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杂志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呈现方式

朱学东 中国周刊 执行总编辑

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曾供职于北京印刷学院从事教学工作。

1994年调入国家新闻出版署报纸期刊管理司，从事报纸管理工作。1997年调新闻出版署办公室秘书处工作。曾多次参与报纸、期刊管理有关文件的起草及修订工作。

2000年9月任职信息早报副总编辑。2003年6月调任《传媒》杂志常务副社长、常务副主编，主导对《传媒》杂志的改版工作。

2006年8月出任《南风窗》杂志总编辑。

现任：中国周刊执行总编辑

主持人：欢迎《中国周刊》执行总编辑朱学东老师走进今天的网易访谈间，朱老师您好。

朱学东：您好主持人。

主持人：我们知道五月份的时候，《中国周刊》已经全新改版，以全面的面貌又展现在我们观众面前。不知道在五月份，在重新出来的时候，您的期待的它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到现在已经九月了，出版了这么多刊，是按照您既定的方向在走吗？

朱学东：是这样，要说按照既定方向也没错，当然中间有些波折了。在最初我们来设定这个杂志改版的时候，其实我跟我们的同事朱德付讨论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一个相对比较鉴定的信念，就是一本杂志的成功，一定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成功，它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本杂志才能快速的成长。

当时我们判断，其实也是共识吧，中国社会正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这样的一个国家，需要一本与之相匹配的一个跟它的立场、地位、形象相匹配的杂志，来呈现它的成就，来呈现这一过程中我们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我们是按照这样的方向来设定我们这样一本杂志的，所以我们说希望《中国周刊》能够做成反映这个国家成长过程中它们的成就和艰难困苦的过程的这本杂志，要有责任感的一本杂志。到今天为止，我们从五月份第一期出版到今天，我们现在正在做第七本，应该说还是相对稳定朝着我们设定的方向在前进，这个目标我们一直没有动摇，一直没有改变，效果应该还是可以，我们自我内部评价效果还是可以，虽然跟我们最初设定的东西稍微有一点点偏差。

主持人：之前说到我们《中国周刊》是映派的杂志，不知道在最后几期是怎么体现这样的风格呢？

朱学东：映派并不是说它难读，当时朱德付跟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时候，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以原创为主的东西，所有东西都要建立在自己的基础来调查。相对我们在操作过程中，以事实为根据，一定要采访到位，立场非常鲜明，通过事实得出立场非常鲜明，这点来讲，它是非常映派的东西。我们杂志社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前面的东西还是比较硬的。

主持人：比如在跟您的竞争对手，比如《南风窗》、《中国新闻周刊》、《三联》这些相比，《中国周刊》在选题上，包括风格上，有什么要的独到之处呢？

朱学东：其实每本杂志定位不太一样。我们是一本新杂志，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做了很多年，有相对比较悠久的历史，很多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我们定位一开始的时候就跟他们有非常明显的不一样。因为我自己以前也做过一些研究，不管是新闻周刊，还是《南风窗》，还是《三联》都工作过，所以我们做这本杂志设定大纲的时候，一开始设定的东西，我们不是简单的追赶新闻，而是希望还原新闻的故事。我们要确定这本杂志基本的原则，我们自己在选题上，内部在探讨的时候，故事形式是我们这本杂志的主要方式，只有讲好了这个东西，还原成故事的时候，用柔和的表达方式更容易被大家接受，这过程传播的价值观也容易被大家所接受。潜移默化的把我们想传达的东西传达给了读者。这点我们在做的时候跟我们的同行不太一样，他们也讲故事，也讲文本，但都没有像我们提高到这么高的高度。尤其最近以来我们这个认识更加清晰，我们做了几期下来，其最近几期我们这点的认识非常清晰。

主持人：比如呢？

朱学东：最近我们做的选题，我们在强调故事性的这块，更加接近我们原来设定的目标。

主持人：我们是《中国周刊》，最开始定位是周刊，到现在，五月份创刊到现在的话，可能是出了六期，其实这个是一个月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

朱学东：我想很多网友都都会很关注，包括我们的读者、作者都会关注这个问题。这个原因比较复杂，我想当时我们从筹备开始，从采编团队和运营团队组建到我们正式出版第一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个中间非常匆忙。非常匆忙的话，就有很多东西需要磨合，可能很多资源准备也没有完全充分。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一些波折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情况小，在我们出了两期以后，因为各种原因，我们自己决定还是先从月刊做起，把队伍调整好，把理念贯彻好，把我们最终设定的方案更加完善化。我想，当时我们管理层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一定要通过它的内在自我扩张从动出现以后才来，而不是通过资本力量或者人才战术来强推一个周刊。如果强推的结果，做出来的东西会被动，素然无味，当然我说它也遇到了一些其他的挑战，我想任何一本杂志承担过程中都会遇到，只不过我们相对比较特殊一点。

