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唐慧看来只要死刑一日不执行，她紧绷的神经就一日不能放松。以至于频繁的上访行为变成了一场在她与秦星家人之间展开的竞赛。要求参与强迫乐乐卖淫的7人全部判处死刑，是唐慧在女儿案件一审判决结果后的第一个上访理由。当被记者问到：“你提出7人全部判死刑，是因为觉得法律理应如此判决吗？”唐慧回答：“我知道法院不会这么判，但我觉得他们都该死！”
因为觉得在女儿的案件中，法律程序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唐慧不断以上访的形式进行“督促”，这期间唐慧做得最多的，就是到省高法的大门前举牌下跪，到该案涉及的各个部门机关下跪，也在湖南大酒店的门前拦过党代表的车，在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立案大厅里睡了半个月的“地铺”。
据唐慧自己讲述，从2006年女儿的事情发生，到2012年自己被劳教之前，她的上访历程从未停止，先后100多次到长沙，20多次到北京。“我到了北京，先到信访办填表格，然后就去中南海，想见国家领导人。但每次刚往中南海大门前一站，就被人拖走了，但我不灰心，我觉得做事情一次不成功，多做几次就会成功。”
不过，在唐慧居住的永州市富家桥镇政府领导看来，唐慧上访的这种“锲而不舍”，无疑已经成为了他们工作中不能承受之重。除了接访、截访的人力物力花费外，永州市从上至下有一套“严厉”的信访考核制度，直接影响当地政府评优评先，干部的升迁去留。对于唐慧这样的上访者，应该说，基层政府也承受着巨大压力。
用当地一名镇干部的话说，唐慧的案子既不发生在富家桥镇，也不牵扯镇政府，但是上访维稳的“属地管理”原则，让他们不得不对唐慧上访负责。唐慧一直让他们高度紧张。特别是在国家重要节日、重要会议期间，晚上睡觉都很难。生怕唐慧等重点上访户去了北京。“那个日子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富家桥镇一名工作人员透露，永州当地信访考核制度要求，尽量实现进京、赴省上访零指标目标。
据称，六七年来，富家桥镇已在唐慧身上花费上百万元。
按照唐慧的说法，她在上访的过程中经常被打。“有时候在外地，我被雇来拦访的黑保安找到，如果我不跟他们走，他们就打我。打完了就把我塞进面包车，拉回富家桥镇。我有一次看到他们把我拉回来后，镇干部给他们钱，他们好几个人，一共给了好像是18000元。”
劳教始末
其实早在被劳教以前，唐慧就已经因上访反映女儿的案子多次被当地派出所拘留。2012年8月，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以唐慧在法院办公楼滞留15天并要求法院判处7被告人死刑、在有关机关门口阻车堵门等行为“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对唐慧处以“劳动教养1年6个月”。
此消息公布后，引来舆论一片哗然。很快，2012年8月10日，在唐慧被劳动教养9天后，湖南省劳教委经调查认为，鉴于唐慧女儿尚未成年，且身心受到严重伤害，需要特殊监护等情况，对唐慧依法进行训诫、教育更为适宜，可不予劳动教养，决定撤销永州市劳教委对唐慧的劳教决定。
2012年11月5日，唐慧因其被劳动教养申请国家赔偿。2013年1月，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对唐慧不予国家赔偿。唐慧对此不服，2013年1月22日到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对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提起行政诉讼，拉开了继女儿被强迫卖淫案之后，又一场官司的序幕。2013年1月23日，唐慧向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永州市劳教委赔偿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金1463.85 元，书面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2013年4月12日，永州市中院驳回唐慧要求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的请求。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唐慧要求行政赔偿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为由，一审宣判唐慧败诉。
2013年4月12日，唐慧当庭表示将继续上诉。“他们宣判我败诉时，说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他们劳教我是合法的，省里(指省劳教委)也没有认定他们的劳教行为是不合法的。我不平，我觉得他们要抓了，就说违法；要放了，就说人文关怀，但是在法庭上又拿不出劳教我的证据和证人。”
2013年7月2日，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第二审判庭，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一案二审正式开庭。7月15日，湖南高院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对唐慧诉永州劳教委案进行二审公开宣判，唐慧胜诉。
谈到唐慧被劳教的理由，律师徐利平表示，唐慧的上访过程主要以跪为主，完全没有劳教委所描述的那些干扰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行为，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害怕唐慧在十八大时期跑到北京去上访，所以找借口抹黑她，把她关起来。
