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和社会结构,而这一国策实施至今,争议也始终伴随左右。很多民间学者对这一政策都提出过强烈的异议,他便是其中极有影响的一位。他是@易富贤。


如果要让“十二五”规划的人口目标不再破产,就应该果断停止计划生育,一方面让2015年总人口能够接近13.9亿,一方面可以让出生性别比恢复平衡。“十二五”期间死亡人口将不断增加,平均每年将在1000万以上,意味着每年需要出生2000万人口才能使得2015年人口达到13.9亿。“十二五”初期因为停止计划生育之后补偿性生育,每年还能出生2000万或以上,但“十二五”后期(2014、2015年)每年是不可能出生2000万人口的。“十三五”期间就不得不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了。(详细)

妇女是人口再生产的主力,男人是物质再生产的主力。没有人口再生产,物质再生产就不可能持续。中国古代就强调“男有分,女有归”(男人有事业,女人有家庭)。“生产”的本意就是生孩子,但现在的政策不将人口再生产当生产,不将妇女当女人看,女人在生育方面没有任何回报,反而被认为是罪恶。世界上男人平均自杀率是女人的3.7倍,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详细)

放开二胎,不能有效“稀释”光棍问题。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性别比不断攀升。1980年以后的出生人口中,累计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万以上。这三千多万光棍的存在将使得今后家庭不稳定,很多家庭将长期处于内战状态。如果仅仅只是放开二胎的话,所生的女孩绝对数更是非常有限,更难以稀释积累的男光棍。放开二胎,由于大幅增加出生人口,不能有效缓解老年化。生育权只得到部分归还,还有很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现在农村有一半的人本来就可以生二胎,仅仅放开二胎的话,这一半农村人口根本没有获益。(详细)

中国现在城市是独生子女家庭为主,2010年人均住房面积为33平方,但是今后需要主流家庭生育3个孩子,那么意味着户均住房面积需要比现在翻番,住房设计也会与现在大不一样。让一家三口人“宜居”容易,让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宜居”不容易。中国城市的房地产今后将面临根本性的改建,成本将是巨大的。现在中国“拆了重建”现象很普遍,是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年轻劳动力,有能力这么多;但等到出现老年化社会,劳动力成本将非常高,是无力进行城市改建的。(详细)

从2012年开始,“过剩男人”将快速增加,到2017年开始超过3000万,2022年开始接近4000万。这4000万青壮年光棍对社会稳定和家庭秩序的破坏作用可想而知。比如2007年广东省徐闻县42岁光棍苏千小砍杀4学生;2010年3月23日,42岁光棍郑民生在福建省南平市南平实验小学杀死8人,重伤5人;2010年4月28日,广东雷州市33岁光棍陈康炳在小学内砍伤师生19人;2010年5月16日,20岁贺州男子疑因女友悔婚,血洗佛山一条街,“专挑年轻女孩儿砍”,先后6人被砍伤送往医院。(详细)

1980年代的领导人对计划生育是有保留意见的,坚决反对制定计划生育法,并且在全国两百多个地方试点二胎。但是1990年之后,胡鞍钢等人口学家非常活跃,在他们的游说下,最高层非常重视计划生育,取消了大多数二胎试点;并且又采纳胡鞍钢的分税制改革,使得民生压力加大,老百姓根本养不起孩子了。这两重原因再加上经济发展本身降低生育意愿,使得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的2.2下降到2000年的1.2,是中国数千年来第一次出现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奠定了人口全面崩溃和经济衰退的基础。(详细)

杨支柱没有任何错误,将他解职没有任何法理依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在解职通知中也没有提具体的法律条款。中国任何法律都没有说强制只能生一胎,而只是说提倡一胎。国家计生委法规司司长于学军也说中国计划生育不是强制的。那么杨支柱自愿生二胎又有什么错?既然没有错,为什么将他解职?杨支柱只是做了一个正常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保护了亲生骨肉的生存权),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由于中国的错误的人口政策,现在反而将“常态”当成“非常态”了。(详细)

政治体制改革是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周期长、风险大,改革结果难以预料。政治体制改革的“受害者”是官僚阶层,需要对抗整个官僚体系,而且还需要通过官僚体系来贯彻,难度可想而知,并且还面临各派别的阻力。而人口政策改革规模小,周期短,结果已经一目了然,副作用甚小。停止计划生育是全民收益,只“损害”计生委系统的利益,而计生委系统在整个官僚系统中人数最小。从“政治成本”看,停止计划生育成本低,难度低,风险小,收益却巨大,尤其是影响深远。(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