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性骚扰首先要推进学校性教育 

 

问：厦门大学博导吴春明涉嫌性骚扰女生事件后，有家“新媒体女性”的组织曾给您发私信，说要利用教师节这个机会，给教育部写一封公开信，呼吁建立高校反性骚扰机制。作为身为国内唯一的人类性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导师，您为什么没有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

彭晓辉：我索要了他们的资料后发现了很多的问题，性骚扰的界定取决于受害者的主观感受，这个太宽泛了。这将造成极大的校园混乱甚至社会的人际关系混乱，因为人际交往中涉及到“性的话题”充满着灰色的地带，不能简单地以“好或坏”加以区分。反性骚扰当然要反，关键是要怎么反。

后来同为性教育专家的方刚找到我和李银河，联合起草了一份《对反性侵联署的回应》，呼吁推进全面的学校性教育，反对单纯强调“预防性侵犯”。

单纯的所谓的性安全教育很可能堕入反性的教育，必须将“性安全教育”纳入全面的性教育之中才是正确的选择。

 

 

教授被指性骚扰学生是个案  不应把抨击怒火指向教师群体

 

问：近期川美教授王小箭被指性骚扰女学生的照片在网上也引起了热议，您在微博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对于老师性骚扰学生的现象，您怎么看？

彭晓辉：我觉得实际上王小箭本身是否是性侵犯我们暂且不论，人家当事人都没有说话，发照片的人直接把照片发到网上，实际上就是暴露人家的隐私，本身就构成了性侵犯。

反性骚扰的目的是反权力的滥用而不是反性本身。一个现任领导（教师），另一个是在另一机构在职职员（在另一学校在读学生），他们之间不构成权力关系；退休领导与本单位在职职员（退休教师与本校在读学生之间）并不构成权力关系。所以，在中国大陆的有关“性骚扰法律”还未有法律细则（《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有原则的法条，但没细则）的前提下，任何人无权给予“有罪推定”。别说性骚扰是民法管理范畴案件，即便是刑法对于犯罪嫌疑人，在法院没有宣判之前，也不能有罪推定，这是法律审判的程序公正。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教师极为可能正在重蹈医生的覆辙。因为，多年来有些媒体乃至于有些普通民众将医疗体制的种种弊端一味地指向具体的某一些医院和医生，从而将医疗体制本身的问题的责任引向了具体的医院和个体的医生，导致医患关系紧张。

如果将反性侵犯之抨击的怒火指向教师群体，现在的医患紧张关系就是明日的师生关系。

 

 

性学涉及到从出生到死 反性文化会有退潮的一天

 

问：在大多数情况下，“性”这个事务在国人中还处于一个难以启齿的阶段。您认为我们的文化为什么是反性呢？

彭晓辉：这种反性的文化是人类的共性，因为生活资料配置格局不均衡，有的人过多的占有生活资料，有的人几乎没有生活资料，于是性资源配置格局就不均衡，社会就会产生矛盾冲突。历代历朝包括国外一样，为了让社会不要冲突太厉害太激烈，就要制定性的保守主义政策，于是你在性的问题上过多的关注，那你就可能有问题，进而上升到你道德水准有问题，所以你对性不关注，你克己复礼，你就是好人，你对性关注，你过分的关注，你的性尤其是要满足愉悦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坏人。

但是社会在发展，有些国家生活资料很丰富了，配置生活资料的机制也民主了，大家都能够体面的生存了，于是性资源配置的格局就不那么矛盾冲突了，于是反性的文化就会退潮了。

 

问：您曾经说过，假设人只能学一门学科，那唯一要学的就是性学。您对性学的理解是什么？

彭晓辉：因为性学是涉及到人从出生到死的一门学科。《孟子·告子》里面有一个妇孺皆知的说法，叫“食色，性也”。长期以来，我们所谓的“色”，光集中在所谓的生殖方面，其实，生殖是性的副产品。也就是自然的进化，生殖的过程之前设置了一个愉悦，也就是人与人之间，通过性的愉悦才能达成性接触，才能达成生殖。如果没有愉悦机制在里面，不可能完成生殖。研究性学，首先要研究基于性的愉悦机制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处。这就涉及到禁忌、伦理道德、法律和规则，这些规则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从理论、从实际研究性学的基础，进而把性学进入实际的运用，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基于性学知识的掌握、性的价值观念，来指导自己涉性的人际交往，使得人际关系变得和谐起来，变得不要伤害他人，也不要伤害自己，这才是性学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要洗掉大家原来接受的谬误的“性知识”

