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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已提了二十年

2010年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南方科技大学的出现以及它所领军的“去行政化”改革被媒体普遍解读为“释放出中国高教变革的积极信号”。2011年,中国教育又会因怎样细小的火花碰撞产生重大变革?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做客,解读他对2011教育改革的新看点。

朱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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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代表观点

  • 建言:校长不能全是任命制

    中国只有一个朱清时,还是需要一种机制,校长的遴选机制,不能所有的校长都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应该由教授们来选校长,当然党委可以考核,让这些校长不仅仅是对上负责,同时也要对下负责。

  • 建言:应该让高素质人才保留两种国籍

    世界上90多个国家是双重国籍,但是根据我们的法律,如果拥有美国国籍,就自动放弃中国国籍,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就没有中国国籍,能不能先试一下做特殊人才护照。

  • 建言:成立一个文化大大部委

    现在管文化的部门比较多,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视总局都在管。听谁的呢?所以我是提出应该就是一个大文化部。

访谈实录

嘉宾:朱永新

第一是推行教育公平

主持人:网友好,这边是两会嘉宾聊天室,今天有幸请来的是朱永新委员。

朱永新(@朱永新):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您一直在关心教育问题,您预测的今年教育改革的方向大概是怎样的?

朱永新:去年国家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以后,我们的教育改革方向是比较清晰的:第一是推行教育公平,让整个国家的百姓享受更加优质均等的教育公共服务,使教育发展更加均衡化,更加可持续发展。

第二个方向是提高质量,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技术教育进一步提高质量。这是教育改革的两个大的方向。

主持人:刚才你提到教育公平问题,你去年也特别关注农民工子弟就学问题,到今年为止这个问题会有怎么解决?

朱永新:事实上国家对这个问题的政策是很清晰的,就是解决外来人口的读书问题。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要尽快的出台相关政策,因为农民工既然已经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了,就不仅有生活的权利、工作的权利,他们的子女也应该有受教育的权利。

主持人:具体法规执行有时会遇到现实的尴尬,比如虽然规定了农民工子女可以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入学,但是确实有些学校会以一定的理由拒收,有没有可能有措施规避这样的东西?

朱永新: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进一步修订《义务教育法》,用法律规定如果不能提供这样的服务,就是违法行为。

但是现在我觉得首要问题还不是法律,而是教育资源,因为这些年来,我国的整个教育资源是短缺的,尤其是优质的教育资源短缺。

在北京这样的城市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说幼儿园。我们全国的幼儿园入园率是55%,农村是35%,北京这样的城市大概还有40%左右的孩子无法进幼儿园。这就需要采取非常迫切的措施来增加供应,建设更多的幼儿园,更多的学校来满足需求。

如何保障教育经费4%落到实处

主持人:比如说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是这个意思吗?

朱永新:对,这些都是建立在投入的基础之上。

主持人:好像一直有这样的目标,教育的投入要达到GDP的4%,现在有没有达到?

朱永新:目前还没有,2010年是3%多一点,我国的目标是要到2012年,争取达到4%。

主持人:会有这样的声音,说投资铁路,还有大型公共建设可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会拉大内需,投资教育方面好象没有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你对这样的声音是怎样的看法?

朱永新:这是一个认识的问题,也是一个国家价值观很重要的体现,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满足于经济的快速成长,相对经济来说社会事宜是滞后了。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的投入相对来说还是不够的,这样就导致了我们一个腿短,一个腿长,经济的发展各种指标都很好,很有地位,而在教育、文化、社会保障上的投入仍然不够。

主持人:您在给《中国教育的100条建议》中提到了要落实教育经费问题有三条防线,这个防线具体是指什么,怎么样进行实施?

朱永新:国家早就已经提出教育投入明年要达到GDP的4%,但是这个目标在90年代初期就已经提出过,20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实现,没有实现的原因就是没有保障。

我提出的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过去讲的三增长一优先,我们的基础教育投入经费要增长,公用教育经费要增长,教育经费的增长要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教育发展优先,这是一道防线。这些年来很多城市的这个数据是下降的,这就必然很难保证国家对教育总的投入达到GDP的4%。

第二道防线是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20%。4%是整个国家的指标,到省级城市,地级城市就无法落实了,因为有一些贫困的省,贫困的市,贫困的县,这个数字可能会占到20%,甚至于更多,而有些富裕的城市可能只占2%,3%,因为各个地区GDP的基础不一样。所以我提出,教育支出要占财政支出的20%。而财政在GDP的比重大约也是20%,两个20%相乘就能确保4%。拿财政支出的20%来说,政府如果花十块钱就有两块钱是用在教育上,如果每个省都做到了这一点,咱们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肯定就超过4%了。

第三道防线就是一直说的教育支出占GDP的4%。如果有了前面两道作为基础的话,尤其是教育支出如果能占财政支出的20%的话,这一条防线就能实现了。

学前教育是所有教育问题中最迫切的

主持人:你的设想和规划都很好,但是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或者说迫切需要解决教育方面的问题是哪个?

