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政权频繁更迭背后

泰国政局：王室“平衡阀”还能生效么

陶短房 / 文

“5.22”泰国政变至今已过去数日，种种迹象表明，此次军方看似“临时起意”的即兴行为，实则是经过精心谋划的有备而战。短短几天里，他信家族、亲信中有影响力的人物，留在国内的几乎都被控制，2007版宪法除了第二章“承认国王为国家元首”一条外都被终止生效，下院、过渡政府等一切民选机构都被废止。同时，作为平衡和不偏不倚的表现，反他信的民盟、民主党现任、前任领袖也被控制，非民选的上院同样被解散。于此同时或稍早，泰国实行了戒严、宵禁，5人以上集会被终止，18家主要媒体代表5月25日被召集开会，并被告诫“不得破坏团结”，一些直言不讳的独立批评人士同样被控制……军方一位高级人士向路透社记者“军方只用了不到72小时，就让泰国的政治、传媒、学术和社会服务井井有条”，并坦言，这表明“军方有能力在短期内执政，并确保国家恢复正常”，这表明，至少从主观上，以巴育为首的军方“维稳中心”，并不打算像2006年底那次一样，很快将武力夺来的国家控制权拱手让给一个文官政府，并在短时间内组织新的选举。

泰王普密蓬在国内深受爱戴，很多泰国人都认为，在国王生日这一重要时刻发生流血冲突，是非常可耻的。

以素贴为首、在长达7个月时间里不断挑战英拉政权的反他信示威者，对这样的安排虽不能说完全满意（他们的初衷是成立非选举但由平民“社会贤达”组成的“人民委员会”，并由这个“人民委员会”修宪和修改选举法），却完全可以接受：军方的政变，本就是他们一直希望促成的结果，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现行选举体制不变，他信派就会垄断选举的胜利，除政变外无法改变他信方的胜势，而惟有先通过政变夺取立法权，再通过修宪、改法变更选举制度，才能将选举这把战无不胜之剑，从他信派手中夺过来。至于他信派，尽管“红衫军”仍在各地零星抗争，但头面人物非被控制即在海外，暂时无力抗拒军方的安排。

国王的态度如何？

问题是，国王普密蓬.阿杜德的态度如何？近80年来泰国已先后19次政变，其中近期的多次，最终都是由国王充当了暂时解开矛盾疙瘩，促使泰国重返常规政体的“平衡阀”，这一次情形会如何？

由于泰国最早接触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是王室，而第一批被派遣学习近代知识的则是军官，因此自近代以来，扮演推动泰国现代化改革生力军的是王室，而其最坚定的盟友，则是中高级军官们。尽管历史上（二战前夕和战后一段时间），军方上层曾和王室发生政治歧见，并一度导致了严重后果（泰国成为日本盟友，即战后的长期军人统治），但近40多年来，普密蓬国王在国内外一致支持下，逐渐扩大其政治影响，并多次在泰国政治危机中扮演“最后仲裁者”角色，而军方则自上世纪70-80年代起，重归“保皇中坚”的“基本盘”。

严格说，他信、西那瓦家族和他信派上层，并非真的“草根”，而是生长外府、靠种种机缘和手段“先富后贵”迅速崛起的经济、政治暴发户。与更早一批只顾发财的外府暴发户不同，他信有政治抱负，且看到了实现抱负的途径——争取草根选票。

通过俗称“派糖”的经济利益交换，他信派在北方、东北方稻米区农民，都市贫困人口等草根阶层，争取到稳定的“铁票仓”，这些人为数众多，却长期游离于主流政治、经济视野之外，政治地位低下，缺乏话语权和政策主导权，生活和收入也远不能和“精英”相比，他信家族的“派糖”并非仅仅让他们尝到一点甜头，更逐渐让他们感到，自己是有力量、有话语权的，应该获得和人数、票数相称的政治权利和政经地位。他们在选民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这就是他信一族屡屡被“做掉”，却总能通过选举翻盘的奥秘所在。