我自己讲我们内部一样，中国社会的成长会遇到很多波折，也会付出很多的代价，但是这让我们的人生过程更加完美，今后我们成功的时候，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可以讲我们当时为了波折是一个什么回事。

主持人：将来等待队伍搭建好了以后，也会还原双周刊。

朱学东：目前我们队伍的调整还没有完全到位，但是正在朝着我们自己最初设定的方向，我们很多人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们最初设计这个团队的时候，不是按照现在做的方向来设计的，但是这段时间努力，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在不断的加速。我们也会很快从双周刊做起，这个时间不会太长。

主持人：现在我们整个的采编退伍还有什么数据等等吗？有多少采编人员？

朱学东：记者大概是15人左右，然后我们现在编辑层这一块，基本上是我们团队的高管在兼着。为什么兼着？从一开始就兼着，这个意思非常简单，我们确定的编辑大纲，一开始采编团队这一块的高层，都是一开始参与了我们采编大纲的讨论和理解，所以它们对这个采编大纲的理解要比我们随便安排一个编辑要深很多。所以，他们亲自兼编辑的话，能够直接把这个队伍带到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层次上。而这点来讲，我自己认为我们现在管理层兼的编辑团队可以说是中国最好的一个队伍之一，他们的水平都非常好。你想，我的搭档姜成民以前是新华时报编辑主任的主任，对事情的判断能力毋庸置疑，我们的主编助理郭先生是中国最好的法制调查记者，他对选题的判断掌握也非常好，徐龙原来是京华时报特稿部的主任，我在我的博客里面也把徐龙在我们内部讨论里面写的东西贴出来，是非常出色的。我哪次去学校讲课，都会强烈推荐他们，这是我们最好的编辑队伍，这样的团队能够迅速把我们的团队带到我们希望达到的层面上。因为最初设定采编队伍的时候，找的记者相对比较年轻。

主持人：你们有非常完善的管理层，也希望能够塑造一批你们希望的记者。

朱学东：这批记者一定是年轻，不怕苦，有情怀。

主持人：我们经营理念有特别独到之处吗？

朱学东：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经营跟采编都是齐头并进的。至少我跟你讲，在一本新刊里面，任何一本新杂志，像我们这样的杂志，在新刊里面，它无论在发行还是广告上都是非常出色的。发行来讲，我们这样来比方，就是目前我们中国最好的，我们的同行里边的一些杂志，有许多差不多做了五年才达到我们今天一开始创刊的时候才达到的发行量。我们目前的市场主要是零售，下半年已经开始有一些订户。

主持人：基本上还算是比较满意？

朱学东：也不能说满意，但是至少是这种调整它是有效果的。而且，我们还会继续来调整。

主持人：我知道我们在创刊的时候提出这样一个口号，是因中国崛起而新生，为民族复兴而硬笔，我非常欣赏这样的定位。您觉得现在的社会，杂志生存还面临着哪些挑战，还有困境。

朱学东：我觉得杂志的挑战来自杂志操作者自身的挑战，比如在同样的环境下，为什么有的杂志成功了，为什么有的杂志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原因，我觉得原因在这个人和他的理念。对于我们这样一本杂志来讲，固然它有外部环境的困扰，不管是我们，还是中国新闻周刊等等，它们面临的环境都差不多，顶多有些相对特殊的情况，但是其实也不脱离中国的国情。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大家都在跳舞，那就看谁跳得更好？就取决于舞者本身，他们的技能，他们对于环境的把握，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怎么来做的理念，是不是比别人更加领先和成熟。这方面其实最重要。

以前我在这个行业的从业经历告诉我，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做媒体的人过于自我、过于自信。这是做媒体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做好。现在我也好，朱德付也好，我们都有相对丰富的从业经历，但是对我们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超越我们过去，不带任何包袱来做。所以现在所有的东西，评价的标准，就是来自于这本杂志在市场上是不是读者欢迎，当然我们说受读者欢迎也有一个前提，就是坚持我们的立场和价值观的情况下。

主持人：是向商业妥协吗？

朱学东：不是。就像我们传播价值观，没有读者买你的的杂志，那你有什么传播价值呀。你要让你传播的价值观，你要让你的包袱和追求让更多人接受的话，那就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或者所有读过杂志的人，他们接受你，那是最成功的。这是传播力的成功。

