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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由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高峰论坛在京举行。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翻译学学科奠基人之一谢天振认为，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翻译研究获得长足发展，成为独立学科，摆脱了“语言文字的转化”层面，是与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密不可分的。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曹顺庆认为，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翻译。在论坛上，学者与美国著名文学翻译家葛浩文（莫言著作的英译者）的交流，不仅对于翻译学界、比较文学界，而且在推动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走出去上，也有颇多启发。
葛浩文昨天表示，译者与作者的关系并不总是愉快的，幸运的是，他与多数小说家的合作都很愉快，尤其是与莫言的合作，莫言是一个非常支持译者工作的作者。
葛浩文：忠实再现作者的意思而不是词句
在昨日论坛上，葛浩文的发言主题为“论作者与译者的关系”。1993年其翻译的《红高粱》由维京出版社出版后，20年来葛浩文翻译了莫言的10部作品，被视为将莫言介绍给世界的重要功臣。与此同时，经葛浩文译介，老舍、萧红、王朔、贾平凹、白先勇、朱天文等20多位华人作家的40多部作品，得以与英文世界的读者见面，评论家夏志清称其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
去年12月，莫言前往瑞典领诺贝尔文学奖时，随行的14人中，他将8个名额留给各国译者，其中两位便是葛浩文与其妻林丽君。葛浩文称，译者与作者的关系并不总是愉快的，一些作家并不欣赏和理解作者和译者的关系。幸运的是，他与多数小说家的合作都很愉快，尤其是与莫言的合作，“他很清楚汉语和英语之间是不可能逐字逐句对应的，其他语言之间也是如此，他会很体贴地解释作品中的一些晦涩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他明白翻译是对原文的补充而非替代。”
翻译过程中，葛浩文常以传真与莫言交流。比如前文出现黑眼珠，后面变成蓝眼珠，葛浩文问莫言有什么用意，莫言回复说：笔误。翻译《四十一炮》时葛浩文无法理解其描述，让莫言画个图来说明，莫言就真的画了个图来。包括《蛙》的译名应该用单数还是复数，葛浩文都与莫言讨论良久，最终确定用复数。
在获奖辞中，莫言提到如何翻译《生死疲劳》的标题令译者挠头，此句语出《佛说八大人觉经》“生死疲劳，从贪欲起”，但葛浩文的翻译是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更接近于字面直译。“我认为我和我的同行普遍更重视原文的表达，而非打动人的雅致效果。”
莫言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作家在写作时千万别想着翻译家，“只有如此，才能写出具有自己风格，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来。”葛浩文认为，身为作者的莫言可以这么说，因为写作是为了读者。但对于译者，“我们目的是尽量取悦于一位并不了解目标国家语言的作家，尽力去忠实他的原作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过去，曾有作者对我的翻译表示不满意，我那时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我的态度，我的职责在于忠实地再现作者的意思，而不一定是他写出来的词句。这两者之间有细微差别，但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区别。”葛浩文说。因为这种坚持，葛浩文的翻译一向有“改动”之说。前天在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见面会上，他无奈解释，在翻译《旧址》时，因为作者李锐在第一章里就把全书的故事都交代了，出版社要求删去，他发邮件征得李锐同意后才进行了修改。而在翻译《手机》时，因为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度，他也发邮件征询了作者刘震云能否在时序上进行调整，刘表示没有问题。“我是改了，但没有把书改坏，这是为了适合读者的口味，让他们第一眼就觉得这小说不错。有人说我把书改坏了，这是侮辱我。”
“我基本不去看外界对我的评论，”昨日论坛结束葛浩文与记者交流时说，“我的心理接受能力很有限。如果说我好，我也会很惶恐；如果说我不好，那就更加心情沉重，夜不能寐了。”