什么是泰国的“精英阶层”？

在泰国，“精英阶层”包括王室、贵族、中高级军官，工商业人士，都市白领，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他们大多以“保皇”为号召，对他信“藐视皇权”愤愤不平，对暴发户和“草根”的崛起感到不满和不安，在他们看来，“草根”缺乏知识和独立思考能力，民主意识远不成熟，很容易受他信等暴发户“糖衣炮弹”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暂时控制“草根”的民主参与度，待他们“成熟”起来再行扩大。

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精英”人数处于绝对劣势，实行普选时，只要“草根”票数集中，他们就根本没有胜出的机会。不过“精英”有精英的优势，他们上层活动能力强，社会地位高，上院、宪法法院等无需或不依赖选举，而主要靠身份、资格“准入”的机构，他们占据垄断地位，而这些机构拥有一些特别的权力，比如裁定政党、政治家违法、违宪，对他们实行“反腐调查”等。

“精英”稳居上层，“草根”握紧票仓，这就形成了微妙的政治平衡和死循环——“精英”们每每通过上层手段推翻他信派获得的选举成果，先后搞掉5任总理，解散两个执政党，但推翻后仍不免回到选举程序，结果总是改头换面的他信派、他信党卷土重来。此次反他信派连续示威7个月，军方摆出“持久战”架势痛下狠手，就是不希望重蹈覆辙，想“先换规矩再选举”，以免出现又一个他信派政府。

总的来说，王室更倾向于“精英”，而对他信并无好感。但身为泰国君主，国王更注重国家形象和长远经济利益，当政变遭到国内外巨大阻力，并危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安定时，就会出面平衡，强制制订还政于民和改选的时间表——哪怕明知后果并非其所希望看到的。2006年底的政变，就是这样戛然而止的。

但此次政变后，王室释放出复杂而奇怪的信号。

23日即政变次日，巴育求见普密蓬国王，结果遭到拒绝，这被认为是“国王未授权政变”的强烈暗示；但25日又传出消息，称国王将在26日签署敕令，授权巴育担任“全国维护和平委员会”总负责，这等于为政变提供“背书”，允许其暂时实行军人政治，而无需组建新的平民过渡政府。

这些自相矛盾信号应该是王室矛盾心态的折射。

一方面，对政变后的某些政治走向，王室有所期待，另一方面，王室也深知政变不会在国际上受到广泛承认，国内也可能引发大的争议和动荡，不愿将自己的声望和政变直接联系起来，如今的姿态看似自相矛盾，却留下了今后根据形势随时调整的余地。

另一方面，普密蓬国王年已86岁，且体弱多病，近年来已较少干预政治活动或发表政治言论，即便有心过问当前政治危机，只怕也是有心无力。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政变后，泰国王储玛哈.哇集拉隆功躲进了英资泰尔尼酒店。这位王储口碑远不如普密蓬国王，保皇党和“精英”对他并无多少好感，相反，他和他信家族却存在过利益关联及合作。早在上次政变时，“精英”和观察家们就纷纷对“国王百年之后”、王储即位后的泰国政治走势感到忧虑，此次政变会否危及王储的继嗣权，一旦出现这类争议，普密蓬国王会作何感想和举动，都值得密切观察。

（陶短房 知名专栏作家、评论人）

（本文为网易新闻独家约稿，谢绝转载）

军人政变：泰国民主发展挥之不去的阴霾

宋清润 / 文

泰国1932年建立君主立宪制，是东南亚最早的民主国家，由于军人干政“上瘾”，却又成为全球军人政变最频繁的国家。今年5月22日，陆军司令巴育发动泰国在21世纪的第二次政变，震惊世界。巴育自任军人政府总理，调解各派矛盾，主导未来数月的政治进程：扶建过渡政府，推进政治改革，再大选，最终还政于民选政府。泰国陷入军人干政的历史怪圈，难以自拔，实乃泰国民主悲哀。

泰国军队素有干政传统

泰国军队独立于文官政府，历来在政治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素有干政传统，泰国民主发展史可谓一部悲催的军人干政和执政史。当前，泰国三军共85.8万官兵，其中，陆军实力最强，是军事政变的主要执行兵种，是影响政局的关键力量。1932年6月24日，一批有志军官和文人发动泰国首次政变，废除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制。此后至今，军人长期把持政权，左右政治发展，共发生19次政变。迄今，泰国民主发展尚未彻底摆脱循环往复的怪圈：政变—军人/代理人政府—大选—文人政府—危机—政变—军人/代理人政府—大选—文人政府……。纵观泰国82年的民主发展史，军人及其代理人统治时间超过50年，文人执政时间不到一半。