主持人：我们现在的读者定位是比较高端的？

朱学东：相对比较高端。最初我们希望是有影响力的人，其实现在这个读者群还是这样的。我自己在内部讲，我从来不会嫌我们发行量多，我们做一本大发行量的新闻杂志。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做大发行量的新闻杂志不可能，但是我们相信是能做到的。所以我希望在中国受过通识教育的人，大家拿到这本杂志的时候，能读下去，能读懂，能明白我们做什么，这个东西跟他产生共鸣，从而他成为你鉴定的拥护者、购买者，他不仅消费你的杂志，同时也在跟你一起学习或者说认同你的价值观，认同你的立场。所以，我自己讲的，为什么我们强调高度的故事性和文学性，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更容易接触我们所想表达的东西。

主持人：您刚才说高端的人群和大发行量，它会不会？

朱学东：它不冲突。比如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机场和地铁。拿北京市来讲，机场人群和地铁人群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层次来讲我们说相对比较高。如果非要划很多阶级和层次的话，他们相对比较高，这个跟我们实际的定位非常接近。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阶层有影响力的人群，或者是我们相对高端的阶层，它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很多杂志发行量其实都不大，所以我们大发行量和有影响的人群不存在冲突。像在座的你们都是有影响力的人群。

主持人：我记得是朱德付先生说，希望在两年三年之后，能把中国周刊打造成为像《时代周刊》一样的杂志。

朱学东：这是任何一个人，做媒体的人来讲都有这样的梦想，他有一个参照物。就像我们说，世界角度，中国深度一样，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参照物，一定要有一个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要做成什么样的，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中国的《中国周刊》，让它产生影响力，达到像《时代周刊》这样的影响力。当然情况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时代它成功的背景，历史环境跟我们现在有很大的差别。

主持人：好多现在的杂志所谓追求的一个目标或者定位都是以美国或者英国《经济学人》这样的杂志作为参考的目标，也反映出来在中国市场上还没有一份像这样的具有影响力的杂志。

朱学东：这个很正常，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时代多少年了，像经济学人将近一百六十多年以来，它一直坚持它自己的基本价值观不动摇，坚持自由市场的理念，自由贸易的理念，这个不动摇。那么一本杂志一百六十多年不动摇，它产生的影响力肯定是非常强大的。因为我们讲，影响力往往会通过历史来进行，而我们中国，尤其有新闻杂志才几年的时间。所以这个过程，我们做不到这样的影响力那很正常。这个跟一个国家在世界的影响力也是一样的，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这几年才慢慢显现，这样和中国相匹配的杂志影响力慢慢会凸现出来。

主持人：现在新媒体崛起的时代，杂志会不会随着我们现在读者的阅读习惯的改变，而它的定位可能会流逝一些原初的风格呢？

朱学东：杂志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呈现方式。但是单纯从媒体角度来讲，中国杂志和欧美杂志有非常不一样的传统，这个跟国家的特殊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不认为因为新媒体的出现，它分立了一些读者和广告，杂志市场就会消失。从中国的新闻杂志的情况来看，它的成长过程中，命运不是很好。在中国杂志刚刚起来的时候，电视报纸已经非常强大，好不容易自己慢慢长大，又赶上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分立了它的大量读者，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多传播媒体空心化的过程。我自己打一个比方，很多媒体就是互联网的蓝领工人，付出很多，但是收获比较小。这个过程，我想互联网的传播效率，同样给杂志品牌价值得到很大的提升。

打个比方，比如我们《中国周刊》，刚才聊天的时候，讲到我们昨天发行部的同事讲，朱老师我们这几天在网页上发跟贴，一发，跟贴的就很多。这个使我们品牌价值得到迅速的提升。到今年为止，去年下半年开始，这个市场又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杂志市场的冲击非常明显，今年很多老牌杂志的广告急速下滑，因为整个经济不景气嘛。这一过程中，中国杂志市场还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明天，很多人怀疑，所以很多人跑掉了，不做了。但是我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这么多年，我自己判断，包括对互联网的理解，我想像我们这样的杂志它一定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未来，因为杂志跟互联网跟报纸最大的不一样，它传播的是价值观，每一本能够找到它自己相对价值观人群的杂志，它一定会有它自己的价值。就像我们买书一样，我喜欢这本杂志传播的东西，我就会成为它的读者。

主持人：它的读者群非常稳定。

朱学东：杂志的读者群一旦形成，非常稳定，而且数量规模非常庞大。这是我们国内的杂志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榜样。

主持人：您刚刚也说了，在一个您觉得经济危机对于杂志的冲击也是挺大的，虽然现在是在回暖，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周刊》重新改版推出来，不知道当时这样的选择，您从《南风窗》过来。

朱学东：我从《南风窗》过来，我从《南风窗》辞职跟《中国周刊》创办没有必然的关系。我辞职以后，德付找到我说一起做吧。但是我辞职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中国周刊》存在。

