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陕西西安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为学习、思想品德表现稍差的学生发放绿领巾。校方解释为鼓励学生上进,而家长则认为会伤害学生自尊心。事实上,用绿领巾校正学生言行不是创新,而是被历史抛弃的刺字枷号、游街示众等耻辱刑在天真孩童身上重演。[详细][微争议:绿领巾是激励还是歧视]
 
     

西方重“罪感”,即有罪于原则;东方重“耻感”,即有耻于众人

“耻感文化”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对大量二手资料分析后,给日本文化类型下的定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与西方新教延伸出的“罪恶感”主要强调个人如何去面对上帝以及如何去面对自己有所不同,东方文化中强调的“羞耻感”以别人怎么想为主,怕对不起人,唯有“不脱离群众”才是唯一的拯救。也就是说,西方的罪感以原则为主,即使没有牵涉别人,内心也会不安。东方的耻感在乎的是“人言可畏”,“耻”字的写法上就是听到别人说自己后,就将想做的事停止不做了。 [详细]

 

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让部分小学生佩戴“绿领巾”一事,陕西省少工委已介入调查并要求校方立即改正。

     

耻辱刑并不是表达“你错了”,而是表达“你丢人”

在耻感文化对人情制约的社会现实下,少数能够自己决定、独立思考不受制约的人就会变成“厚颜无耻”。中国人教育孩子做这个不做那个时,常会动用到别人的“口”与“脸”。例如说那样会“被人笑”,会“丢脸”等等,这都是对“人言”感到可畏的初步培养,待到长大之后就常常惧怕自己的行动会“贻人口实”、“留下话柄”。

长期个体受到集体化世俗人情制约的后果必定是泛道德主义和泛规范主义,每个人不是诉诸更高的原则,而是看大家在做什么。每个人都把“跟大家一样”内在化后,就必定要求别人就犯。无论是在学校中要求表现不好的学生戴上绿领巾,还是以前的公开批斗、公审公判,都不是依据道德和准则,而是诉诸群众的共同选择带来的压力。所以,在 “羞耻感的文化”中,一个人受到类似待遇,往往觉得“没有面子做人”,甚至导致自杀的悲剧并不难理解。[详细]

 

耻辱刑借助于外部力量使受刑之人“自省”,直接作用于罪犯的主观世界,以达到教化的目的。

     

从脸上刺字到绿领巾是耻感文化的延续,诉诸群众压力达到目的

自古以来,耻辱刑就是统治者运用耻感文化对国家进行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与肉刑、自由刑等通常意义的刑种有明显区别的是,耻辱刑的目的在于希望激活罪犯的耻辱感,使其感受到罪恶、耻辱进而对自身行为感到懊悔、自责并寻求宽恕、愿意赎回和补偿;同时,对其他人也有一种明显的警示作用。中国法制史上,被较多使用的耻辱刑有髡刑(剃去头发和鬓须)、耐刑(只剃鬓须)、明刑(将犯罪人的姓名、罪状写在板上,挂在背上,公之于众,以示羞辱)、枷号(强制犯人在监狱外示众,使之羞辱和痛苦)。

广义来讲,耻辱刑作为古代刑罚设计,表面看来它是冷酷肃杀的,但实际上,它具有的意味深长的教化功能更为统治者看重。正面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与反面的“耻辱刑”这两个维度交相作用,大大提升了古代罪犯“羞耻之心”的量,并进一步转化为自身生起的防恶止非之力,敦促他们不断知罪、悔罪、改过自新。于此,刑罚的功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详细]

 
 
     

绿领巾并不孤单,“以考分排座次”“以优劣分班”"罚站"与绿领巾异曲同工

不少学生就是在老师的风凉话中,感到了自己一无是处,变得自卑自弃,毫无上进心的;在某些盛行“以考分排座次”的学校,那些某一次被安排在边排或后排的所谓差生,心中立即就会产生屈辱感、挫败感和自卑感,只有到下一次考试名次提前了才能缓解,有的学生可能一辈子都忘不掉这次排桌,甚至会变得丧失了尊严感,影响日后的生活和工作。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寒三春。与教师对学生的蔑视、讽刺挖苦、言语打击、抱怨、冷漠、支配等心灵惩罚形式一样,绿领巾给孩子心理产生的负面效应很可能是决策者难以估量的。在问卷调查中,某中学一个班有80%的学生承认有过被教师言语中伤和侮辱的经历。[详细]

 

曾经盛极一时的游街示众旨在通过牺牲少部分人(被示众者)的面子,来保障大多数人的安定。

     

中式教育强调“心罚”,强调与众不同的羞耻,批评孩子而非塑造呵护孩子

中国历来执行“以课堂、书本和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模式,首先是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进度,其次在管理中不断摧毁好奇天性,绝不允许与众不同,利用羞耻感让学生趋向统一行为乃至思维模式。有学者以工业和农业对比了中西方教育理念的差异,工业是把原料按照规定的工序,制造成为符合设计的产品。农业则是把种子种到地里,给它充分的合适的条件,如水、阳光、空气、肥料等等,让它自己发芽生长,自己开花结果。

正是在工业化的培养工程中,受“师道尊严”教育观念的影响,教师被奉为绝对的权威,师生关系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我讲你听、我教你学、我管你服”的专职师生关系,批评和体罚成为学校教育中的常用手段,再加上被许多家长多认同的“不打不骂会惯坏”、“要给学生好心但不能给学生好脸”的舆论推动,在体罚被明令禁止后,对学生实施心灵的惩罚,情节不等的精神虐待就成为教育教学中相当普遍的现象。给表现不好的学生戴绿领巾,让孩子产生自卑感,这种“心罚”与绵延至今的耻辱刑本质上并无差异,对象甚至是更为单纯、更为无辜的孩子。[详细]

 

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进度的教育模式容易把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的标准化工具。

     

耻感文化下的教育是用践踏自尊心的方式“鼓励”学生

给孩子戴绿领巾的教育方法其实与此前以“每天挨顿骂,孩子进北大”走红网络的“中国狼爸”萧百佑的理念一致。在这些大人看来,让孩子接受教育必须要以好的职业,优厚薪水,有头有脸的体面身份作为回报。当成名成家、求利求势的投资模式侵入教育体系,孩子的心理尊重、精神呵护根本不重要。有的家长因为教育孩子“失手将孩子打死”,有的教师动辄用羞辱性语言、讽刺性话语管教孩子,还有的教育者动辄拿孩子的隐私和伤疤当卖点……只要功利主义在教育领域一天不消失,家长和老师对学生就谈不上平等、尊重和互爱,以绿领巾为代表的耻辱刑就依然大有市场。[详细]

   

德国纳粹法学家和官员罗兰德•弗雷斯勒在反对恢复游街示众等耻辱刑时指出:部分围观者会将之视为一种公共娱乐,从而放纵自己的阴暗心理;这非但无益于培养荣誉感,反倒有损于民族向心力和为国尽忠的尊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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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鲁欣 另一面(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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