2013年11月，亲政府的“红衫军”走上街头，聚集在曼谷市政厅等待宪法法院12月2日对执政的人民力量党贿选的裁决。

军事政变是泰国军人夺权和维权的主要方式，有以下显著特点。其一，政变频率之高实属罕见，平均三四年一次，有些政变间隔仅为数月。其二，政变既有推翻文人政府的，也有一派军官推翻另一派军官政权的。其三，还有一类特殊政变，即执政的军人将领发动自我政变，不更主要领导人，只是军政府废除宪法，解散议会，旨在削弱政党等民主势力的影响。其四，除1933年10月11日政变造成3000多人伤亡等少数政变外，大多数政变伤亡较少，政变者很少大开杀戒。

泰国军人政变原因复杂

军队自身原因。其一，泰国军队有凌驾于政治之上的传统和愿望，从未接受西方“文官至上”的军人价值观，相反认为军队是政治的重要参与者。军队在1932年革命中发挥关键作用，平添干政资本，再加上很多军官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军队频频干政便顺理成章。其二，泰国军人政变最直接的原因，往往与军队权益受到威胁有关。军方独立于政府，有着盘根错节的重大政治经济利益，经营企业、银行，涉足军火交易，控制着一批电台和电视台。当军人深感利益受损时，政变夺权便成为其捍卫权益的手段。其三，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常常诱发军事政变。

除军方自身具备强大的干政意愿与能力之外，泰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也为军队干政提供土壤。其一，文人政府至上的观念未深入泰国人心，社会对政变缺乏足够的抵制意识。其二，政客追逐私利，政党组织涣散，文人政府多腐败无能，不能保持国家稳定，反而经常酿成动荡，军人往往打着稳定国家、惩治腐败或拯救民主的旗号发动政变，主导政治发展方向，消除文官政府弊端。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泰国民主发展史上出现军事政变频发的怪象。

而军方2006年和今年的两次政变，还有几个现实原因：其一，两次政变前，朝野文人们恶斗不止，均发生过半年多的示威，政府和国家近乎瘫痪，流血冲突不断，局势失控，只能由军人来收拾乱局。其二，用政变来维护高级军官和其他曼谷精英层的私利。2006年政变一大诱因是代表草根利益的他信政府非常霸道，剥夺曼谷精英层利益，尤其是他信欲强势控制军队，并让代表曼谷精英利益的民主党无法执政。军队为维护其独立性和曼谷经营层利益，瞬间推翻他信，逼其流亡海外至今。今年的军事政变，军方私利目的是，实现素贴领导的反政府示威者7个月未实现的目标——推翻他信妹妹英拉、他信亲信尼瓦探隆领导的政府，政变后，军方又扣押英拉、前总理颂猜（他信妹夫）等100多名他信派“骨干”，主导未来政改，目的是将他信派势力整垮。

巴育发动的此次政变暂时稳局，但其不仅难以解决泰国民主之乱的深层原因——长期存在的精英与草根的严重阶层对立，未来还将面临几大难题，政局存在动荡隐患。外界担心，军方最近的两次政变、政改均以打压他信派势力为主要目标，2010年曾血腥驱赶“红衫军”示威者造成约2000人伤亡。新仇旧恨叠加，支持他信的“红衫军”恐武力报复军方和曼谷精英。“红衫军”已在曼谷囤积武器，2010年曾与军队发生激烈街头枪战。再者，从过去几次大选结果来看，他信派与反对派均做不到“愿选服输”，输了就上街闹。未来大选可能重蹈覆辙，政局再陷动荡。