主持人：我知道您过来以后，写过一篇文章是为什么是《中国周刊》。

朱学东：当时我跟德付两个在价值观有非常接近的地方，我们两个也是很好的朋友，他找我来做这本杂志的时候，我没有多想就答应了。答应以后，我自己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这个时候做这本杂志，这本杂志怎么做？当时我做编辑大纲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想透了，我们才来做。为什么是《中国周刊》？即便在遇到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我认为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它是推出一本新杂志最好的时候，因为我们该花的钱一定要花，经济危机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讲要花的钱会更少一些，因为所有的预期都降低了。在这个情况下，除非我们说对中国经济不抱任何希望，它不可能回暖，或者我们三五年之内都看不到它回暖的迹象，这个时候推出会有很大的问题。依我们对中国社会这种发展的了解，我们认为不可能拖这么长时间，所以我们要相信中国。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到今天，很多东西是超越我们想象的发展速度在发展，在变化。所以，既然现在是经济危机，我们就做好准备，等到经济回暖的时候，那一定是我们收获的时候。当初我们这样设想的，但是前提我们说这样的经济，不会长期的滞胀，不会像日本长期陷入崩溃的十年。

主持人：有一种跟国家共同成长的理念。

朱学东：因为这个社会每次改革释放的动力，都远远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所以我们说做这样一本杂志，跟着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成长，一定会收获很好的未来。

主持人：我知道朱老师以前做过很多其他的行业，像老师，后来也是做了很多年的记者编辑。

朱学东：那谈不上，我对记者这块，我是新兵。

主持人：我不知道您现在感受怎么样，有没有中间出现过动摇厌倦的情绪？

朱学东：人的情绪总是有高潮和低潮，也难免会有，但是确实会有过动摇，遇到巨大挫折的时候会有这样动摇的念头，但是并不等于我们要放弃这样的理想。

主持人：让您产生动摇或者觉得有点难过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朱学东：这种情况，一定是跟杂志，跟我们要做的东西紧密相关的，但是这个困难是无法克服的事，而不克服，无法前进的时候，可能也会产生短暂的动摇或者是犹疑。但是我们相信这个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所以这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因为人总是遇到挑战，压力大的时候，也难免也懈怠的时候，这很正常。

主持人：您说自己是传媒不肖生，怎么理解？

朱学东：那是开句玩笑话，我们在做自己东西的时候，发现并不能够完全按照自己所设定的东西来做的时候，自己会有一些无奈。

主持人：我们现在有好多学新闻的一直有这样的新闻理想的同学，大学生，他们也在追求要进这个行业。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话语要说吗？

朱学东：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自己做这一行的人，做久了，很多人会对很多东西不屑一顾。我自己看到的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但是我希望我们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和已经进入这个行业的人都要抱有这样的态度，对历史不要抱虚无主义的立场，要尊重别人所付出的努力，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理解别人。就是我们讲，从历史学角度来讲，要对历史抱有温情和敬意，要有理解和同情。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时代，所做的不同的表达，一定是有原因的，并不是说那个时代的人不行，或者那个时代的人水平太差。不是，他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后面的人只看到他们做的水平低，他们做的东西不行，但是没有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所以我相信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一定要对历史有一个相对客观的理解，对他们前辈的努力要有相对客观的评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新进来的人，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我觉得也非常重要。所以，我自己讲，用这个时代所允许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最能够得到成功，而不是说我就是满腔热情，我一腔情怀，一定要一股脑的发出来，这个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在《南风窗》一周年的时候，当时我的同事搭档《南风窗》的社长问我在《南风窗》最大收获是什么？我说了两个字，就是妥协，学会妥协可能比坚持更重要。当然，我自己讲，在我做杂志的过程中，我自己最后能够做到妥协和坚持，这两个都是非常难得的品质。这个是花出巨大的努力才得到的一点感悟，可能中间有很多牺牲。因为我自己一直讲妥协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品质，尤其我在做《中国周刊》的时候，我对我的搭档朱德付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有种的佩服。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们能够理解在这中间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有多大。所有的这一切，对新进入这个行业的学生来讲，他可能没有经历过他还不能理解，但是前面的经验就是这样，像我们的经验就是学会妥协，但是还要坚持。妥协，就是如何要达到我的目标，学会我的目标，做出战略战术上的妥协，没有关系。

主持人：形式上的妥协，但精神上的坚持。

朱学东：对。

主持人：谢谢朱老师来到我们的访谈间，我听您的一番话也很有感触，今天我们对《中国周刊》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它的创刊，对它的改版，包括整个主创人员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理念。谢谢朱老师。

朱学东：谢谢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