读者或批评界的另一种反应是—不重视译者的作用，“他们觉得译者就应该是无形的，凡是译著中美的地方要归功于作者本人，而不好的地方则要找译者算账。不过，尽管翻译不是一种走近带有异域文化背景作品的十全十美的方式，但它确实是一种方式，而且几乎总是一种能够让作者获得国际声誉的方式。”葛浩文所重视的是，他翻译的作品能得到英语文学世界的公正对待。“每当我所涉及或参与的作家作品得到全国（指美国）重视，我总是很高兴，作为译者我的努力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回报。”
谢天振：通过读者的反馈评估翻译水平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认为，并不是所有作者都如莫言一样懂得翻译、懂得译介学，他以近期山东作协主席张炜在《中华读书报》的访谈为例，张炜称很多译者“只翻译故事不翻译语言”，张炜没法容忍，因此终止了许多作品的译介出版，并采取了严格的翻译要求：译者的选择要经过作者认可，长篇小说每翻译一章都要给作者检查审核，作者觉得翻译得不够好就推倒重来。
“这些要求听上去有点道理，体现了作家的认真严肃，但其实是对翻译作品的外行话。作家为自己的读者而创作，译者也是为他的读者而翻译，为了让他的读者接受、认可（作品）。如果读者不接受，翻译是不成功的。”谢天振说。
谢天振以《红楼梦》的两种英译本为例。“在语言文字的转换方面，杨宪益翻译的版本做得很不错，而英国汉学家戴卫·霍克思(David Hawkes)的译本则因改动很多，受到很多批评。但翻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奉献出很忠实的译本，但没有读者去看，这样的翻译活动能算是成功的吗？”
在谢天振带领学生做《红楼梦》英译史研究时发现，在英美学术圈，在涉及中国或亚洲文学史等有关《红楼梦》的内容中，一般都直接收录、援引霍克思的译本，《朗曼世界文学选集》选择的也是霍克思的译本片段；在相关学术论著中，两种译本并列于参考书目，但在引文中，基本都选用霍克思译本。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六十五所大学图书馆中，十三所藏有霍克思译本，藏有杨宪益译本的仅有两所。而在亚马逊网站的评分中，普通读者对霍克思译本一致推崇，而杨宪益译本的得分却相当低。
除此之外，对外译介中国文学的“熊猫丛书”与《中国文学》杂志均于本世纪初停止出版，前者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未引起读者任何反响，而后者在1990年以后，出现大量读者流失状况。
“只在源语(输出方)环境下考察译者和译作，并不能说明其真正的翻译水平，也不能说明这个团队整体的翻译水平，必须通过接受方的反馈才能发现在译语环境下哪些译者的哪些翻译能或不能被接受。”在考察多个样本之后，谢天振总结道。
谢天振认为，西方读者接受华语作家时存在着一个时间差，中国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译介西方作品，而西方读者则是在近一二十年才渐渐对中国文化、文学产生兴趣，“也就相当于严复、林纾那个时期的中国人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水平。当时的中国人是怎么做的呢？删节，将故事本土化，改成章回体小说。现在我们翻译出去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对方读者的接受程度，这也是一种策略，不要操之过急追求全译本。”
谢天振以今年8月上海芭蕾舞团在伦敦大剧院演出《简·爱》举隅，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外译”案例。“用现代芭蕾演出《简·爱》，是用对方的文化语言演出他们熟悉的故事，但这是重新被中国人改编的，以‘疯女人’贝莎与简·爱、罗彻斯特演绎了现代人的情感关系，体现了中国因素。英国观众都表示下次愿意再看上芭演绎中国故事。我们的文学翻译，也应该这样处理，一步一步来，从国外读者熟悉的东西开始，拉近与他们的距离，让他们产生兴趣。”
王宁：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下评判作品
“莫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特定民族国家内（比如中国的高密乡），但描写的却是整个世界，这样的文学能够超越民族文学与时空局限而成为世界文学。”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王宁说。
王宁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常任秘书长皮特·恩曼曾向他表示，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想使作家经典化，而是要让后来者对其产生兴趣。“托尔斯泰、卡夫卡、普鲁斯特与诺贝尔失之交臂，但他们的作品经过了历史考验，超越民族与时空界限而成为世界文学。相比之下，另一些以情节取胜的作品即便可以在短时间内吸引读者眼球，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成为明日黄花。”王宁说。
王宁认为，世界文学是世界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王宁分析，世界主义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文学则受其影响。相比二战之后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当时民族主义情绪渗入那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目前全球化进程下，世界主义倾向的作品纷纷面世也并不为奇。