军人干政前景

进入21世纪以来，军人干政频率处于历史低位。军事政变和军人执政已经不符合民主潮流，甚至愈发损害民主正常运作。每次政变都遭遇国内外民主势力高压。最近几天，曼谷发生多起反政变示威。而且，美国、欧盟等西方世界不仅谴责泰国军方政变，还采取断绝援助乃至施加制裁的方式惩罚泰国军方。近日，美国就暂停与泰国军方接触，中断军援，逼迫军方尊重民主，尽快还政于民选政府。不过，军人作为独立政治力量，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巨大利益，与文官围绕政权和利益的争夺尚难平息，干政可能性仍在。在可预见的未来，军方仍是政治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力量，很大程度上仍不受政府节制，在危机难解的关键时刻，仍能“临门一脚”，尽快控局。总体而言，未来，泰国民主机制将日益成熟，军队将逐渐脱离政治。但这个进程尚需时日。

（宋清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孟加拉湾研究室主任）

（本文为网易新闻独家约稿，谢绝转载）

精英战草根

琅讪 / 文

泰国政变者给出的政变理由是，政治进入死局，双方既分不出胜负也不肯和棋，只能军事介入，推翻重来。

不谈军方真实所想，过去几年间，泰国政治确实进入一个周而复始的僵化死循环，而且，这个死循环无法用选举、仲裁等常规方法解局，一切政治手段都显得无奈和无能。原因只有一个，政治矛盾已社会化，且深入骨髓。整个泰国社会分裂严重，致使这轮政治危机不再囿于政坛，而是波及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单元。而楚河汉界的两侧，分别以精英与草根为代表。

牛津毕业的泰国精英代表阿披实

他信“种草”

泰国历史上除军政府以外的二十多位文官总理的出身，不外乎权势显贵和名门望族，这奠定了泰国政治精英化的根基。最老牌政党民主党数次执政，从未拜托精英主义的执政理念，从来都是奉行大财阀、大集团、大商贾安则天下安的观点。这一传统，直至他信-西那瓦的出现，才被打破。

他信的上台，原本是政治腐败和金融风暴双重作用的结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集团利益和政治势力两败俱伤，民众意识到官商联手的弊病，于是开始支持本身就富甲一方的他信，成就了这位红顶商人。不少选民认为，他信本已是泰国数一数二的富人，他对财富的疲劳以及对政治的渴求也许能给政治带来希望。他信由此一跃而起。

2005年，他信完满结束第一任期，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位完成4年任期并获得连任的民选总理。他的泰爱泰党也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个一党组阁的政党。在他信顺风顺水的背后，是无数支持他的草根民众，是占选民人口七成的草根群体，而这些人支持他信，并非没有缘由。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他信上台后，推行了25泰铢医疗政策，即任何患者到指定公立医院就诊，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无论是开药还是手术，每人每次只需个人支付不到1美元的费用。笔者曾追随采访一名眼疾患者，她确实只支付了25泰铢完成了一台白内障摘除手术。这一政策，对于贫苦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恩惠。另外，他信在边远地区挨家挨户安装小型家用水力发电机和太阳能发电机，解决了他们的断电之苦；他信每周与一批随机挑选的出租车司机座谈，询问他们发现的社会问题；他信创办起农村信贷基金，给农民提供无息贷款。这些政策，对于草根而言，前所未有，振奋人心。过去，泰国从未有总理会站到田间问收成，从未有总理把出租司机“抬举”到“国家问题触角”的高度，从未有总理会把“借钱给农民”作为第一内务。

他信的诸多政策，被视作是在“种草”。与过去政客们养花种树不同，他信奉行的是，连片青草所带来的效应远远超过参天大树。就这样，他信培育起自己的芳草地，一直到后来他信集团的其他几位总理，包括英拉-西那瓦，都在延续他的这一执政理念。

成本转移

但是“种草”也是有成本的。在他信的第一任期内，他用政府预算缝缝补补过了几年。但长此以往，医院不堪重负，银行无贷可放。“种草”所引发的直接结果就是，中产和精英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还以25泰铢医疗政策为例，国家给医院的补贴渐少，医院只好降低医生福利，致使原本待遇不错的医生群体几乎都成了他信的反对者。同理，金融业人士、教师、银行员工这些多少年来处于泰国中上层阶级的白领对他信产生反感。

特别是在他信第二个任期开始的时候，精英集团看见了一些“危险的举动”。首先，他信收买了不少其他党派的成员，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其次，在国会获得绝对控制权后，他信开始修改法律，为自己家族的电信集团寻求便利；另外，他信不断收买人心，而且，他动用政策，用政策打压其他财团，并用获取的利益推行草根政策，为自己拉选票。