在徐利平看来，唐慧身为一个弱女子，带着自己80岁的老母亲去上访，又能有什么破坏行为，顶多是跪在那里有碍观瞻，让地方公安、法院等机关脸上难看而已，这并不能构成被劳教的理由。“如果你有证据，证明唐慧的上访存在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那大可以拿出来，拿不出来就证明心虚。”
唐慧在描述自己的上访行为时说：“除了在湖南大酒店门口拦党代表车的那一次之外，我从没有让我的上访行为妨碍过别人。那一次我是想给党代表送一份资料，酒店门口保安不让，把我拉开，我一着急就想把资料扔进他的车窗里去，结果没扔进去，散了一地。其他时候，我只是跪在那里举牌子，没有影响别人。只有我一个人跪、举牌子，我不让我老公和我妈妈跟我一起跪。”
当被问到为何一定要下跪，唐慧说：“我也知道下跪很难受，不仅身体难受，心里更难受，每次跪不下去时，一想到女儿就跪下去了，我最多跪过18个小时，我希望能感动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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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
上世纪50年代，在中共中央发动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出于当时政治上的考量，从朝鲜和苏联引进劳动教养制度，后形成世界上中国和朝鲜独有的制度。
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其中称：“对这次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立功而应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与一定的工资。各省市即自行筹备，分别建立这种劳动教养的场所。全国性的劳动教养的场所，由内务部、公安部立即筹备设立。务须改变过去一个时期'清而不理'的情况。”
1957年8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经过1957年8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的初衷是为了管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故一般认为，从法律上讲，劳动教养制度始于1957年。在随后一年左右，全国立即建起一百多处劳教场所，开始形成县办劳教、社办劳教乃至生产队也办劳教。全国劳教人员很快就被收容到近百万。
1961年，即大跃进运动末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承认：“扩大了收容范围和收容对象，错收了一批不够劳动教养的人。在管理上和劳改犯等同了起来，生活管理和劳动生产上搞了一些超体力劳动，造成了劳教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严重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被劳动教养的人员没有明确的期限，很多人最长劳教长达20多年。
1979年1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劳动教养制度可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1－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但在真正的实践过程中，一些人被重复劳教的问题经常出现。
1982年1月21日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针对的对象包括“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 的人。同时其他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甚至一些省市区、大中城市的政府和行政部门通过的地方法规或部门规章，都加剧劳动教养对象扩大化的趋势。实践中主要是针对发传单、卖淫嫖娼、非法游行等。
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发展，劳教制度逐渐开始显现出许多不足。2000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开始施行，该法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只能由法律设定，自此，劳教已陷入不合法的窘境。加之劳教的审批权属于公安机关，在机制上缺乏应有监督，在实践操作中弹性很大，往往成为一些地方开设的“法律小灶”，甚至成为一些人打击报复的工具。
2011年4月至8月，重庆劳教处以多次发表“负面言论和信息”为由，对2009年7月毕业于重庆文理学院，当年获重庆市选派到彭水县郁山镇担任大学生“村官”的任建宇，处以两年劳动教养。这一案件引发普遍关注，据了解，事情原本只是任建宇在网上转发其他人发布的文字、图片，在原创者未被追究的情况下，任建宇作为转发者却被劳教。另有一件印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文化衫，也成为了任建宇违法的物证。这些听起来有些荒诞的情节，让大家在关注一审法院裁定之外，更觉有必要探讨劳教案件本身。
2012年11月19日，劳教委撤销了劳教决定，任建宇重获自由。