 

问：您是学医出身，后来为什么选择从事性教育的工作？

彭晓辉：其实，从事性学的研究也不无渊源。记得初二年级的时候，我随母亲下乡，在农村初中学校住读。同学们选我当了劳动委员，我对男同学说，“××同学，你去搞××劳动”没什么问题；但是，同样一句话对女同学说，那位女同学扭头就跑，边跑边抹眼泪，还斥责我说“你这个流氓！”。第二天班主任找我谈话了，问我是不是和女生说了那个字，我不知是哪个字，未婚的班主任只好在黑板生写下了这个字“搞”。我承认说了，但班主任说这个字是流氓话，要我向女生道歉，并且要在全班检讨，我不同意，后来校长威胁说如果不在全校检讨就开除我的学籍。后来我翻着毛主席著作质问校长“毛主席都说了，‘搞学习，搞工作，搞劳动’难道毛主席也说流氓话呀？！”这件事之后，我对性特别的感兴趣，不久就揣摩出这个“搞”字为何是流氓话了。还记得，77年考上了医学院，第一学年学习解剖学，老师讲课中，将“生殖器官”与“性器官”混用，我就提问，为何一个器官有两个称呼，老师说“约定俗成”。我还是质疑“总得有一个来龙去脉吧？”老师就去查资料，我也查资料。那个时候就没什么文献依据呢。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教育部跟六部委有一个通知，实际上是说要在大学里面开展健康教育。其中有一个部分叫性健康的内容，既然是健康教育里面有性健康，那么我就开一个与性有关的课程，顺理成章。

每个人从生下来就开始接受性教育了，只不过那种性教育是随机的、不规范的，不科学甚至伪科学的。我要洗掉他们原来接受的一切谬论。

 

 

自学成为性学教授 没想到“性科学概论”选修课火爆 

 

问：国内大学里没有一个专门的性学专业，那您是怎么进行知识储备的呢？

彭晓辉：我没有性学导师，完全靠自学成材。

性学有三个层面：生理、心理和社会人文，我学的是医学专业，具备了生理层面的知识。在我们学校我旁听了心理学、社会人文方面中与性有关的课程，自我强化和研究，性学有自己的学会组织，每年我都会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接受与性学有关的培训，也到国外访学和接受高级的性学培训，都是研究性学方面的内容。

从1992年《性生物学》开课到现在，我边开课边写教案然后边完善，除了写论文，做研究，也撰写了大学程度的性教育书籍，逐渐完成了在性学领域的积累。

 

问：选修课获得了学校批准，开课前有没担心过没有学生来听课？

彭晓辉：1992年时我在华师工作也十多年了，学生对我的印象很好，他们对我个人的感观也不错。不论男生女生在评价老师方面，除了学术上的评价，也会对老师的外表做些评价，从女生反馈的信息看，我是被排到当时男教工的前列。

其实对于开选修课我没什么顾虑，但还是怕学生有顾虑不选，我们学校的选修课要选满15人才能正式开课，为了保证能顺利开课，我还跟学生干部打了招呼，让大家私下做做工作。

 

问：第一学期有多少名学生听课？在学生当中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选《性科学概论》，等于白上华中师大”。华中师范大学学生称《性科学概论》是“最牛选修课”。

彭晓辉：第一学期是40多个人。最多的时候达到了250人以上。因为人数太多，教室容量和课堂管理都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学校做出一个硬性的规定，任何课程都不能超过每一个班100人。选够人数后，电脑选课程序系统自动关闭。

