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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把“法制”称为“刀制”,而把“法治”称为“水治”。刀者,国家公器也,水则寓意公平如水。正义之路上不乏改革者的足音,亦不会只有一个方向。从“法制”到“法治”再到“法制”,中国司法改革用20年时间改变了这一个字,一路上的摇摆进退耐人寻味。

审判方式改革启动,司法常识回归  
“文革”中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正慢慢消散,恢复法院建制,重建司法规范。改革首先从审判方式上发力,此阶段将目光更多的集中在实体正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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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的司法改革基本上是重建国家司法体制与制度的延续。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不仅确立市场经济地位,还明确了“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按照1995年法院工作会议的目标要定调,那就是“审判方式改革普遍推行,法院体制问题基本解决”。[详细]

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成为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手段,新法强调当事人有平等诉权,确立当事人举证责任。在此之前,法院多强调职权主义,法官可实施一切认为是必要的诉讼行为,如主动保全财产、拒绝撤诉、强制调解等。[详细]

1996年首次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改变了审判纠问制,提前律师介入时间、扩大被害人权利、确立疑罪从无原则等新措施使控辩制在司法实践中全面登场。[详细]

法院内部的改革始于1995《法官法》的出台,不过该法对于法官任职条件规定低于同期对国家公务员的要求,不具备条件的审判人员可通过培训上岗,针对中南政法学院自1996年举办的7期法官培训班(每期约60人)的调查中,没有一位是法学院毕业生。[详细]

另在保证法院独立性的重要基础财政问题上,延续80年代的诉讼费自收自取开始出现弊端。1997年全国法院收取的诉讼费补充业务经费是同期财政拨付审判费的5倍。一些法院乱收费、乱罚款,隐瞒转移收入,私设“小金库”,隐瞒、截留、贪污挪用资金。[详细]

在这一时期,市场经济浪潮逼着司法体系面对一系列新问题,除了制定游戏规则,法律更多成为营造经济发展环境的治理工具,实践中存留的高压色彩明显。1995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开篇就提出,强化同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维护社会稳定 。[详细]

此外,《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于1991年通过,至2005年,“严打”20年来仅1985年没有组织过专门“战役”。不过延续20年的严打整治斗争也让民众感觉到一个怪圈,“发案、破案、抓人;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详细]

改革向职业化转型,披上法袍坐堂断案  
司法改革向深度推进,引入法袍法槌、建立律师制度、司法考试,将改革带入注重程序正义的阶段,在某种程度上向西方现代司法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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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第二阶段源于贺卫方教授一篇《复转军人进法院》的文章引发的热烈讨论。文章表面质疑国家把大量复转军人安置为职业法官的做法,实质指向更深层次的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围绕职业化和民主化甚至第三路线的争论贯穿随后的法治进程。[详细]

1999年“两会”正式通过了第三个《宪法修正案》,“依法治国”正式写入了宪法。“水”字旁的法治要求法律更多用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约束政府行为与建构现代制度文明。最高法院同年出台“一五纲要”回应了这一变化,改革主要解决司法权力地方化、审判活动行政化 、法官职业大众化三大顽疾。[详细]

在此之前,法院审判权以一种高度行政化的模式运行,法官“官本位”思想严重。有两会代表直言,法官判案要层层请示、上报,一个基层法院的案子有可能请示到最高法院。“五年纲要”提出“还权于合议庭”,除重大疑难案件,一律由合议庭审理并裁判。[详细]

司法权力的地方化源于法官任免、司法经费在统计地方政府控制下,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影响了从判决到执行的全过程。2002年两会期间,媒体报道全国约有四成法院欠发工资。不过,针对这一财政缺口的革新直到2008年才有了更为明确的措施。[详细]

相较司法与行政之间的权力博弈,这一阶段的司法改革在法官职业化的探索上更有成效。最直观的变化发生在2000年,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两会”上首次身着法官服做工作报告。到2002年全国基层法院法官全部脱下军事色彩较浓红肩章、大盖帽,换上黑色法袍法槌声也在开庭时响起。[详细]

2002年还举行了首次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彻底告别了以政治合格为主的法官任用标准。据统计,中国自2002年组织首次司法考试以来,9次考试报名人数达274万人次,有44万余人通过了考试。[详细]