2012年11月20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原告任建宇诉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一案，驳回任建宇的起诉。同月28日任建宇要求法院重审此案。同年12月28日上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当庭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通过任建宇劳教案，一些法律界人士开始质疑：如果说任建宇发表“负面言论”涉嫌犯罪，那么当检察院不认为是犯罪时，有关部门却通过劳教制度限制其人身自由长达一年，是否合理？在国家多次重申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背景下，公民的基本权利如何避免“扣帽子”式的威胁？即便是公民表达权利被违法滥用，行政部门是否有权单独甄别判定？这些疑问的产生，源于我国现行劳教制度的模糊。
2013年新年伊始，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上提出的2013年全国政法工作总体思路中，四项重点改革备受关注——推进劳教制度改革、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其中，劳教制度改革被排在第一位。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推进劳教制度改革顺应民意，是必要的，“劳教制度改革是社会关注很久的问题，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
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中国日报》记者的提问时说，有关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方案，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年内有望出台。
抛开社会上的激奋群情，在法律的层面还原案件的本质。
记者｜王若翰
从女儿被迫卖淫要求立案，到为自己9天的劳教讨说法，围绕着唐慧案所展开的种种法律问题，有太多处经不起推敲。纠集了上访、劳教两大最敏感社会问题的唐慧案，究竟有多少内在原因，是应该被拿出来晒一晒的。
对此，《新民周刊》对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刑法教授沈亮和上海市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洪流进行了深度访谈，抛开社会上的激奋群情，在法律的层面还原案件的本质。
强迫卖淫，量刑轻重？
《新民周刊》：在唐慧看来，乐乐被迫卖淫案的第一次判决结果(两人死刑、两人无期、一人16年，一人15年)量刑太轻，以至于让她通过上访，加重了该案的判决(两人死刑、四人无期，一人15年)。从刑法的角度出发，哪次判决更公正？
洪流：从案子本身出发，第一次的判决结果就是比较重的，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们逼迫小女孩卖淫的具体细节，但按照常规分析，这样的案件一般只会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在性权利等各种权利中，生命权最重。当然也不排除几名罪犯在这当中使用了极为恶劣的手段，在量刑时法官会特殊考虑。
沈亮：作为一个研究刑法的人，我在没有看到具体卷宗之前，不能轻易断言法官判决的轻重。对于这个案子，之所以有这么多争议，怎么判都有人不服，其根本原因在于，法院在判决书中只给了一个判决结果，没有向社会公开判决的具体根据。新一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现在提出的要求各地方法院将判决书上网，正是出于这一点考虑。要求法官不仅把判决结果告知社会，对于判案过程中一些细节的考量、裁定的过程，都要放到网上，经得起公众的推敲。在满足了公众知情权的前提下，公众会根据卷宗，根据你的判决理由，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美国，一个法官的判决书就是一部很好的判案教科书，几万字的判决理由，会把为什么这么判、基于几点考虑、案件中的每个细节在判决中都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说得非常详细。这样公众对你的判决就没有异议。如果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在判决中姿态强势，只给社会一个判决结果，不说明理由，这其中就难免有人对判决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我曾经认识一个法官，在判处一起儿子杀害自己亲生母亲的案件中，对杀害母亲的男子做出了死缓的判决。这在当时很不被人理解，因为杀尊在法律中一定是最重的极刑，所以质疑法官为何判了死缓。但其实在该案中，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比如儿子之前一直对母亲很孝顺，而母亲始终偏爱女儿，对儿子不好。基于这样的考虑，法官认为母亲是有过错的，所以在量刑时判了死缓。但这样的细节，你不公布出来公众就不知道，就会认为你没有秉公判案。