其实开课前我没想到有一天会这么火爆。

20多年来，目前有两万多名学生选修过这门课程，有些学生为了上这门课甚至会通过找关系，直接到教务处老师那里进行选课。去年修改教学大纲时，《性科学概论》改为《性学概论》。

 

问：选修课的名称从“性生物学”到现在的“性科学概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彭晓辉：从自然科学角度切入容易获得批准，讲了两年后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学生的接受程度和需求也有了变化，他们不光是想了解性生物学的现象，还要了解性的心理和社会人文知识，比如说学生还想了解恋爱的性心理，还要了解与性有关的人际交往关系，这些都已经超越了性生物学的范畴。

所以我把性心理和性社会人文的内容加了进去，循序渐进后“性科学概论”的课程名称获得了批准，课程的内容和教学大纲又发生了改变，这样也就对全校开设了这个选修课。

 

问：能否具体说说这门课的内容和形式是什么样的呢？

彭晓辉：在性学概论的课堂上，我会讲授性理论知识，还会结合学生们的实际需求教他们掌握如何避免性侵犯、如何处理失恋等实用技巧。比如说第一堂课我会让学生们大声朗读最敏感的词汇，即“性”，还有与性搭配的那些词组。

我在第一节课的开场白常常这样开头：“凭借我高度的负责精神、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良好的服务态度，这半个学年的课绝对不会让你们白上！” 

问：根据您的观察，从70后到90后，上课的学生们有些什么变化？

彭晓辉：从观念上讲，他们的观念改变和大的文化背景的开明发展是有关联的，起初是谈性色变，后来慢慢的发展到犹抱琵琶半遮面，再然后是一个半公开的态势，接着是理直气壮的选课，再发展到现在是选不上课觉得自己的运气非常非常的不好。

 

 

不满足性愉悦恰恰是不道德

 

问：您说人人都有追求性愉悦的权利，有个女学生在课堂上便问您是不是支持“黄色产业”，因为他们就是以性愉悦为目的，而不是生殖。

彭晓辉：所谓“黄色产业”实际上是指买性卖性，或者说对性暴露的表演商业化，这些都可以称为“黄色产业”，这是民间或官方的说法，我们在性学专业上并不把它定义为“黄色产业”，顶多是一个色情产业，“黄色”是带有意识形态的一种批驳，性学应该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分析人类所有的性现象，只要人类有的性现象，我们从学术角度都有需要、有必要去展开研究。

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讲，性愉悦是一个自然界在进化过程中所设置的一种生物机制，进化到性愉悦是天经地义，我们人也是动物，如果男女之间的性交没有任何的愉悦机制联系，下回他们还会性交吗？不会性交就意味着人类这个物种不复存在。愉悦促使他们去性交，性交的副产品就是繁衍后代，就是生殖。

性愉悦本身没有道德分析价值，不满足性愉悦恰恰是不道德的。

问题是你跟谁愉悦，在什么地点愉悦、在什么时间愉悦、用什么方式愉悦，这才是值得去探讨的。

 

 

曾为大学里开设性学专业奔走 最终没实现

 

问：您也曾经为了在大学里开设性学专业奔走过，最后结果如何？

彭晓辉：2003年，我和美籍华裔性学家阮芳赋教授不谋而合，从武汉大学到南昌大学，再到苏州大学，游说了8所高等院校，包括我自己的大学也递交了申请报告，希望各个大学在大陆首开性学专业。我们调侃说“要趁机混进革命队伍！”

大学领导倒是对我们也很客气，认为在研究的学术探讨方面也觉得很重要，但是涉及到实际的执行层面，他们就瞻前顾后。

国外甚至有专业的授予性学硕士和博士的高级性学研究院。在台湾也有授予性学硕士和性学博士的研究生院，而且是亚洲唯一的。

 

问：华中师范大学目前只有您一个人有资格招性学方向的研究生，现状如何？有报道说您现在招不到研究生。

彭晓辉：截止到目前拿到学位有十来个人，现在在读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毕业后有的继续深造学心理学，有的当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镇长，还有的去大学里面当辅导员，还有的自己创业成立文化传播公司，侧重在性教育和性咨询方面，因为他们在研究生毕业的同时，也会拿到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