“世界主义的基本意思是，所有人类，不管其种族及隶属关系如何，都属于一个大的社群，因此，世界主义十分接近当今人们对全球化话语的建构，根据这一构想，所有的人都分享一些超越了特定的民族或国家的基本的伦理道德和权利。在当前的大背景下，这样一种社群应该得到培育以便它能代表一种为全人类都认可的普适伦理价值。”王宁说。
世界主义的提法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西方学界，但其“前历史”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犬儒派哲人迪奥尼格斯（Diogenes）当时便不把自己局限于特定的城邦，公开宣称：“我是一个世界公民。”18世纪，哲学家康德便撰文《永久的和平：一个哲学计划》，提出一种除去宪法和国际法之外的公共法律，即“世界主义的法律”。在这第三种法律中，个人拥有地球公民的权利，而非特定的国家的权利。
在王宁看来，《共产党宣言》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剩余价值，更在于发现了全球化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运作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之下创立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可以说都是世界主义的某种政治实践。”王宁说。
而在中国的文化中，也有与世界主义相通的地方，荷兰汉学家佛克马便认为，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概念就与世界主义的追求人类统一相类似。近年来海外的新儒学，也可看作以世界主义超越现代性的努力之一。而当年歌德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正是因为在阅读了一些东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后，发现各民族文学都具有一些共同的要素和共同的美学原则。
王宁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评价文学的一个标准就是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与标准下，看一部作品是否有其独创性的价值，“莫言的故事虽然主要描写的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发生在作者的故乡高密县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却涉及了全人类所共同关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因此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他完全是应该的。”
作者：许荻晔 发自北京
葛浩文昨天表示，译者与作者的关系并不总是愉快的，幸运的是，他与多数小说家的合作都很愉快，尤其是与莫言的合作，莫言是一个非常支持译者工作的作者。
葛浩文：忠实再现作者的意思而不是词句
在论坛现场发言的葛浩文
在昨日论坛上，葛浩文的发言主题为“论作者与译者的关系”。1993年其翻译的《红高粱》由维京出版社出版后，20年来葛浩文翻译了莫言的10部作品，被视为将莫言介绍给世界的重要功臣。与此同时，经葛浩文译介，老舍、萧红、王朔、贾平凹、白先勇、朱天文等20多位华人作家的40多部作品，得以与英文世界的读者见面，评论家夏志清称其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
去年12月，莫言前往瑞典领诺贝尔文学奖时，随行的14人中，他将8个名额留给各国译者，其中两位便是葛浩文与其妻林丽君。葛浩文称，译者与作者的关系并不总是愉快的，一些作家并不欣赏和理解作者和译者的关系。幸运的是，他与多数小说家的合作都很愉快，尤其是与莫言的合作，“他很清楚汉语和英语之间是不可能逐字逐句对应的，其他语言之间也是如此，他会很体贴地解释作品中的一些晦涩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他明白翻译是对原文的补充而非替代。”
翻译过程中，葛浩文常以传真与莫言交流。比如前文出现黑眼珠，后面变成蓝眼珠，葛浩文问莫言有什么用意，莫言回复说：笔误。翻译《四十一炮》时葛浩文无法理解其描述，让莫言画个图来说明，莫言就真的画了个图来。包括《蛙》的译名应该用单数还是复数，葛浩文都与莫言讨论良久，最终确定用复数。
在获奖辞中，莫言提到如何翻译《生死疲劳》的标题令译者挠头，此句语出《佛说八大人觉经》“生死疲劳，从贪欲起”，但葛浩文的翻译是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更接近于字面直译。“我认为我和我的同行普遍更重视原文的表达，而非打动人的雅致效果。”