反对他信的人开始联合，形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很清楚，政府是他信的，国会被他的政党控制，法律可以按他的意志修改，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信一切所为都合乎法律，只是不合道德。选举，这个以往可以用来解决政治矛盾的政治手段，因为他信牢牢把控草根阶层而变得不再发挥作用。2006年，在反对派街头运动的压力下，他信解散了国会，重新举行选举，他一举拿下国会下议院500个议席中的497个。2008年，泰国举行政变后的第一次选举，代表他信利益的沙马政府首轮当选。这些选举历史都表明，他信对草根的控制决定了泰国现有选举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被他信玩于掌间。

至此，反他信集团竖起保守过去政治传统的大旗，而他信则被标榜为新政治经济的革新派。两者真正开始对立。

三把尖刀

当所有政治手段用罄时，反他信集团只能“剑走偏锋”，这也是过去几年间泰国频繁出现一些怪事的原因。他们拉拢了几个重要的利益集团加入精英队伍，壮大了团队的多面性，解决了搞运动的资金财务问题，同时建立起多支力量与政府抗衡。

首先，反他信集团拉拢一些大财团、银行家入盟，这些行业的领头人在他信执政时期多多少少有过利益损失或额外付出，正是这些人，为黄衫军持续多年的反他信街头运动提供资本。其次，反他信集团暗中影响三大非选举机构，一是法院体系，二是选举委员会，三是上议院。这三大机构的成员主要靠指派产生，而非选举，从根本上说，不是他信一派的人。再有，反他信集团始终保持与军方的接触。

精英团队的壮大和多样化使反他信集团腰插三把尖刀。一把是以黄衫军为代表的街头政治势力，他们曾夺机场、占总理府、封道路，是正面对抗政府的中坚力量；第二把是手握判官笔的司法机构，他们时不时来一场判决，出台对他信集团不利的决定；第三把是以陆军为代表的军事势力，他们以政变为武器，在政治关键时刻站队，影响政局走向。

这三把尖刀，在过去几个月，逐一在泰国上演。特别是第三把刀的出鞘，结束了他信集团的执政地位，把泰国政治拉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尽管这一阶段的尽头，也许还是无休止的政治漩涡。

其实，纯粹的政治纷争易解决，而深入社会各阶层的分裂局面才是政治出路的最大绊脚石。政变，或许能一时化解政坛上的斗争，却不见得能够弥合社会的分裂和民众间的对立。从这个角度说，这部戏远未收场，甚至才刚刚开始。

（琅讪）

（本文为网易新闻独家约稿，谢绝转载）

泰国历次经济转型都少不了“政变”

周方冶 / 文

从1932年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专制王权，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来，泰国曾先后发生过20次政变，平均每四年就有一次政变。如果仅从政治发展的表现来看，泰国的确呈现出周而复始的“政变—选举—政变”恶性循环，不过，如增加社会经济发展的观察维度，就会看到政变成为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

泰国政变对刺激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

通常情况下，泰国每次政变后都会出现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初叶以来，泰国社会经济曾先后完成了三次重要转型。第一次在二战前后，从传统农业转向以国有资本为主的现代工业；第二次在冷战初期，通过进口替代政策，促成私人部门蓬勃发展，实现了泰国经济腾飞；第三次在冷战后期，通过出口导向政策，泰国有效承接东亚产业转移，保持了经济高速发展，并在90年代中期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被誉为“四小虎”。如今，泰国正在经历第四次转型，迫切需要对国家发展道路进行重新抉择，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弥合城乡分化、贫富分化、地区分化等长期积累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任何一次转型都是对既有权力—利益结构的调整和重组，各派力量都希望依托政治权力优势，将社会经济的改革成本更多的转嫁给其他群体，并在分配改革红利的过程中获取更多份额。从传统的王室—保皇派，到19世纪末兴起的官僚集团与军人集团，到20世纪中叶兴起的传统产业集团和中产阶级，再到20世纪中后期崛起的新资本集团，以及近年来呈现明显政治化倾向的农民群体，都试图在新的权力—利益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

