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日前,山西河津新任住建局局长薛新民因11次擅改年龄、4次谎报学历被媒体曝光。有统计显示近期换届的各省省委常委里,四个就有一个博士帽。对广大的干部群体而言,追求更高文凭本无可厚非,但在“投资回报率”如此高的情况下,实在很难不走歪路。[详细]
       

当官追求“进步”?高学历是绝对必要优先条件

 
     

中国有悠久的科举传统,没文化没学历的官员,会被人瞧不起

不想当大领导的官员不是好干部,官员追求升迁和职员追求升值是一回事,人之常情也。更高的文凭,早已成了官员升迁之必备砝码。一个更亮眼的文凭,还是一种炫耀的资本。名片上自己的名字后跟着博士头衔,想想就是件很牛的事儿。在中国,当官要是没文化(没学历),那是要被人瞧不起的,在很多人眼中,没文化的官员是被看成有钱老土的暴发户一类人的。

高学历成官员升迁的硬指标,2006年中组部要求县级党政正职干部必须大学本科以上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的科举传统的国家,科举就是当越大的官要更高的文凭(通过层层科举考试)。学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出去找工作,对方动辄就要求各本科硕士的早就习以为常。公司可以这样搞,国家选拨官员也是这样的逻辑。宣传部门一直提倡干部三化,其中之一就是知识化,可是知识化怎么衡量呢?

实践中,知识化标准其实就一条,那就是看官员文凭的高低。1995年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规定,一般干部要有大学专科以上的文化程度,省部级干部要有大学本科以上的文化程度。2006年,中组部更是明确指出,县级党政正职干部应该具有大学本科以上的文化程度。2009年,重庆市发文规定2013年后尚未参加大专学习的35岁以下基层干部将被辞退。这么多具体的规定,无非就是一个意思,没有一张能说服他人的文凭,想在官场混那是很难的。  [详细]

 

原中国人大校长纪宝成曾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不在高校在官场。

重新学习有心无力?渠道繁多货真价实不上课也拿学历

 
     

在职研究生是条迅速获得更高文凭的捷径,而且是真金白银国家认可的真学历

明确了文凭的重要性,接下来就得从意识上过度到行动,怎么把文凭搞到手?要知道非得寒窗苦读个十年八年的,才能弄到硕士博士的文凭。难不成要找大街上的小广告,去弄个假文凭?非也,小广告给弄得文凭那是假文凭。有了在职研究生这种文凭,用不着就办假文凭了。据教育部2009年12月的统计资料,中国在校研究生有1283046人,其中在职人员攻读的有393816人,约占31%。需要强调的是在职研究生的文凭,是真金白银国家认可的真文凭。

中国一线副部级以上官员57%第一学历本科以下,而超过50%的官员都在40岁之后刻苦攻读研究生

官员们提升学历的主要渠道,就是攻读在职研究生。用数据说话,中国一线工作的副部级及以上的党政官员中,57%第一学历为大学本科以下,然而,这些高级官员们的最终学历为研究生的超过五成。也就是说,这些高级干部多在工作后,获得了更高的研究生文凭,其中60%是在第一学历本科学历以下、不在同一城市、40岁后的情况下攻读在职研究生的。

高校扩招,中国自2009年起,成为世界第一大博士帽生产国,研究生文凭的人都不好意思吹嘘自己文凭高。近期选出的地方领导中,4个省委常委中就有一个有博士学历,而其中从政前获得博士学历的并不多。官员攻读在职读研究生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广为结交人脉,某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导师先后出产了三位某省省委常委,当然都是在职的博士。

中央和各省委党校都开办本科、研究生学历教育,让大官员不用通过入学竞争就享受到学历特权

除了社会上的在职研究生,官员系统内部也为“进修学历”提供极大的便利。中央和各省委党校都开办本科、研究生学历教育,中央党校还招收博士研究生。据悉,全国拿各级党校文凭者超过320万。在2008年,尽管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将此前“党校学历可以享受同等国民教育的有关待遇”的规定删去,但各地称还没有收到过“不再享受待遇”的明确通知和执行方法。与国民教育中严格的选拔与考核机制比,党校教育相对宽松,成为一部分人获取学历的捷径。关于“党校学历是否等同国民教育学历”争论多年,反对等同的意见认为党校学历教育的本质是为不具备相应水平的人获得文凭开方便之门,其本质是让部分人享受了学历特权。[详细]

外国大学硕士博士文凭更加“洋气”,野鸡大学事件爆发后“中招”的校友们不乏地方官员

当把目光瞄向海外后,也可以弄个国外野鸡大学的文凭,唐骏被曝光拿着美国野鸡大学的博士文凭后,一起被牵出的还有很多国内的官员校友。又比如深圳市前副市长许宗衡,接受调查后被发现是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十足的野鸡大学文凭,而许的校友中或大或小的中国官员多了去了。[详细]