莫言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作家在写作时千万别想着翻译家，“只有如此，才能写出具有自己风格，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来。”葛浩文认为，身为作者的莫言可以这么说，因为写作是为了读者。但对于译者，“我们目的是尽量取悦于一位并不了解目标国家语言的作家，尽力去忠实他的原作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过去，曾有作者对我的翻译表示不满意，我那时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我的态度，我的职责在于忠实地再现作者的意思，而不一定是他写出来的词句。这两者之间有细微差别，但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区别。”葛浩文说。因为这种坚持，葛浩文的翻译一向有“改动”之说。前天在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见面会上，他无奈解释，在翻译《旧址》时，因为作者李锐在第一章里就把全书的故事都交代了，出版社要求删去，他发邮件征得李锐同意后才进行了修改。而在翻译《手机》时，因为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度，他也发邮件征询了作者刘震云能否在时序上进行调整，刘表示没有问题。“我是改了，但没有把书改坏，这是为了适合读者的口味，让他们第一眼就觉得这小说不错。有人说我把书改坏了，这是侮辱我。”
“我基本不去看外界对我的评论，”昨日论坛结束葛浩文与记者交流时说，“我的心理接受能力很有限。如果说我好，我也会很惶恐；如果说我不好，那就更加心情沉重，夜不能寐了。”
读者或批评界的另一种反应是—不重视译者的作用，“他们觉得译者就应该是无形的，凡是译著中美的地方要归功于作者本人，而不好的地方则要找译者算账。不过，尽管翻译不是一种走近带有异域文化背景作品的十全十美的方式，但它确实是一种方式，而且几乎总是一种能够让作者获得国际声誉的方式。”葛浩文所重视的是，他翻译的作品能得到英语文学世界的公正对待。“每当我所涉及或参与的作家作品得到全国（指美国）重视，我总是很高兴，作为译者我的努力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回报。”
谢天振：通过读者的反馈评估翻译水平
谢天振 资料图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认为，并不是所有作者都如莫言一样懂得翻译、懂得译介学，他以近期山东作协主席张炜在《中华读书报》的访谈为例，张炜称很多译者“只翻译故事不翻译语言”，张炜没法容忍，因此终止了许多作品的译介出版，并采取了严格的翻译要求：译者的选择要经过作者认可，长篇小说每翻译一章都要给作者检查审核，作者觉得翻译得不够好就推倒重来。
“这些要求听上去有点道理，体现了作家的认真严肃，但其实是对翻译作品的外行话。作家为自己的读者而创作，译者也是为他的读者而翻译，为了让他的读者接受、认可（作品）。如果读者不接受，翻译是不成功的。”谢天振说。
谢天振以《红楼梦》的两种英译本为例。“在语言文字的转换方面，杨宪益翻译的版本做得很不错，而英国汉学家戴卫·霍克思(David Hawkes)的译本则因改动很多，受到很多批评。但翻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奉献出很忠实的译本，但没有读者去看，这样的翻译活动能算是成功的吗？”
在谢天振带领学生做《红楼梦》英译史研究时发现，在英美学术圈，在涉及中国或亚洲文学史等有关《红楼梦》的内容中，一般都直接收录、援引霍克思的译本，《朗曼世界文学选集》选择的也是霍克思的译本片段；在相关学术论著中，两种译本并列于参考书目，但在引文中，基本都选用霍克思译本。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六十五所大学图书馆中，十三所藏有霍克思译本，藏有杨宪益译本的仅有两所。而在亚马逊网站的评分中，普通读者对霍克思译本一致推崇，而杨宪益译本的得分却相当低。
除此之外，对外译介中国文学的“熊猫丛书”与《中国文学》杂志均于本世纪初停止出版，前者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未引起读者任何反响，而后者在1990年以后，出现大量读者流失状况。
“只在源语(输出方)环境下考察译者和译作，并不能说明其真正的翻译水平，也不能说明这个团队整体的翻译水平，必须通过接受方的反馈才能发现在译语环境下哪些译者的哪些翻译能或不能被接受。”在考察多个样本之后，谢天振总结道。
谢天振认为，西方读者接受华语作家时存在着一个时间差，中国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译介西方作品，而西方读者则是在近一二十年才渐渐对中国文化、文学产生兴趣，“也就相当于严复、林纾那个时期的中国人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水平。当时的中国人是怎么做的呢？删节，将故事本土化，改成章回体小说。现在我们翻译出去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对方读者的接受程度，这也是一种策略，不要操之过急追求全译本。”