起初是少有人报考我的人类性学研究方向，现在是因为研究生的名额在整个学校是额定的，不会增加，各个学科都要发展，所以大家都在抢研究生的名额。学校一方面不可能给我增加名额，另一方面在争夺名额中也有竞争，还有这个研究生的数量也取决于科研经费量。前十年科研经费比较少，后十年还是比较充足的。

 

 

向教育部发邮件建议通过继续教育培训中小学教师的性学知识 至今没回音

 

问：2011年的时候，您的一个学生彭露露称在求职中遇到困难。此后，性教育话题慢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彭晓辉：说她求职遇到困难，这是媒体炒作。

彭露露不是求职遇到困难，而是因为她一门心思想要到中学里面去从事专职的性教育工作。而中学里面没有性教育专职老师的这个编制，这就是矛盾，彭露露的真实想法是要把这个事挑明：中学不设性教育专职老师是不对的。

 

问：现在在我们国家的中学还没有设置这个性教育课程，您觉得难点在哪儿？

彭晓辉：因为主管教育的高官们都是“性盲”，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没有明白“性”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们没有系统研修过性学，以为性就是“两腿之间的事”，要对“两腿之间的事”设一个专业，那简直是大逆不道，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这样子，当然我这么说带有一点讽刺意味。

教育部曾经发过一个通知要求中小学教师的知识结构里面要具备性科学知识。他们怎么具备？没有了下文。

现在的中小学老师，可以说完全不具备性科学知识。

实际上教育部这么做只是一种姿态，如果想做，后续会有政策出台。

 

问：那您呼吁过给中小学教师培训性教育知识吗？

彭晓辉：因为通知上留有电子邮件地址，我还写了一封关于呼吁中小学教师培训性教育知识的邮件，首先要用继续教育培训这批中小学老师，同时还要在大学里面至少开始要在师范大学里面设置性教育专业，在医学院设立性医学专业。结果石沉大海，没人理睬我。

所以我说他们只是摆空架子，说重了就是行政不作为。

 

 

不忌讳借力曾是女优的防艾大使普及性教育 

 

问：2012年，您曾邀请防艾大使红音萤到学校课堂进行交流，也有人质疑说红音萤曾经是日本女优，您这么做有炒作嫌疑。

彭晓辉：当时大家都要组团到我课堂上来听课，我有三头六臂也挡不住，也不能保证课堂安全，基于安全考虑，后来取消了课堂讲课的计划。

但我和我的研究生们还是和她及其她的团队私下里进行了交流。主要内容是关于艾滋病的预防、关于男女平等、关于性教育的话题。交流倒也不长，就一两个小时。

不是我选择了她，是她选择了我，她通过她的代理人主动联系的我。

说实在话，我当然也想借名人效应来普及性教育，这个我不隐讳。

如果说炒作，那是商业的说法，正面的说法应该说普及宣传性教育的重要性。谁说我不应该去宣传？你要说我炒作那我就炒作了，我就理直气壮。谁敢阻拦我炒作，试一试，我会向他挑战，我做的是理直气壮的学术研究和性教育，不怕任何人诟病我。

 

 

适度倡导婚前暂时不要生育的性行为

 

问：这些年中，学生们对您的评价有“性辅导员”，“性导师”。他们一般通过什么方式在您这里寻求帮助。有没有什么问题难住过您？

彭晓辉：当然首先是他们的性问题，还有他们的生理问题、心理问题、交友问题、恋爱问题，现在都发展到他的人生该如何去设计的问题。过去通讯不发达，就是发短信，写信，现在会发电子邮件、私信等等，总之现在联系的媒介太多了。

比如，对于恋爱期间男生可能会对女朋友提出性要求，我会给出以下建议，第一，女方如果不想发生性交行为，那么，就不应该和男方同居一室一床；第二，性交是需要学习的，尤其第一次性交，要掌握基本的性生理反应的知识，而且要双方，尤其女方完全的自愿（心理上能接纳性交这个事实）。

