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近日,有媒体报道四川巴中四个贫困县竟设44名正副县长,超编制50%,再次将贫困县推到风口浪尖。一个贫困县,却有能力承担超编制的财政支出。贫困县到底为何而设,又为何丑闻频出?[详细]
 
     

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涵盖72%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

如果按2010年国家统计局公报中年均纯收入1274元这一标准划分的话,中国现在的贫困人口有2688万,如果按照国际标准的贫困线计算,中国贫困人口达到1.5亿。贫困人口基数大的同时,又呈现出了地域性的特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部和西部山区,集中了全国90%的贫困人口。[详细]

基于这样的现状,从1986年起,中国政府在“七五”计划期间开始实施“重点扶贫”政策,对集中连片的贫困人口重点区域划出331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公布实施后,现在的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数量达到了592个,主要分布在18个贫困地区,涵盖了全国72%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详细]

 

中国拟将贫困线标准从1196元提高到1500元

     

国家贫困县湖南新化:财政部对口7年,扶贫资金超10亿

被划为“国家级贫困县”意味着什么?从多种形式的扶持资金到政策上的倾斜,使得“贫困县”的帽子一度成为县级政府争抢的对象。按照现行的扶贫政策,中央政府主要通过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贴息贷款3种方式提供扶贫资源,其中财政扶贫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都是无偿提供,用于发展贫困地区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贴息贷款则属于有偿使用,主要用于有直接经济收入的生产性项目。单2011年,中央的财政预算中扶贫基金就将达到306亿元,国家明确要求,中央的各项扶贫资金都用于这些贫困县。在内蒙古自治区,每个“国贫县”一年可平均分配到扶贫资金2000万元左右。

除了能拿到手的资金,社会的对口帮扶,包括中央单位,省直单位的对口扶持,以及各部门的政策倾斜,对于贫困县来说都意义非常。按照中央要求,凡“国定贫困县”都要有一个中央部委“对口扶贫”。湖南省贫困县新化与财政部对口长达7年,期间先后争取到“全国水土保持重点县”,“全国生态建设重点县”“全国农业综合开发试点县”等七顶帽子,从1994年到2006年,共获得专项扶贫资金和“对口扶贫”资金超过10亿元。“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县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我们县终于被评为国家级贫困县了!”对各地贫困县而言,这样的调侃并非毫无道理可言。[详细]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办主任称今年制定2011-2020扶贫开发纲要

 
     

贫困县门槛:“老少边穷”地区,人均年收入低于400元

由于“贫困县”与其他县市相比有更多的优惠,对于贫困县的认定也必须有一定的标准,主要以当地人年均纯收入作为依据,而少数民族地区与革命老区则相应的降低标准。此外贫困人口数量占乡村人口比例、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及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等项指标也纳入考察范围。1986年,人均年收入低于150元的县可纳入范围,1994年则提高到了400元。重点县数量的确定采用"631指数法"测定:贫困人口(占全国比例)占60%权重(其中绝对贫困人口与低收入人口各占80%与20%比例);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低的县数(占全国比例)占30%权重;人均GDP低的县数、人均财政收入低的县数占10%权重。由于国家级贫困县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且以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为主,因此通常合称“老少边穷”。[详细]

 

宕昌县位于甘肃省陇南地区西北部,当地县委书记受贿1500万

     

具体名额分配缺乏量化标准,贫困县从“评出来”变“跑出来”

与此同时,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评定原则却是:国家确定各省名额总量,具体县则由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确定。贫困县的具体名额分配和评定,变成了各省的行政裁决。鉴于中西部地区普遍经济状况不理想,各县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而“贫困帽”存在限额,具体名额的评估缺乏量化标准,“走后门”,“进省公关”源源不绝,更有一些地方因此而虚报贫困人口数量。

湖南省新化县的首任扶贫办主任杨国吾说,为了搜集资料,他曾穿着草鞋下乡调查,撰写过六七十万字的调查资料,向上级反映新化县的贫困,也曾驱车数百里在凌晨从新化赶到怀化去找国务院扶贫办的领导,并依靠一中央级媒体发出内参《新化县50多万农民不得温饱》,这些在新化成为国家级贫困县的路上都功不可没。对此,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说:“甲县和乙县争国家级贫困县,甲县失败,县长含泪说:我们这次没争取到贫困县的原因是我们县真的太穷了。”[详细]