《新民周刊》：唐慧后来要求找出与其女儿发生性关系的一百多名嫖客，并一一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这种要求是否合理，在实际办案过程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洪流：唐慧作为受害女孩的母亲，她本身是有权利提出这样的要求的，公安机关也有义务帮她追查。但从实际情况考虑，因为这种案件极难取证，而且又过了一段时间，所以真正能找到的可能性不大。就算真的找到了，如果嫖客自己不承认，也是证据不足无法定罪。因为在这当中，当事人只有被迫卖淫的女孩和嫖客两人，如果在录取口供时，出现正反两面1:1的局面，是无法对男子进行定罪的。
《新民周刊》：如果是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这些和乐乐发生过性关系的人又该被如何定罪？
沈亮：这要根据每个人与乐乐发生关系时的具体细节而定。如果是在明知道对方是未满14周岁的幼女的情况下，与对方发生性关系，可以按嫖宿幼女罪判决。如果是因为不知道对方真实年龄才与其发生性关系，那么可能会被拘留或罚款处理。
公安机关，包庇渎职？
《新民周刊》：唐慧在休闲中心里找到被迫卖淫的女儿之后，曾向永州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但永州警方当时却没有立案。直到唐慧上访到省公安厅“以死相逼”，该案才被立案调查。在这当中，乐乐提到有两名嫖客是永州公安局内部人员，很多人因此猜测之前的不立案行为与此有关，你们怎么看？
洪流：警方不立案肯定会属于一个渎职行为，这与湖南当地的文化有关。在当地的民风里，存在小女孩卖淫的陋习，一些公安部门可能见怪不怪，认为这不是多大的事情。至于包庇，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乐乐通过照片指认出的两个警察就一定是和她发生过性关系的嫖客，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单独的结果不能作为被采信的充分证据，因为指认有可能出错。除非配合其他证据，比如乐乐能不能说出这两名警察身体隐私部位一些特征等等，如果是不记得了，或者羞于启齿，那也很难认定这两个人就是与乐乐发生过性关系的嫖客。一个案子的判决，需要多方面的证据支撑，我们不能一边对社会上近期昭雪的一宗错案大加指责，一边又认为永州警方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没有抓人就是包庇。
沈亮：法律还是要讲证据，美国之所以破案率只有60%，远远低于中国，就是因为美国是一个讲证据的国家，很多时候警察也好、法官也好，不是不知道凶手是谁，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美国的法律倾向于宁愿放过坏人，也不冤枉好人。
《新民周刊》：唐慧曾经提到，逼迫其女儿卖淫的主要案犯秦星，在看守所里曾经伙同看守所人员，上演了一出勇救自杀狱友的戏码，希望以此立功表现，挣得减刑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样处理？
沈亮：如果该立功行为确实是伪造的，那么帮助罪犯伪造立功行为的看守所管理人员就已经构成了犯罪，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属于司法人员滥用职权。犯人也要马上换到其他看守所关押。但如果这个立功行为属实，不是伪造的，那么按照法律，确实有可能为罪犯争取到减刑机会。
唐慧劳教，几多纠结？
《新民周刊》：目前关于唐慧的劳教案已经有了最终的判决结果，但很多人还是想知道，如果有一个和唐慧一样经历了不幸遭遇的人上访，如果这个人不是像唐慧一样只是下跪，而是在上访过程中采用了其他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的方法，那么这种行为是否应该被劳教？
洪流：以唐慧案为例，如果真的像永州劳教委说的那样，先后7次在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机 关大门口、长沙市雅礼中学、长沙市南门口和湖南省公安厅大门口等地，大吵大闹、堵门拦车。在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无理取闹，致使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无法正常办公，那么他们对唐慧的劳教就是合理的。一个人纵使自己有天大的冤情，也不能干扰社会上其他无辜人士的正常生活。当然这其中有一个悖论，很多上访者往往认为，如果我不干扰到你们正常生活，你们就不会重视我的事情。
沈亮：社会治安处罚法里明确规定，公民如果违反了该法律，对社会治安产生较坏影响、阻碍了社会正常秩序的，情节严重者予以劳动教养。所以，如果一些上访人士真的采用了一些具有破坏性的行为，在劳动教养尚未被废除的今天，对他们进行劳教就是合法的。但这当中涉及到一点，就是劳教部门是否有证据证明他们的劳教决定是合理的。
现在永州市劳教委并没有拿出唐慧有干扰社会正常秩序的证据，比如她去拦车、去吵闹的视频等。那么这个案子在判决上，就应该倾向于唐慧。
《新民周刊》：如果劳教制度有一天被废除，对于一些扰乱了社会治安，又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又该怎样处理呢？
沈亮：这就是我要说的，我本人认为劳教制度有很多弊端，废除是早晚的事情。但在废除它之前，国家必须制定出一些弥补性的法律法规。比如一些国家的轻罪法，对于那些踩在犯罪边界上，又不能犯罪的违法行为，制定相应处罚措施。关于这种轻罪制度，近年来我国的立法界也在思考。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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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