朱永新:目前百姓呼声比较高的,也是这一次规划纲要当中一个重点问题,并且国务院专门开电视电话会议加以全面部署的就是学前教育问题。现在全国适龄儿童的入园率是50%左右,所以国家要求所有中心乡镇建设幼儿园,加强对幼儿园建设的布局,满足大部分孩子能够上幼儿园的要求,目前这是当务之急的问题。

过去很多企业、厂矿、机关的幼儿园随着企业的改制,机关的改革都关闭了,有一些退二进三了,有一些干脆就关门了,所以我们总的幼儿园数量这些年来没有很大的增长。而接受幼儿教育的要求又越来越强烈,大家都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上好大学就要上好高中,要上好高中就要上好初中,要上好初中就要上好小学,要上好小学就要上好幼儿园,竞争力层层往前移,导致现在幼儿园竞争越来越激烈,还出现了所谓的天价幼儿园,在北京就有一个月学费一万两万元的幼儿园。

主持人:国家的中长期教育规划意见,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朱永新:中长期教育规划现在已经颁布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实施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蓝图,好的蓝图还要变成好的施工图,要有好的人去施工,同时为了保证施工质量,还要有好的人去监督,这才是一个好的流程。

我们经常会有很好的计划,但是没有很好的落实,所以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是落实。高考制度改革也提出了一些方向,大学的改革也提出了很好的方向,怎么去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我们需要的是行动,我觉得现在最缺少的是行动的精神。

大学去行政化首先是大学领导去学术化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了去行政化的教育改革,这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去年朱清时创办的南方科技大进行了一场去行政化的改革,对这个改革您是怎么看的,他们的经验是否可以被其它学校借鉴?

朱永新:前段时间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为朱清时加油》。办学的关键是要有理想的教学家,大学要有理想的大学校长,中学有理想的中学校长,幼儿园有理想的幼儿园园长,朱清时就是有理想的校长。我们既然选择了他,就应该给他充分的空间,给他充分的自由,他不会轻易的辜负这样一种期待和希望。朱清时整个改革的思路,包括导师制,书院制等等,都是和国际接轨的,也都是符合教育的内在规律的,在当前的中国需要这样的探索。

主持人:我们采访很多校长时他们也曾说去行政化的改革是必然的趋势,但是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淡化行政色彩有没有具体措施我们可以做?

朱永新:目前去行政化最大的问题不是行政化本身,是行政化影响了学术的发展,影响了学术的自由。

现在的大学里有两股力量,行政的力量和学术的力量,当行政的力量干预了学术的力量,当行政的资源瓜分了学术的资源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学校的品质。现在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在大学里面必须要拥有行政的权利,行政的资源才能得到奖,才能得到项目,才能有晋升的资格,才能有各种各样的资源。这个问题的背后是行政资源控制着,瓜分着,支配着学术的资源。所以我觉得首先需要的,就是在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做一个隔离,也就是说,做行政的人就不要做学术,大学校长在做校长期间,就不要去评奖,不要去拿项目,不要去评职称,官不和民争,校长不和老师去争资源,而仅仅是一种服务性的工作。

大学校长应该是一种荣誉性的职务,是对德高望重,学术性强的学者的肯定。这时候校长为大家服务,当然可以享受很好的待遇,但是不要再去控制学术的权利,而仅仅是单纯的服务。

大学的去行政化首先是大学领导人的去学术化,现在大学里面有一种现象,大学里的行政人员都要评职称,都要评研究员。有的人是做服务工作的,让他们也去做学问,也去写文章,是不现实,也是没有必要的。大学里面的职员,薪水应该根据工作年限、工作态度、工作绩效不断的增加。老的行政人员,服务年限比较长的,职务比较高的同样也可以有很高的收入,不低于教授就行了。现在大学行政人员有两条路,所有的好处他都得到,而教授们只有一条路,所以大学对教授,对做学问的人是不公平的,放不下一张安宁的书桌,所有的人削尖脑袋要当系主任,要当校长,这个方向就错了。

主持人:我其实比较关心的是如何实现他的去行政化,比如说是必须校长从上而下的改革,像朱清时这样自己去深圳自己办一个学校,还是从下而上的改良运动。

朱永新:中国只有一个朱清时,不可能期待很多很多的朱清时,还是需要一种机制——校长的遴选机制,不能所有的校长都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应该由教授们来选校长,当然党委可以考核校长的政治背景,服务精神,而对校长的人格,学术,则是通过设立考评委员会,用比较好的遴选机制,让这些校长不仅仅是对上负责,同时也要对下负责。