这一时期,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司法改革的博弈中加入了新的角色,民意对司法的评价突出体现在每年两会针对“两高报告”的反对票。2000年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拿到530张反对票,超过四分之一代表对两院工作表示不满。这是“两高”报告在新世纪人代会上拿到赞成票的最低比例,此后十年,赞成率一直在75%上下徘徊 。[详细]

《南方周末》针对投票的调查显示,执行难成为笼罩司法权威的最大阴影,对某些司法机关人员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的反感亦影响投票;弃权的代表更多地是表达对司法问题的无奈。而更多的民意投射在这个阶段,则表现为乙肝歧视第一案、孙志刚事件导致《收容遣送办法》废止、陕西黄碟案引发对公权力界限的思考……依法维权、依法办事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详细]

改革领导核心确立,内部腐败有损威信  
在解决系内外部权力分界的同时,缺乏监督使得司法腐败问题潜滋暗长,职业化路线与人民大众化的矛盾持续发酵,改革在十字路口陷入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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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出台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初步意见》,法院系统走出“自己干革命”的悖论,由政法委牵头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领导核心机构成型。随后发布的最高法院第二个“五年纲要”着力司法公正和效率问题,直面司法领域深层次矛盾。[详细]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法决定,2007年起,所有死刑案件核准权都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有报道称收回死刑核准权后,当年死刑案件数量成为近10年来最低点,并继续明显下降。不过,“少杀慎杀”司法精神与“杀人偿命”传统民意仍不时起冲突,死刑存废亦仅限学界争论。[详细]

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再审事由明确列举为13项,否定了有错必纠的理念,弱化公权力在再审程序中的地位;立即执行、财产报告、联动执行等机制给法院判决“执行难”开出药方,也直接促成2010年19部委执行联动机制的建立。[详细]

2008年,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用6个月左右的时间,对未结执行案件进行集中清理,从而掀起了一场集中清理执行的风暴。截至当年11月,全国法院执结案件170余万件,标的额2522亿余元。[详细]

不过上述向深层次推进的司法改革在社会上“并不讨好”。国家公务员群体贪腐犯罪案件步步高,公民基本权益受侵害状告无门成为集中矛盾。[详细]

2004年《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规定,不许法官接受当事人或者律师“吃请洗浴”,不许律师以玩麻将故意“输钱”的方式行贿法官等等,虽是规范,却道出了不为人知的权钱交易内幕。[详细]

另有2008年的数据显示,当年查处贿赂犯罪的1.3万多人中,司法机关2620人,占总数五分之一。司法救济无望,涉诉上访的情况频繁,甚至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和暴力性上访时有发生。[详细]

群众路线全面回归,“公众意志”走上审判席  
重申“党的领导”、“人民利益”、“宪法法律”三位一体,重新回归人民司法,走群众路线,司法体制改革又面临新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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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把“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确立为人民法院工作指导思想。从2009年开始实施的《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首次明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出发”,列出六大任务强调“司法为民”。 [详细]

有统计称,“三五”纲要中提到的“人民”共出现30次,是此前两个改革纲要总和的两倍还多。在河南,由市委书记升任高院院长的张立勇要求法官“放下法槌、脱下法袍”,发扬“马锡五审判方式”,去田间地头、接待上访;“争创无赴京上访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的监督具体到个案。[详细]

2010年最高法院印发《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的维稳体系,把众多疑难复杂矛盾化解在基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疑难纠纷不出县、矛盾不上交”。年底数据显示,民事案件的调解率在全国法院已达到66%以上。[详细]

很多细节上亦看出法院的“亲民”路线,推进判决书上网工程、审判视频直播、开设网评法院栏目、设立法院公众开放日、量刑规范化、司法巡查制度乃至司法公开宣传月在全国法院的联动……这些都表明吸纳群众参与司法、群众监督司法的决心,昭示群众路线在司法领域的全面回归。[详细]

2011年全国两会在京召开,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和人民网就老百姓最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推出网络调查,就影响司法公正的根源,67%的投票者认为“司法腐败,权钱交易”。连续三年的关注度排名中,司法公正的得票数从2009年的第九跃居2011年的第二。正义之路仍坎坷,改革正未有穷期。[详细]

美国联邦法院汉德法官曾说:法院拯救不了一个衰落的社会。如果民众将全部的期望挤压在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上,却又受困于权力夹缝,司法只能是积重难返,步履蹒跚。

编辑:鲁欣|另一面(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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