如果发生性行为，如果不需要或不要生育，那么要学习好避孕知识，并且切实执行。

现在还没出现过难得住我的问题，比如说自慰是否有害，青春痘和月经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我没有时间去回答，因为这些问题太简单，我就转给我的研究生的团队去处理，我要把我的时间精力成本用到能够解决他们根本性问题的这些方面。

比如说恋爱、交友，人生的设计、规划和发展。如果涉及到一些紧急的问题，比如说紧急避孕的话，那我肯定要赶紧告诉她，在72小时内要赶紧服用紧急避孕药，避免意外怀孕。

 

问：之前您曾经跟一个“守贞女神”参与过一档节目，期间还对婚前性行为这个现象进行过激烈的辩论。现在的大学生有的已经到了同居的状态，您怎么看待大学生婚前性行为？

彭晓辉：我们国家反对婚前性行为实际上跟我们经济政治的格局有关系，我们的经济总量还不足以达到富足的程度，我们的生产资料还没有达到均衡配置的地步，表现在形式上就是基本没有社会福利，所以生活资料配置格局不均衡就导致非婚生子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孩子抚养不像那些发达国家一样，不能社会福利化抚养，必须由核心家庭承担。

硬措施跟不上，我们就创造一个软措施，就是婚前的性接触不道德，其实根本上来说，这个说法是长期以来政治经济不发达的社会，统治阶层推卸责任的一种计谋，它并不是真道德。

如今，青年们普遍晚婚晚育，不再像从前十四五岁就能结婚了，所以，现在的社会环境下反对婚前性行为就是不道德。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发育年龄提前到12.4岁。12.8岁之间是孩子的平均发育年龄，比原来提前三四岁，而结婚年龄则延迟到二十七八岁，甚至三十岁。

年轻人得不到性满足，身心就达不到平衡，人际关系就会恶化，就会产生心理焦虑，就不会安心学习也不会安心工作，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出现以后，难道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吗？让他们压抑自身的需要，实际上是压抑他们的人性。

现在避孕措施很完善，只要把避孕知识教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增强执行力，那么绝大多数的人，99%的人都可能有效的避孕。

 

问：西方社会是否反对婚前性行为呢？您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倡导什么样的做法？

彭晓辉：西方发达国家的孩子养育是福利养，不是家庭养，更不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养，所以西方社会不反对婚前性行为，原因是在于他们经济的总量，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总量已经达到富裕的程度，另外他的生产资料配置也达到了一个均衡配置的格局，生养的后代不需要核心家庭自己去承担。

现有国情阶段，我主张不反对婚前性行为，可以适度的倡导婚前暂时不要生育的性行为，或者说没有能够独立承担养活后代的前提下不要生育。

从法律角度来讲，二十岁和二十二周岁的男女分别到了法定结婚年龄。《婚姻法》规定婚姻自主、婚姻自由。反对婚前性行为，实际上是逼迫人家非要结婚，这不是干涉人家婚姻自主吗？这也是违法的啊？！

 

 

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可以缓解4亿人的幸福

 

问：近期您发过一条微博，大意是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认为可以缓解4亿人的不幸福问题。

彭晓辉：我以前发过同样的观点，现在只不过是重复而已，同性恋按照3%—5%的比例来匡算的话，我们就以3%的比例来算，那么全国将近14亿人口也有4000万同性恋，如果逼迫4000万人跟异性恋结婚的话，那就意味着这4000万对配偶是绝对的同床异梦，就会造成这4000万对“夫妻”的悲剧。

另外他们被迫生的孩子，那么就造成4000万孩子的悲剧，另外他们结婚以后上面有四个老人，这又是8000万人，两个8000万加上4000万孩子，祖孙三代就是2亿人不幸福。

再加上他们的亲戚也要牵涉其中，七大姑八大姨算起来，再加倍一下，那也就差不多是2亿人了，所以我的观点是，同性恋婚姻如果不合法化的话，就意味着有4亿人的不幸福，甚至悲剧。

如果两会代表能够想通的话，他们具备性学知识的话，他们投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尽管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不同意，只要他们同意也能够实行。