我支持高校自主招生

主持人:只有好的制度的保证,才能实现比较好的遴选。对于高校自主,独立招生制度你怎么看,今年好象特别火。

朱永新:从根本上说我欢迎也支持高校自主招生,因为这是一个方向,也是高校最终能够办出特色,办出高水平大学的一个途径,一个努力的方向。没有高校招生的自主权,就没有整个高考制度改革的成功。因为高考制度改革,主要是加大选择性,一个是学校选学生的选择性,一个是学生选学校的选择性。现在这两点都没有。今后的可能,第一是学生可以选择很多学校,有很多学校给这个学生发录取通知书,由学生自己来选。第二,学校可以选择学生,过去高校也没有自主权,我在大学里管过招生,投档的时候根据1:1.2投档,招100个学生就给你120份档案,而且只给你120份档案,只能在这120份里面选,还要求从高分到低分选,如果选了低分的不选高分的要写出理由,如果录取低分的学生,还有可能被投诉。如果能给学校一点权利,总的来说是好事情。

主持人:回到今年的两会,去年的两会你特别关心代课老师这样一份提案,今年为止有没有收到关于这个提案的具体回复呢?

朱永新:当时我的提案出来以后,国家很关心,专门批示给教育部,教育部专门组织了几个调研小组,我也参加了其中的调研,但是到目前为止,教育部还没有拿出一个正式的回复来怎么样系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今年我还会继续的再关注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这样一群曾经为中国教育做过贡献,做过奉献这样一群人,应该给予关爱。

文化强国应该引起高度关注

主持人:今年除了这个提案之外,还会提到哪些方面的问题?

朱永新:除了关注代课教师的问题之外,今年是我新关注的重点领域是文化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文化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所以我提出了几个建议。一个是要把文化立国作为国家战略,现在我们国家战略里面有人口战略,有资源战略,但是没有文化战略,我觉得文化应该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我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大国,这么强,这么大的经济总量,但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走出去”,我们的价值“走出去”,跟韩国这样的国家还无法比。

主持人:您是说文化输出方面吗?

朱永新:对呀,韩国的文化输出,无论是游戏产品,电视产品,电影产品,比我们都多得多。

主持人:他们的韩剧对内地的影响比较大。

朱永新: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系统的思考,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怎么样去传播,怎么样凝聚我们国人的民族精神,从而让我们真正在文化上站立起来,不仅是经济大国,同时还是文化大国,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是我提的一个提案。

第二个我提出建议,成立文化大大部委,现在管文化的部门比较多,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视总局都在管,像网络就是几个部门在管,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视总局都在管,听谁的呢?网络的内容、体制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我提出应该成立一个大文化部,或者是大文化委员会来统一管理。

现在管理文化的力量分布在不同的部门,力量分散,资源也分散。同时重要的是,地级市以下已经全部改了。我在苏州做过副市长,文化、广播、新闻、文化出版,在地级市以下全部是三个部门合成一个局了,地级市是一个部门,省级以上是三个部门。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妨自下而上整个统一起来,这也是文化整个资源分配的问题,因为三个部门都管,都做自己的建设,都做自己的事情,有利益的大家都关注,有风险的大家都回避,对文化长远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我是主张要建立大文化部委。

第三个建议是文化立法,从立法的角度来说,文化立法相对于其他的经济,民事,社会等方面的立法是滞后一点的,重要的是很多文化活动还没有法律依据。比如说图书馆,我国现在没有一部公共图书馆法,比如说电影,我们国家没有电影法。在一个法制性的国家里面应该靠法律来管理,文化的立法任务很重,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在文化事业,一共只立了四部法律,其中有两部都是关于文物保护的,一个是文物保护法,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所以我建议文化立法进程要大大加快。依法治国,文化立法的问题也是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教育问题,人才问题的建议。

我们应该用人才护照制度挽留高素质人才

主持人:您刚刚说的人才方面大概是怎样的呢?

朱永新:我这次提一个建议是设立特别人才护照制度。世界上90多个国家是双重国籍的,但是根据我们的法律,如果你拥有美国国籍,就自动放弃中国的国籍。这就导致很多优秀的人才没有中国国籍,因为这些人才选择了美国国籍。如果他得诺贝尔奖,就不是中国的,如果他到国内居住,在很多事情上会不方便。另外也有一些国外的优秀人才,他到中国来也不能得到我国的国籍,即使让他放弃他们国家的国籍,得到我们的国籍也很困难。

要我们国家马上全面推广双重国籍也有难度,能不能先试一下,做特殊人才护照,对于那些优秀的人才可以享受双重国籍的待遇。这样吸引海外优秀华人回来,吸引国外优秀的老外到中国来服务,可能是合适的。现在的情况是,如果这些人没有中国的国籍,在中国生活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上学、居住、买房子等等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们应该有一套制度可以帮助优秀人才更多得到中国来。(完)

来源:中国网 独家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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