动态评估体系缺乏,贫困县好处多多,“摘帽”反比“戴帽”难

“贫困县”的帽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很多贫困县,无论富裕与否,都不愿将这顶帽子摘下来。究其原因,一方面,国家在将名额分配到各省之后,并没有明确的“贫困县”退出机制,缺乏动态的评估体系,评上“贫困县”之后再想摘下来就没那么容易。另一方面,“贫困县”在很多地方的退出属于自愿,由贫困县自行申报“摘帽”。但顶着这个“帽子”能享受这么多好处,许多县尽管经济已经摆脱贫困,却还死抓着贫困县的帽子不放。在陕西省公布的经济强县排行榜上,前五名一度有四席被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占据。号称“内蒙古第一县”的准格尔旗,至今仍然戴着“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帽子。[详细]

 
 
     

贫困人口不再只集中于贫困县,贫困县制度难以有的放矢

从1986年开始,通过确定国家级贫困县下拨扶贫资源已经持续了25年。区域性扶贫政策的制定起初源于贫困人口连片分布的地理趋势,由于中国的发展区域性差异较大,伴随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这一政策一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近三十年的发展过后,以贫困县为扶贫资金分配的基点已经失去意义。目前,贫困人口已经呈“小集中,大分散”的特征,超过一半的贫困人口不再集中于592个贫困县,而是贫困地区,中部地区,发达地区各种发展阶段的地方都存在,以县为单位缺乏针对性。多机构,多层级的参与,则导致了扶贫的效率低,成本高昂,而且容易在扶贫资源的博弈上产生冲突和腐败。

在贫困地区的评估方面,目前的标准也存在问题,除了人均收入,地方的基础设施条件,社会福利保障都未纳入考量,在总体贫困县数量保持一定的情况下,很多真正的贫困地区反而得不到扶持。即使是现有的贫困县,光靠财政转移收入吃老本,而缺乏持续的造富能力,也只会是“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湖南新化县在14年的扶贫之后仍然没有形成支柱型产业和持续有效的减贫机制。截至2005年,该县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536元,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丰年脱贫,灾年返贫”的命运并没有被改变。[详细]

一手吃扶贫财政一手吃项目,贫困县靠卖地为生

贫困县从国家接收财政扶贫资金,只能用于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有助于解决生产和发展问题的扶贫资金,都要求一定的担保和抵押,贫困县往往无能为力。除了从国家和省市要来的财政转移支付,各县缺乏地方预算外的收入,大幅度的卖地带动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发展成为许多贫困县迅速脱贫的首选之举。江苏阜宁县350万建“山寨版中国馆”,内蒙古清水河县斥资60亿历时十年造新城却留下大堆烂尾楼,河南嵩县一个只有20多个职工的审计局盖了3000平米豪华办公楼,上述几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大工程”并非个例。[详细]

如果说上述“大工程”还能说本意在于改变地方形象招商引资的话,那么地方政府卖地则是短视的“GDP唯上”。尽管卖地可以短期内增加财政收入,但国土资源并非再生资源,以卖地为主要财政收入,并非可持续发展。而由于土地出让金曾长期游离于预算外,不纳入一般预算财政收入的统一管理,因此政府卖地所得的具体使用常常缺乏监督,腐败丛生。 [详细]

扶贫资金的使用,同样存在管理不严和缺乏监督。以湖南新化县为例,扶贫资金名目繁多,从数万到数千万不等,都由各政府部门掌握,立项,实施,验收,缺乏来自扶贫对象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和独立的机构评价扶贫绩效,往往被浪费,挤占或者挪用。 [详细]

 

重庆贫困县酉阳“170万元配发GPS手机监督干部”

 

592个国家贫困县,为中国的扶贫战略提供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也提供了反思的深刻案例。扶贫,不仅在“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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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林航|另一面(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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