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北京大学最近又处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一次,是因其针对包括“思想偏激”在内的10类学生的“会商制度”。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该制度与北大“兼容并包”精神相悖,不少作者更纷纷提笔“讨伐”北大。——可是,我们真的有必要为“尊荣不再”的北大痛心疾首吗?[详细]
 
     

历史书里的“北大精神”:知识分子曾经的“兴奋剂”

在问答引擎“百度知道”上搜索“北大精神”四字,能轻易找这样的一段答案:“(北大精神)是一个是民族精神,和民族的苦难相联系的爱国精神;一个民族……需要有一个精神的支柱。北大就应该提供这样的精神力量”。

“北大精神”的确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剂“兴奋剂”。上过普通中学的中国人,大抵都能随口说出几件北大的“轶事”:1916年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35年“一二·九”运动……近现代史里写的大事件,几乎统统与北大脱离不了干系,只不过合上历史书后,北大就“不知所踪”了。[详细]

“自由、兼容、独立”是北大人的特质,而非北大的“精神”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有容乃大”办学方针,与至今仍立在北大校园里的“德先生”、“赛先生”雕塑,常常被人们引作“北大精神”的象征,但所谓的“北大精神”本不存在。北大之所以为北大,很大程度上因为那些与北大有渊源的名字: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和傅斯年,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北洋政府的“宽容”:在“武夫治国”环境中,这些知识分子一直被作为难得的精神文化力量。[详细]

通过追忆西南联大时代来替“北大精神”寻根,也是几近可笑的。毕竟,历史上再难碰到那样的特殊时代;更何况,联大的辉煌更多“归功于”清华而不是北大。假如“北大精神”真有之,马寅初的一个学术观点就该被容忍。独立思想和自由主义一直是许多北大人身上的特质,但北大从来不因此而成为“神话”。[详细]

 

北大早年校歌《燕园情》中有如此一段:红楼飞雪,一时英杰,先哲曾书写,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忆昔长别,阳关千叠,狂歌曾竞夜,收拾山河待百年约。

     

知识分子挂于嘴边的“北大精神”早就与北大无关

2006年,专栏作者许知远在其《走向封闭的北大精神》一文中感叹“北大精神”在商业和政治中的“没落”,却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病呻吟,(因为)“念来念去,我们所有的感慨与追忆都发生在1917年—1929年那个短暂的时代”。

而日前北大提出“会商制度”后,另一位专栏作者王锦思也感叹道,“近二十年来,中国一次次文化思想先锋运动与北大无缘,北大已离北大精神十万八千里,北大不过如此。北大情结正归于平淡,理想中的北大圣殿已然坍塌。”这两名作者都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而早在他们步入燕园之前,那个“自由、兼容、独立”的代名词早就不一样了。[详细]

今日的北大,因“校园BBS风波”、自主招生和“会商”等政策成为焦点

如果“北大精神”还是知识分子念叨的那个“北大精神”,它早就“没落”了。当代的北大依然是个出新闻的地方、依然被当成“社会的镜子”,只是此“镜”非彼“镜”,它不过是中国高校的缩影。2005年,红极一时的北大校园BBS被关,自“北大未名”的转型后,全国高校纷纷跟进建立限制外部访问的“校内交流平台”;2010年,北大率先引进自主招生,标准引发争议、被指沦为“掐尖大战”;2011年,“偏激学生”、“会商制度”等名词又再度牵动社会的敏感神经。北大牵动公众神经的,不再是其在思想领域的作为,而是各种让人汗颜的举动。[详细]

 

蔡元培可能是北京大学历史上最有名的校长。他留下的“八字箴言”一不小心就被演化成了“北大精神”。

 
     

北大在思想界的作为几可忽略不计,难为“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

当中国高校争先恐后支持所谓的市场化时,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却“语出惊人”,指出“大学是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历史上,北大的第一任校长严复、以及他以后的蔡元培和蒋梦麟,都是或多或少掌握过中国文化命脉的有志之士,更是其时文化和道德的先锋。即使在那个被知识分子普遍视为“黄金时代”的20世纪80年代,活跃在知识界、思想界领军人物,也大多出自北大以外的大学和机构。

与北大毕业生在(包括政治舞台在内的)其他领域日渐丰满的作为相比,它在推动社会进步上的影响力堪称凤毛麟角。2008年,司法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国内知名法学学者贺卫方离开任教13年的北大,以“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一辞作别。据媒体报道,他当时的去向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这所在学术话语权上明显处于劣势的法学院,声称要恢复“教授治院”下的学术自由。[详细]

北大是一所副部级高校,却远非“世界一流大学”

1998年,北大庆祝百年校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说也被提出。距离这一说法提出后的12年,退休不久的北大校长许智宏却公开表示,中国依然没有“世界一流大学”

和与它齐名的清华一样,北大曾经是“教授治校”的典范,如今却也只是被批评为过分行政化的高校之一。北大是众多“一级政府”高校(中国公立高校分为副部长级、正厅级、副厅级等行政级别)中的“佼佼者”。作为副部级高校,北大的网络主页上一度出现过27个管理机构(2008年)。与全国其他副部级院校引进地方官员出任党委书记的潮流相似,北大现在的校长原来也是一名主管教育的官员。[详细]

 

南京大学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过去30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刊物被引用得最多的作者,排名前几位不是学者、而是政治领导人。

     

即使不能对公共事务有益,大学至少不该将人“利诱成犬儒”

北大享受着“中国第一、第二代自由知识分子基地”的盛名,但正如中国其他知名学府一样,它既没能避开行政化,也未能对功利化免疫。哈佛大学可能是公认的 “世界一流大学”,但这绝不仅仅因它的教授和学生在华尔街、硅谷和国会山取得的成就。

在2008年毕业典礼上,哈佛校长Drew Faust骄傲地分享了一组数字:尽管几乎一半学生(58%男生、43%女生)依然选择投身金融、理财行业(哈佛的传统强项),仍有很多毕业生选择投身别的职业——37人参加了“Teach for America”(类似希望工程的公益项目)、1名跳探戈舞的毕业生将到阿根廷从事“舞蹈疗法”、1名学生将到肯尼亚为农业发展出一分力、1名获得了数学学位的学生将改行去研究诗歌、1名学生将投身对抗乳癌的研究。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不为求职,“而是为了生活”。[详细]

 

在国民政府最困难的时期,胡适当上了北大的校长。

 
     

一所大学从来不可能拯救一个社会,对北大抱有幻想的人“伤不起”

论及“北大精神”、论及教育改革,每每都有精英忍不住呐喊:没有伟大的大学,能有伟大的国家吗?一个国家中最著名的大学缺乏反省精神,的确让人惋惜;但反过来说,除了几次历史性机缘巧合,光凭几所“伟大的大学”从来就不足以塑造一个社会的精神形态。

常态的社会不仅有“贤达”,更有“中间力量”,他们或为大学教授、或是律师、或是自由职业者,只是这样一个群体不可能来自几所“伟大的大学”。既然北大已不再是我们曾信仰的那种“北大精神”的捍卫者,何必不断重复那些回忆,试图证明它们曾经有过联系?[详细]

 
 

除了一块“金漆牌匾”,北大和中国大部分高校已无本质区别。放弃对北大的幻想,不是放弃对教育的批判;恰恰相反,摒弃无谓的嗟叹才是让教育归位的前提。

 
网易新闻另一面往期回顾    
 
编辑:陆晓茵|另一面(微博)
分享到:
| 新闻首页 | 回到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