由于事关中长期根本利益，各派力量在国家“道路选择”问题上都相当坚决，难以基于互谅互让达成共识，而且很容易引发严重的社会分裂，甚至暴力对抗。从王室—保皇派的武装叛乱，到城市中产阶级的街头运动，再到席卷泰国北部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与新旧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密切相关。如果不是泰国军方通过政变方式，先后多次在政治博弈临近失控的情况下紧急叫停，那么，泰国就很可能会在无休止的分裂与冲突中错失发展契机。

所幸的是，得益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佛教观念，泰国军方在武力干政过程中，很少采用大清洗的极端手段，为政治协商提供了较宽松的环境。近50年来，泰国社会也不断探寻新机制，以取代军事政变。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泰国曾建立以国王权威为核心的政治斡旋机制，多次挫败军方少壮派的政变意图。近年来，司法干政成为中产阶级所看好的制衡机制，但从先后三次罢免他信派系总理的客观效果来看，未能发挥定分止争的预期作用，反而激化政治紧张情绪。

从目前看，除非泰国各方通过政治协商达成了权力—利益结构的调整和重组，并选定了彼此都能接受的国家发展道路，否则在本次转型以及今后的转型进程中，军事政变的幽灵很有可能还会再次如期而至！

（周方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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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泰国政坛恩仇录

宋清润 / 文

21世纪的泰国政坛，他信势力和反他信势力的激烈对抗、恩怨情仇成为“主旋律”，政争根源在于社会贫富分化和阶层对立。他信势力代表北部草根阶层（占全国人口约七成、贫困少权）的利益，反他信派是中南部曼谷精英层，占全国人口约三成，在20世纪曾长期掌控政权和全国绝大部分经济资源。他信派在21世纪迅速崛起，向曼谷精英阶层夺权，试图从根本变革传统权力结构，为草根谋求权益。而曼谷精英则拼命压制他信势力的攻势。过去13年半，双方围绕执政权和国家经济社会资源分配展开几轮“血雨腥风”的斗争，互有胜负，共换了8位总理。他信派有强大选票支持而赢得历次大选，共执政9年余，而反他信派无法靠选举上台，则凭借掌控的法院、军队、街头组织等“重器”，屡用非民主乃至“耍赖”的手段驱逐他信派政府。今年5月22日，陆军司令巴育发动推翻他信派政府的政变，他信24日称要组织流亡政府与军政府对抗，政坛另一场风暴即将上演。

2013年12月10日，在泰国首都曼谷，泰国看守总理英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泰国看守总理英拉当日在特别内阁会议后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将按照宪法规定，继续履行看守总理的职责直到新的总理通过选举产生。

具体而言，过去13年半，两派较量分为几个回合。第一回合，2001初至2006年初，他信派连续赢得两次大选，在政坛形成压倒性优势，将曼谷精英派逼到墙角。他信是泰国首富，财产数十亿美元。2011年1月大选中，他信领导泰爱泰党（蕴含爱国之意），抓住泰国遭遇1997年金融危机而亟需改革的机遇，打出“政治改革、改善草根福利”的旗号，提出吸引草根的政策：为每个乡村提供100万泰铢发展资金，农民花30泰铢便可获得免费医疗服务（即30泰铢治百病计划）。泰爱泰党赢得500个下议院议席的248个，而代表曼谷精英的第二大党民主党仅获128席。代表草根利益的他信集团首次击败在20世纪长期掌权的曼谷精英集团，确立一党主政格局，这在该国民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泰国步入稳定发展的可喜局面，2002-2005年经济年均增长5%-6%，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受灾最重国成为首个经济强劲增长国。他信外交政绩斐然，带领泰国一度成为东盟“领头羊”。2005年2月，泰爱泰党赢得500个下议院议席中的377个，民主党跌至96席。泰爱泰党成为泰国历史上首个单独组阁的政党，他信成为泰国选举历史上首位连选连任的总理。

