只能拿着账本去找主席，逐一向他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这架势，就会问，“钱又不够用了？”然后我得打一份报告，并在后面附上详细账单，请主席签上字，才能到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以下简称中办特会室)去领主席的稿费。不过，总不能月月如此吧？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职了。所以我说，这个家不好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