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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2005年元旦,位于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的文革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

  上世纪80年代初,著名作家巴金在《随想录》中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巴金老人这一愿望始终未能付诸实施。在“文革”结束即将30周年之际,位于澄海的文革博物馆的建立,无疑是对那一段惨痛历史的反思和纪念。

  文革博物馆的主要推动者、汕头市原常务副市长彭启安表示,我们就是要为中华民族留下一块警醒之地。在这座博物馆兴建前后,澄海曾对它有过质疑和争论,建馆在得到巨大支持的同时,一些人选择了回避。今年3月26日,汕头现任主要领导参观了博物馆,对彭启安的多年努力表示肯定。受此鼓舞,彭的目标是把博物馆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文]

 
  74岁的彭启安坐在天坛形的建筑内,用他费力而极不标准的普通话,侃侃而谈。

  他的前面,红柱上是一幅楹联:天壤独存浩劫史,人间最重是非心。他的后面,石屏风上斗大的五个字:文革博物馆。

  4月26日的莲上镇塔山风景区,山坡上整齐的荔枝树沐浴在时有时无的细雨中;文革博物馆内,画像中的巴金老人,文革博物馆的最先倡导者,在彭启安背后,坚定而落寞地望着一个不可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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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安塔在塔园目前的13个景点中,居于中间位置,并与文革博物馆共同形成塔园的核心建筑。思安塔名为“宝塔思安”,塔高七层36米,塔内各层分别镌刻巴金、季羡林等10位名家批判“文革”的文字。该塔警示世人居安思危,不能淡忘“文革”的悲痛历史。主塔四角各立一座6米高的石塔,分别代表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农民、知识分子、国家干部及归国华侨。

  思安塔西南方向还立有一碑,上镌广东前省委书记任仲夷的题词: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这句写于2001年4月5日的题词还有题外话,彭启安介绍说,当年他把记述塔园建设情况的《塔园留踪》一书寄给任仲夷后,任欣然命笔,题词后觉意犹未尽,遂于大信封上又用钢笔写下一段话:邓小平说,一个好的体制使坏人变成好人,一个不好的体制也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这段话就刻在题词碑的背面。任是对“文革”悲剧保持长期警惕的中共老同志之一,他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上都曾发言,提出不能淡忘“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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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思安塔向上看:文革博物馆、明镜史鉴、榕石真诚、石笔书史、警钟长鸣五处景点错落于绿树峻石间。“明镜史鉴”取“以史为鉴,可以明兴替”之意,这里还立有叶剑英元帅铜像。叶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

  从文革博物馆拾级而上,180级石阶之后,就到了“石笔书史”景点。平台上矗立一大石笔,直指天空,笔高10米,直径85厘米。旁边安置一部未着一字的大石书,留待后人撰写。该处还镌刻有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的文章《终结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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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塔园的设计者则是彭启安,他亦自称塔园的“总设计师”,塔山景区建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则称他为“主事人”。彭说,当初塔园并没有明确的规划,是走一步说一步,搞好一个景点再想下一个景点。由于当时觉得直接叫“文革”什么的不太合时宜,就依据塔山之意取这一片区域为塔园。[全文]

  当澄海的南徽大队与涂城大队因武斗而互相射击时,彭启安正在揭阳做县委副书记,1975年,他到潮安县做县委副书记。彭是澄海本地人,“文革”期间其处境同样凄惨,他当时获得的头衔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余林反革命集团的黑干将”。彭说自己当时挨的批斗有300多场,他庆幸自己没有遭遇澄海的百种酷刑,但该吃的苦也都吃了。“那时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作饥不择食,刚挨批斗时咽不下的饭后来抢着吃。“彭回忆,但他强调最大的痛苦还是精神上的。[全文] [评论]

  个人的痛苦回忆、对五哥的感伤及当时青绿山野上的处处坟茔,使彭启安萌生了一种志愿:一定要为“文革”立一块耻辱碑。后来,彭还曾借用著名诗人熊鉴的话来表明自己的动因:现在40岁以下的人听个别遗老讲“文革”故事视为天方夜谭一笑置之,要给他们留下一个警醒之地。[全文] [评论]