 

学历造假者之所以没被“发现”并能被提拔重用,还是因为官场中提拔干部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少数人说了算。

托关系搞学历没面子?校方乐意打点妥当互利共赢

 
     

官员掌握高校的各种资源,官员主动变身校友,高校当然求之不得,愿意提供各项贴心服务

除了党校行政学院这样专门供官员就读进修拿文凭的学校外,各大普通高校也纷纷开设各种在职研究生班。高校热衷于此,自然是因为这能给高校带来诸多好处。对高校来说,最直接的收益是收取的学费,更为重要的是,官员们可是一笔巨大的人脉资源。授予官员学历,这不是政界精英主动送上门来当校友嘛,以后要办事就方便多了。面对那些掌管科研立项与经费拨款的官员们,高校哪有理由拒绝官员们。官员到高校攻读在职学历,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互惠共赢,何乐不为。

另有媒体披露,一些学校(都是名校)经常和某些省份开展省校合作计划,省里给学校一笔专项资金,负责培养一些县处级以上的干部。甚至有高校,专门到官员所在地开设在职研究生班,提供上门服务,简直赶上遍布大中华的沙县小吃。

有公款不怕学费高,有秘书不怕没时间,在职文凭说拿就拿

如果上学地点与工作地点不一样怎么办?这简单,秘书可以效劳。据报道,在北京有的高校里的官员在职研究生班里,几乎全是秘书在上课。自然平时的作业与考试,秘书也是义不容辞。官员们象征性要出席下期末考试,很多时候不仅题目容易,答案往往也是准备好的,就等领导签字就行。而想要弄个外国野鸡大学的博士学历,需要的仅仅是交纳一笔钱,连课都不需要上,也无需论文。

前段时间清华大学法学院,被曝培养的论文博士,长期不上课,学生是某地的厅长。论文博士,就是一种松进严出的培养博士的机制。只要可以写出靠谱的博士论文,那就具有了博士的资格,上不上课不是关键。与外国不同的是,中国官员们时间宝贵,日理万机,可由秘书甚至导师捉刀代笔。 [详细]

 

深圳市前市长许宗衡,拥有美国国际东西方大学(野鸡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在中国官场里的校友众多。

东窗事发风险高?几乎没有官员单纯因学历问题被追责

 
     

胡长清、李启红、许宗衡等官员的学历问题,都是因其他原因被调查而曝光的

翻看这些年关于官员学历丑闻的新闻,很容易发现,问题学历官员有两种情况,要么因为时间的原因,在早年买的街头假文凭,更多官员被曝出文凭问题,是因为贪腐等其他原因而顺带牵出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的例子被广为流传,其持有的北大文凭原来是街头买的,北大曾专门为此澄清过。后者的例子如广东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在被查处后,媒体报道称只有小学文凭的她,却拥有广东省委党校的研究生文凭。

官员只是单纯弄个更高的文凭没有任何风险,在位官员即使被人质疑学历,很少有被处理

再强调一次,在职研究生,算是实打实的真文凭,这和那些街头的假文凭广告截然不同。即使在职研究生文凭再怎么没有含金量,那也是如假包换的真文凭,怎么处理也不会处理到这样的真文凭上。含水分高和假文凭,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另外,攻读在职研究生的官员,又不做学术,要求人家的学术水平岂不是强人所难吗?

在中国官场几乎没有一个官员仅仅因为文凭的问题,而受到处理。少数受到处理的,那都是因为被媒体曝光,而且是官级较小的。中组部曾在全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干部和中管企业领导人员共67万多人的学历、学位中发现了15000多例误填、错填或虚填、假填,但是并未见到有任何公开的处理结果。

国外野鸡大学文凭也不会被处理,唐骏西太平洋大学的校友河南旅游原局长因年龄安全退居政协

同样,弄个外国的野鸡大学文凭,也不能算是什么假文凭,你最多只能说人家的学校差,含金量低,不能说人家的文凭是假的,唐骏老师已经为我们解释得很清楚了。唐骏母校西太平洋大学,出过一位位官员校友苏福功,曾任河南省旅游局局长,2010年因年龄问题任职河南省政协。也就是说,官员如果只是单纯弄个更高的在职文凭,没有任何风险可言。 [详细]

 

各级党校为干部们提供了一个获取学历的便捷渠道,小学毕业就参加工作的李启红拥有党校研究生的文凭。

 

中国官员们身在充满各种意外,也充满各种诱惑的竞技场上,搞一张注水的真文凭,完全符合投入小、收益高、没风险的特点,也难怪学历腐败经久不衰、越反越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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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喻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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