第二回合：2006年9月至2011年7月，曼谷精英用街头示威、军事政变、司法政变等极端手段将他信派几任总理赶下台。他信执政后期，试图搞垮传统权力阶层，独霸政坛：拉拢王储，分裂王室；在军中安插亲信，力控军权；改革官僚体制，强化总理权威；压制媒体，甚至用军警威胁媒体人员；裁撤数十万公务员、国企员工等，增加中产阶级税收来补贴草根福利。这导致曼谷精英利益大减，民主党更是面临生死存亡之忧。曼谷精英连出重拳打击他信派：2006年发起半年的街头示威，军方9月政变推翻他信，扶持代理人政府执政1年；2007年颁布压制他信势力东山再起的宪法，宪法法院解散泰爱泰党。2008年，在他信势力再度执政后，“黄衫军”又示威半年，占领政府和机场，宪法法院先以违宪为由解职沙马（他信挚友）总理，后又以舞弊为由解散人民力量党（泰爱党的替身）、赶走颂猜（他信妹夫）政府，法院还以非法购地罪判刑他信2年，军方强推民主党主席阿披实执政至2011年8月4日；2010年，法院又没收他信家族14亿美元非法财产，阿披实政府吊销流亡国外的他信的护照，对其发出国际通缉令，力图将他信势力赶尽杀绝。他信派惨败，他信被迫流亡国外至今。支持他信的“红衫军”曾多次上街抗争，但被军方多次武力清场，死伤两三千人。

第三个回合：2011年8月至今，两派斗争各有胜负：先是他信妹妹英拉赢得当年7月大选，但其命运多舛，今年5月被法院以渎职罪解职。军方又用政变彻底搞垮继任的他信派政府——尼瓦探隆政府。2011年7月大选时，为泰党（人民力量党替身）推出“泰国华人第一美女”——英拉为总理候选人。英拉柔情、亲民，其将乡村老妪搂入怀中的画面传遍泰国，备受青睐。她借用他信巨大影响力和庞大选民支持来成就总理梦，提出“他信思考，为泰党行动”的口号。他信为她配备一流的经济政策、媒体宣传和公关顾问，投入巨资打出铺天盖地的竞选广告。最终，为泰党获得下议院265个议席（过半数），民主党获得159席。英拉被指责为“他信的傀儡”，一直面对反对派的斗争，坐在政坛沸腾的“火炉上”，多灾多难。

急于回国参政的他信却指挥英拉修宪，力图实现几大目的：帮助政府从议会获得更多权力，形成强势政府；修改上议院选举规则，上议院150名议员中有73名由曼谷精英集团推选，77名由选举产生，执政党拟将宪法条款改为“上议员全部直选”，因为2014年3月底要举行上院选举，若修宪成功，为泰党可凭借草根支持而胜选，主导上下两院、独霸政坛。这是精英阶层绝不允许的，因为代表精英阶层的民主党的选票数量远少于为泰党。此外，政府推动国会通过《特赦法案》，内容是赦免2006年9月19日军方发动推翻他信的政变到2013年8月8日间参与或组织示威而犯法之人，他信在特赦之列。反他信势力疯狂反击，连出狠招，彻底赶走英拉，并阻止他信脱罪、回国。第一招，民主党干将素贴领导“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的支持者，自去年10月开始发动7月多的示威，长期占领总理府等政府大楼。同时，民主党100多名议员辞职，加入示威队伍，逼迫英拉12月解散下议院，提前大选。第二招，反对派示威者阻挠今年2月2日大选投票，迫使1000多万选民无法投票，大选结果无效，新政府难产，英拉连任总理之梦破碎。第三招，面对英拉坚持执政至下次大选选出新政府的局面，今年5月7日，法院解除英拉以及副总理素拉蓬（他信姻亲）等9名重量级内阁成员职务，搞司法政变，理由是英拉2011年9月调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他汶的行为违宪。法院明显为曼谷精英服务，显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5月22日，陆军司令巴育以防止乱局恶化为由，发动政变推翻尼瓦探隆政府。这是泰国21世纪的第2次政变、历史上的第19次政变，泰国成为全球军事政变最频繁的国家。

他信派与反他信派两派的政客们十分好斗，拒绝妥协，藐视法治，合法、非法乃至耍赖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导致“此方执政、彼方上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恶性动荡怪圈。