  在思安塔内的墙壁上,刻有汕头各单位及民间为塔园建设捐款的详细记录。第一笔也是最大的一笔款项是“汕头市政府拨捐60万元”。彭承认,这是塔园建设的“基本金”,以后的资金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滚动运作的,没有这笔钱很难想像会有现在的塔园13景。




  在向原籍为潮州的李嘉诚募捐时,第一封信发出,对方称“没有考虑这个项目”,彭又写了第二封信,大意为,李先生有济世之心,办医院、盖民房,但办“文革”纪念地以警示后人,亦是治病救人,善莫大焉!不久,李嘉诚基金会给他打来电话,为塔园捐款30万元。


  尽管对“文革”的否定态度是一致的,但对于塔园的建设及捐助则呈现出游移和某种畏惧。“中央对文革早已有定论,但很多人怕,怕捐款影响他们的仕途和生意。”彭启安说,塔园建在澄海,但澄海人捐款是最少的,就是因为澄海的某些官员反对这件事。

 


   
  
  1997年上半年,“碑廊铭史”开工建设。不久,澄海区一名领导要求他不要再搞纪念“文革”性质的东西了。彭启安介绍说,这名领导提出“痛疤不要再揭”,一揭又要血淋淋,而且有可能引起社会动乱。彭丝毫不让:正因为是痛疤,才不应忘记。建设塔园不但不引发动乱,它的教育意义只会促进安定团结。

  后来,澄海方面向汕头方面打了一个报告,意谓一些老同志执意搞“文革”纪念地,认为有问题,但又说服不了他们,请上级定夺。彭启安一直等着上级找他谈话,但后来的情势是没有人说“好”也没有人说“不好”。彭将之视为一种默认。于是,思安塔、明镜台、警钟长鸣等景点逐渐建成。塔园大体格局奠定。[全文] [评论]


  2002年10月5日上午,即将调任省上的汕头市长李春洪在澄海有关官员陪同下到塔山风景区视察,李看到了思安塔,但澄海官员好像并不打算领他去那里。当李了解到此塔为纪念“文革”而建,而当地觉得涉及政治问题尚不敢宣传时,李说:“为什么不敢宣传?利用景点,记载史实,启迪后人,是很有历史意义的,这在全国尚属首创,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博览馆,应该大力宣传。”

  这位能写一手魏碑韵味毛笔字、颇具风雅气质的前汕头市长随后参观了环山碑廊及“明镜史鉴”的石书,并发出了赞叹。他甚至觉得原来明镜台上的叶剑英石像塑得不太成功,表示要亲自请专家再塑一尊。李没有食言,一年后的2月11日,新的叶帅铜像落成。他再一次来到塔园,为铜像揭幕。在这次视察结束时,李还给塔园留下了一幅字:告慰前人,激励今人,警示后人,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后来他觉得写得不好,特地重写寄到塔园。[全文] [评论]



  今年3月26日,汕头市一位主要领导视察了塔园。在彭启安的引导下参观之后,这位领导在史鉴山屋的会客室里作了发言,主要谈了四点:第一,彭老是有心人,牵头办了一件值得办的事,精神实在可敬;第二,彻底否定“文革”是中央作了历史结论的,因此做这件事肯定是有意义的;第三,“文革”是被彻底否定了,而否定的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因此建这个园肯定也有争议,这是难免的,但不要紧;第四,塔园建议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他。

  彭认为,建设塔园和文革博物馆不是想揭谁的底子,只是想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为了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使我们的国家能顺顺当当走向繁荣富足。我们的目标是把塔园建设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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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年巴金有两大心愿,一是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一是建立文革博物馆。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最重要的文学贡献。在《随想录》中,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有论者认为,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是巴金对当代史的重要贡献之一。

  巴金的这个愿望,是基于自己对“文革”的体验和反思,他直面“文革”给民族带来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站到整个人类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文革”,认为有必要为历史留下一份档案。他曾说,“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全文]

  “澄海是‘文革’的重灾区。”彭启安说。据资料显示,当时澄海共死难400余人,伤残4500多人。在1978年10月16日汕头地委平反冤假错案的文件中,着重提到了所谓的“反彭湃烈士事件”、“余林反革命集团”、“四陈叛徒案件”、“地方主义叛徒集团”等冤案、假案、错案。其中的“余林反革命集团”案件就发生在澄海。[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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