谢天振以今年8月上海芭蕾舞团在伦敦大剧院演出《简·爱》举隅，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外译”案例。“用现代芭蕾演出《简·爱》，是用对方的文化语言演出他们熟悉的故事，但这是重新被中国人改编的，以‘疯女人’贝莎与简·爱、罗彻斯特演绎了现代人的情感关系，体现了中国因素。英国观众都表示下次愿意再看上芭演绎中国故事。我们的文学翻译，也应该这样处理，一步一步来，从国外读者熟悉的东西开始，拉近与他们的距离，让他们产生兴趣。”
王宁：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下评判作品
王宁 资料图
“莫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特定民族国家内（比如中国的高密乡），但描写的却是整个世界，这样的文学能够超越民族文学与时空局限而成为世界文学。”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王宁说。
王宁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常任秘书长皮特·恩曼曾向他表示，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想使作家经典化，而是要让后来者对其产生兴趣。“托尔斯泰、卡夫卡、普鲁斯特与诺贝尔失之交臂，但他们的作品经过了历史考验，超越民族与时空界限而成为世界文学。相比之下，另一些以情节取胜的作品即便可以在短时间内吸引读者眼球，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成为明日黄花。”王宁说。
王宁认为，世界文学是世界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王宁分析，世界主义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文学则受其影响。相比二战之后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当时民族主义情绪渗入那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目前全球化进程下，世界主义倾向的作品纷纷面世也并不为奇。
“世界主义的基本意思是，所有人类，不管其种族及隶属关系如何，都属于一个大的社群，因此，世界主义十分接近当今人们对全球化话语的建构，根据这一构想，所有的人都分享一些超越了特定的民族或国家的基本的伦理道德和权利。在当前的大背景下，这样一种社群应该得到培育以便它能代表一种为全人类都认可的普适伦理价值。”王宁说。
世界主义的提法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西方学界，但其“前历史”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犬儒派哲人迪奥尼格斯（Diogenes）当时便不把自己局限于特定的城邦，公开宣称：“我是一个世界公民。”18世纪，哲学家康德便撰文《永久的和平：一个哲学计划》，提出一种除去宪法和国际法之外的公共法律，即“世界主义的法律”。在这第三种法律中，个人拥有地球公民的权利，而非特定的国家的权利。
在王宁看来，《共产党宣言》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剩余价值，更在于发现了全球化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运作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之下创立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可以说都是世界主义的某种政治实践。”王宁说。
而在中国的文化中，也有与世界主义相通的地方，荷兰汉学家佛克马便认为，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概念就与世界主义的追求人类统一相类似。近年来海外的新儒学，也可看作以世界主义超越现代性的努力之一。而当年歌德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正是因为在阅读了一些东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后，发现各民族文学都具有一些共同的要素和共同的美学原则。
王宁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评价文学的一个标准就是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与标准下，看一部作品是否有其独创性的价值，“莫言的故事虽然主要描写的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发生在作者的故乡高密县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却涉及了全人类所共同关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因此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他完全是应该的。”
作者：许荻晔 发自北京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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