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南方科技大学首批自主招生的45名学生会不会参加高考的悬念,日前再度引发社会关于教育改革的争论。从2007年筹建至今,这所步履蹒跚的学校承载了公众对于大学独立、去行政化等问题的美好期待。如今举步维艰的局面下,感慨固疾难以撼动并无益处,改革者怎样迈出每一步更需要被检讨。[详细]
 
     

南科大45名学生是否参加高考,校长朱清时“让学生和家长决定”的态度发生改变,在接受《京华时报》专访时明确表示“反对已录取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并透露接到行政部门下发的文件。他认为“参加高考就是让所有人回到体制内,这样的实验还有什么意义。”和此前45名学生拒绝高考的公开信一样,这一次校长和学生坚决站在一起。

事实上,无论从教育部批准南科大筹建,还是深圳市将南科大定位为实施全日制学历教育来看,南科大都在和体制发生关系。45名学生参加高考并不会影响在南科大就读,但如果将来教育部赋予南科大学位授予权,这些人很可能因为没参加高考拿不到学历。这或可说明,教育部对南科大体制内“自授学位”并不看好,朱清时欲借高考争议扩大改革话语权。[详细]

   
     
 
     

南科大2009年被国家教育部确定为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在《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中亦有“建设现代学校制度,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表述。2010年5月和12月,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王湛分别率领调研组到南科大调研教育改革试点工作,肯定了南科大的改革。今年1月初,教育部正式发文同意南科大筹建。

南科大去年底提出自主招生计划后,教育部在回应中仍表示对南科大在教改方面的探索持支持态度,希望南科大筹建工作能够得到广东省更多支持。不难发现,教育部自始至终对南科大的态度都是不反对、不批评,也没有针对性的干预和障碍。[详细]

 
     
 
     

“不反对不批评”在很多人看来等同于“不给干货”、“口惠而实不至”,实际上是在变相阻碍改革步伐。但问题是,南科大是不是一定要得到教育部的认可,拿到招生权、颁发学历资格才能顺利走上改革道路?对学生而言,“拿着南科大的文凭也能得到社会认可”本来就是创办之初校方最为自信的,为什么此刻一定要执着于到体制内要求开绿灯呢?

正如不少教育界专家的期待,南科大办学最大的价值在于对现行高等教育体制进行突破。也就是说,如果拿到国家承认的招生权,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被招安”;只有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被承认,才是教改的成功。逾越“自主”这一底线,来自教育部的任何支持很可能都是危险的,也与外界对改革的期待想左。[详细]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曾告知媒体,《致家长的一封信》和后来学生入学签订的协议,都已明确了教育部不承认学历和文凭的事情。这意味着,这批学生4年后,拿着未经国家认可的一纸南科大的学位,若就业或者前途达不到当初预期,这些统统与南科大没有关系。

没有人怀疑从近千名报名者中遴选而出的孩子们的学习能力,以及他们拥有的高质量教育资源,也没人能否认在协议上签字的意义。但排除这两点,和南科大“背水一战”、“如履薄冰”的孩子们未必真的清楚自己面临的风险。改革可以失败、学校可以被叫停、甚至旗手朱清时也可以辞职走人,唯一需要代价的只有付出4年时光的南科大学生。

南科大实验班开学时,学生小万跟记者打趣:“高风险才有高回报的嘛。”但愿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办教育绝对不是投资。可现实上,这群孩子和这个学校就是在参加一场赌局,朱清时说一定能赢,他相信招生、发学历一定获批、孩子们未来一定争气。可一旦输了,只有孩子们赔了4年黄金时间,其他人并没有什么损失。[详细]

 
     
 
     

南科大建校伊始,朱清时就提出南科大的理念是一步到位建亚洲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但通常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并重,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并举的特点与如今仅有45名学生 的现实相去甚远。朱清时曾对媒体预报,2010年底将公布一批让学术圈子大吃一惊的高端团队,但最后无果而终。据悉,原因是南科大还没有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招生权。

既然研究生、博士的招生与引进优秀师资关系密切,为何在本科自主招生之时,南科大没有在研究生招生上“一步到位”?或者是继续等待在体制内等待硕士点、博士点的申请报批?在公开讨论中,这个事关大学里“大师”的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详细]

 
     
 
     

改革需要有人冲锋陷阵,这或可为南科大未经授权自主招生提供解释。但今日困境是否真的别无选择?耶鲁大学副教授钟伟民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题为《新大学计划忽略了多个关键环节》的文章认为,要办好南科大所追求的研究型大学,首要步骤不是招生,而是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并招纳高水平的教学人员,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只有当这一切都准备到位时,才适宜开展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招录工作。他强调,南科大现在做的事情恰恰相反,尽管中国教育制度有许多弊病需要纠正,但“首先不能伤害病人”。

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在最新的采访中也遗憾地指出,“南科大越来越不像香港科大”(港科大曾被南科大作为建校模板)。他透露,南科大创建之初提出全球遴选校长,但校长遴选委员会只开过一次会;港科大创建时同样面临殖民政府坚硬死板,智囊团队制作详尽办学方案,以4年之力完成包括起草规章制度、进行院系设置和课程规划、聘请人才、与港督府沟通等工作,然后才进行招生办学。[详细]

 
     
 
     

将于7月1日实施的《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说明,作为南科大最高决策机构的理事会,理事长由深圳市市长或市长委任的人员担任,理事会亦有一定比例的政府人员。其实,单凭理事会仍然无法与其他大学从本质上区隔,如今很多大学的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常常沦为行政附庸。

有参照意义的改革发生在1983年深圳大学创校初期,当时学校取消了毕业生包分配的制度,成立“学生智囊团”,直接参与学校高层决策,对老师授课质量进行评分;饭堂服务、清洁卫生、保卫巡逻、秘书管理,几乎都有学生参加。深大创校校长罗征启曾悲观的表示,现在的改革面临着太多利益集团的阻力,大家考虑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官位”。

《暂行办法》还指出,南科大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为辅。许多人担心政府会以拨款之名介入学校具体办学。其实,政府出资并不意味着可以参与办学或评价。美国多家州立大学均由政府出资创办,但为避免政府直接干预,学校设立由各界人士参与的教育拨款委员会,避免通过拨款对管理进行干预,同时在利用社会资金开拓财源方面也不遗余力。但至少目前看起来,南科大在财政基础这个关键制度上,与出资人深圳市政府的关系并没有清晰的表述,由此获得再大的“自由”某种程度上都是官方给予的。[详细]

   
 

改革从来不乏执着于意义的激情,但甚少有针对方法的审视。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并不能自动证明南科大今日为教改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和先进的。南科大之“难”虽彰显梦想可贵,但那些击碎梦想的现实或许并不全是来自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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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鲁欣|另一面(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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