所以我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将来你们当了两会代表，你们肯定不会不投票，那只有让时间来说明问题。

 

问：您能接受同性恋者吗？有人说同性恋者呈上升趋势，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彭晓辉：我是异性恋者，但是，从坚决维护个人权利角度，我个人坚决支持同性恋者的性权利，他们的婚姻应该合法化。只有普及了性知识，普及了人权观念，才能实现消除歧视同性恋者的社会现象。

外界由于大多数人都是性盲，所以他们只是看到表象，同性恋在任何的历史时期，以及任何的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国度和地区里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这个在人口中的比例都比较恒定。不存在随着时代不同而同性恋者的比率不同的关系。

为什么表象上看起来同性恋增多了？是因为现在同性恋的权益运动兴起，大家敢于暴露自己的性倾向而已了，只是说大家开始从地下状态进入到地上状态，大家都看到了，所以表面看起来好像同性恋增多了。

 

 

大部分家长不能胜任系统性的性科学教育

 

问：您认为家庭性教育几岁开始合适？采取什么方式合适？

彭晓辉：中国人接受的性教育是很狭隘、片面的。孩子其实从0岁就开始接受性教育了，起的名字、穿的衣服、玩的玩具等等，都已经贯穿了性别教育的内容，性别教育就是性教育的启蒙内容。

孩子问家长与性有关的问题，问到什么如实回答就好，顺势而为，一定不要说假话，一定要用科学的术语来说，孩子问到性器官以及和性器官行为有关的这些术语，家长都不要用羞耻感语气来说。

孩子的性教育是随机的，这个时候的小孩尚未接触到外界杂念，没有淫秽下流的意识，家长应该趁机给予适合他们的性教育知识，满足他们对性的好奇心。

其实，系统性的性科学教育对于大部分家长来说都是不能胜任的。可以说，99%的家长都是“性盲”，因为他们没有经过系统研修。我现在针对大学生开展性科学课程，就是因为他们将来会成为家长、成为教师，这样才能让性科学教育普及开来。

 

 

聚众淫乱罪不撤销 就不会有专家敢于实际观察性行为

 

问：美剧《性爱大师》播出了两季，在国内拥有大量的粉丝，算是对国人普及了一下性学学术研究的艰辛。您是否会要求学生们也看这种美剧？

彭晓辉：我看了《性爱大师》，而且我还了解马斯特斯、约翰逊研究的情况。

我也在课堂上要求学生作为课后继续研修的视频材料。

很遗憾我们中国没有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样的研究者，我们中国人也没有人敢于去实际观察人们的性行为，研究他们的性生理反应和性心理反应。事实是，我们国家的聚众淫乱罪不撤销，就没有哪个专家学者敢于这么去做研究，因为只有愚蠢者才敢于“以身试法”。

我们现在只能做理论梳理和普及的性教育，做一些奠基性的工作，做一种文化的改造工作。

不光是观念层面，知识层面，现有的人类的性学知识我们尽可能去普及教育，去改变人们的观点，进而通过改变人们的观点，来改变整个的社会人文形态。

 

问：按照您的年龄过两年多就该退休了，您对性教育的传承问题有什么考虑呢？

彭晓辉：当年我也在别人没有做的时候，相当于超前开了性学课程，当时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做得怎样辉煌，我喜欢做，我觉得它对人类社会有利我就去做。第一我喜欢这个专业，第二我觉得既然是人类的性现象，就要对它展开学术研究，也没有预计到这个性教育课程这么火。

当时想的就是学校发我工资，我能够吃饭，那么我就可以潜下心来做学术研究。

两年后退休，我照样有退休工资，生活不愁。

我的研究生毕业后在上海成立了文化传播公司，他不卖产品，只是卖性教育和性咨询服务。我自告奋勇承担了首席科学家的头衔，全力支持他从事这样的大学生创业与性教育性咨询相结合的尝试。

我会极力帮助他们成功，作为个人来讲，我没有后顾之忧，我倒是替他们有后顾之忧，所以我要替他们消除后顾之忧，这就是我的“继续革命”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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