而今年的军事政变恐触发新一轮危机。巴育亲任军政府总理，调解各派矛盾。不过，军方扣押英拉、前总理颂猜等100多名他信派“骨干”，军方的政改和修宪或倾向曼谷精英思路，以打压他信派势力为主要目标。新仇旧恨叠加，5月24日他信选宣布将成立对军政府对抗的流亡政府，恐再度鼓动旗下“红衫军”武力报复军方和曼谷精英。“红衫军”已在曼谷囤积武器，2010年曾与军队发生激烈街头枪战。再者，从过去几次大选结果来看，他信派与反对派均做不到“愿选服输”，输了就闹。未来大选可能重蹈覆辙，政局再度陷入动荡。

但是，尽管他信派在此轮政争中再度受挫，但其代表和领导草根阶层与曼谷精英集团的博弈，毕竟是泰国民主化道路上的一次重大尝试，力图使一人一票选举制度产生的巨大政治力量压制住提倡议员和官员任命制的权贵们，这种追求政治平等化的行为，对泰国的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个历史进步过程是缓慢的、曲折的，而且，政客们又利用政治斗争来谋取巨大私利，这就导致民主进步的社会代价十分高昂。

（宋清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孟加拉湾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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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产政变的泰国

网易数读 / 文（2013年12月06日）

在泰国过去数十年的政权更迭中，也出现过通过民选或议会选举上台的总理，然而直到2001年他信当选总理后，才有了之后史第一位上任期满四年的总理，并同时成为第一位通过选举得到连任的总理。

11月以来，泰国局势动荡已持续一个月，示威者与政府方面的和谈出现僵局，对于泰国局势，有媒体称已有政变气息。

翻开泰国历史不难发现，虽然早在1932年泰国就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现代政体，但自此之后，各类政变接二连三，无论是专制夺权还是民主选举，都难以带来持久的稳定。

历史上，泰国军方曾是政变的主导者

1932年泰国建立君主立宪制时，少壮派军人组成临时政府，开创了军人干政的先河，从此，军人就成了泰国政权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由军方发动的军事政变层出不穷，平均2年多就有一次政变。资料显示，在20世纪的20次政变中，21位不同的总理相继组建了49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于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文官政府共17届且十分短命。此间泰国共举行了19次大选，80%的时间处于军人统治之下。直到1973年，军政府才在民众声势浩大的抗议中被推翻，但政权很快又落入军方手中直至90年代。

民主选举换不来的安宁

在泰国过去数十年的政权更迭中，也出现过通过民选或议会选举上台的总理，然而直到2001年他信当选总理后，才有了之后史第一位上任期满四年的总理，并同时成为第一位通过选举得到连任的总理。但即使如此，经选民投票选出的总理仍最终于2006年被军队赶下政坛。同样经过民选赢得总理一职的英拉，如今再度面临困境。

有分析指出，仅仅通过赢得大部分底层民众的选票登上政治舞台无疑是危机重重的，因为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对实际政局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凭借“人多力量大”的民主终究难以带来持久的稳定，一旦中上层阶级利益因此受损到一定程度时，民选政权便会岌岌可危。

铁打的国王，流水的总理

如果说泰国政权更迭之快令人目不暇接，那么在风雨变幻中始终岿然不动的当属泰国国王。普密蓬国王1947年即位，截至2006年，经历的大小政变“前无古人”地达到近20次。但对于泰国全体民众来说，泰王犹如神灵般值得尊敬，无论局势多么糟糕，他的出现总能抚平民愤，缓解紧张。

历史上，泰国国王在大多数政变中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并较少直接干预。但是国王也发挥过扭转局势的关键作用，例如，1992年5月，泰国人民发起了抗议军方统治的示威，随着事态的升级，苏钦达命令军方武力镇压，在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普密蓬介入。他召见苏钦达、退役少将查龙和请愿学生领袖入宫，警告双方保持克制。查龙和苏钦达在电视中一同向普密蓬下跪，不久后，苏钦达便自动下台。有学者认为，这一事件是导致泰国军方淡出泰国政治舞台的开端。

如今的国王已达86岁高龄，续航能力超强的国王能否再度引导局势转危为安令人期待,而12月5日的泰王生日也成了各界关注的局势缓和契机。

但从泰国的动荡史看，泰国之乱犹如顽疾难治。维护稳定，终究是一场大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