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打拐”感受到社交媒体的威力

  

问：从一个记者转型到一个公益人，很多人认识你也是从微博打拐到最后发起了免费午餐活动。这个角色转变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邓飞：2000年大学毕业开始做记者，2010年发了最后 一篇调查报道。为什么会从一个调查记者变成一个公益行动者，我觉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2011年年初，我们用微博发起了一场社会运动，叫“微博打拐”，那时候我看到了微博这种社交媒体巨大的威力，我感受到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展开行动，而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者或者记录者。

从微博打拐中我们看到我们的人、财、物是可以联合起来的，我们的民众不再像以前是一地碎玻璃，我们可以通过联合，变得更有行动力，所以我们在微博打拐以后又发起了免费午餐、大病医保、暖流计划、女童保护等等，目前 一共有8个公益项目和一个社会型企业。

 

从过去踢牛屁股到现在牵牛鼻子走

 

问：得知乡村孩子吃不上午饭的消息时，是否想过要通过报道解决这个问题呢？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做公益？

邓飞：当时我面临几个选择，第一，我是记者，我只负责报道，这是我正常的反应。第二，我觉得这是政府做的事情，我负责去批评。但是还有没有第三种方法？我知道是你做的，你没做，我先不批评你，或者说你们去批评，我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形成多种力量进行刺激，还可以倒逼，因为别人会问，为什么邓飞能做，为什么邓飞能做好？它会产生很多的效应。

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影响和牵引着政府。打一个很粗鄙的比喻，以前我们就是踢牛屁股的人，这个牛不往前走，我们都去踢它，说应该往前走，记者就是这样敲打公权力。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牵住它的鼻子往前走，是不是更好呢？是不是我们就多了方法呢？

现在我们都在踢它的屁股，牛越来越强壮，越来越逆反，我们踢它，它反而把我们踢飞了。现在我们就是把方案提交出来，最后让政府跟着我们，这是一种更长远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现在我们的目标，政府来做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退出，小学和初中的问题解决了，我再去做高中，等到高中解决了，就去做幼儿园，幼儿园的孩子都解决好了，我们就跑到0—3岁那个阶段去，我在前面不断地牵引，等到把所有孩子的营养问题解决了，我就去帮助孩子治病，我们就变成一个引领者，或者说牵牛鼻子的那个人。

 

问：做公益这些年，有没有一些东西颠覆了你当年做记者的想法或者思路？或者说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邓飞：过去做记者和现在做公益，我觉得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都基于我们的一个理想，就是让这个社会更美好。但是一个记录的人和一个行动的人，确实是不同的。

我们在公益行动中间才深切地感受到行动的艰难，也能够看到世事的多元和复杂。整个社会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没有我们当时观察或者记录的那么简单，这可能是我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说行胜于言。

 

乡村联合公益合力服务乡村孩子

 

问：因为免费午餐，很多人把你称为是儿童健康的守护者，你觉得目前除了关心这些孩子的饮食问题以外，你还会去关心孩子哪些方面？

邓飞：免费午餐是我们帮助乡村儿童的第一个项目，也是免费午餐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乡村儿童的困境，中国的乡村被制度性地抽空，乡村的人、财、物流到了城市，它像一个失血过多的人，甚至可以说是奄奄一息，留下了6100 万留守儿童，他们有很多方面的困境，因为父母不在身边，没有爱、没有陪伴，他们遭遇了很多困难，免费午餐解决的是一个饥饿的问题。 接着我们发起了大病医保，帮助孩子们得到一份免费的大病医疗保险，当他们患有大病的时候，我们可以有20万的资金帮助他们。

后来我们帮助孩子们去获取棉衣、棉鞋、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 这是一个叫暖流计划的公益项目。

后来我们又发现，乡村的女童遭遇性侵的情形很多，又发起了女童保护的公益项目，我们要保护这些女孩子能够免于性侵害。

最后项目越做越多，我们就把它形成集群，做成一个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然后凝聚和团结所有跟乡村孩子有关系的公益项目，合力去服务乡村孩子的方方面面，这是我们的一个梦想。

 

乡村孩子面临的困境  政府应该担责

 

问：事实上除了咱们现在做的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以外，其实也有很多的政府部门也在做这些事情，也有一些民间组织在参与，你觉得在帮助、关心这些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到底谁应该是责任的主体？

邓飞：以前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要确定，中国乡村孩子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一个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利，这是一个基本的人权，它需要政府来维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政府要对中国的未成年人权利保障承担责任，或者说要为未成年人提供必需或是应有的公共服务。

我认为政府在中国乡村孩子困境方面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履行更多的职责，做更多的事情。

 

问：你认为通过这两年民间组织的推动，政府所做的工作是个什么状况？

邓飞：各地政府实际上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们做的事情和孩子的需求有巨大的差距，我们发起免费午餐等一系列公益行动，其实最大的价值，我们认为，我们通过新的方法，通过社交媒体工具，让乡村孩子的困境展现了出来，被社会、被政府、被更多人看见，然后激活了社会的爱心，推动了更多的民间行动，也推动了政府的重视。

这里面包括中央政府一系列的变革，比如说对乡村的学校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要给乡村学校的老师给予更多的补贴，还有国家每年要投入一两百亿，改善乡村儿童的营养问题，这些变革都正在发生。这些变革也有力地改变了乡村儿童的困境，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欣慰的进步。

 

问：你从免费午餐开始完成了一个记者的转型，在免费午餐这个项目中，你得到了什么？

邓飞：有很多人说我给予了乡村孩子午餐、温暖、爱、希望，但孩子们给我的，我认为要大于我的付出，他们让我变得柔软，他们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他们也推动我发挥我的潜能，让我千方百计去寻求社会的支持，最后我们联合了社会各界，完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任务。他让我得到了很好的成长，我非常感恩他们。

 

社交媒体工具实现了自我赋权

 

问：在做这些活动的时候，你完成了很多公益人没有办法，或者说之前没有想象过的调动明星资源、政府资源等各个方面，有人说你从中得到了很多权力，这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权力、信任，你怎么看这个权力？

邓飞：我是一个蛮幸运的人，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的使命， 去行动、去变革，然后我又得到了社交媒体这样的工具，如果没有这个工具，我们的理想或者是我们的使命是很难实现的，这就是局限性。

通过社交媒体，我们很容易地去传播我们的梦想、使命，然后我们可以把人联合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最后我们就可以实现改变，也实现了我们的一个自我赋权。

我们现在得到了很多力量，这些力量不是某个组织给我们的，这个力量是技术给我们的，叫技术赋权，最后我们就实现了一个自我赋权，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他的行动，通过他的努力，去获取权力、获取力量。

 

问：这些活动都深深地打上了一个邓飞的烙印，你怎么看？它也被很多人理解成了一种权力。

邓飞：因为每一个行动确实都以我为主去倡导，去发起，这当然和我的经历有关系，因为我做了多年的调查记者，我知道中国的问题在哪里。针对这些问题去提倡导，试图改变它，这时我就变成了一个倡导者和推动者。所以，这些公益项目更多的有我个人的色彩或者烙印，在开始的阶段这可能是需要的，就像需要一个火车头。

当这个火车在持续运行和跑动的时候，它需要有持续的内生的驱动力。所以，我们在进行这些公益项目时，不停地要做运营管理，去做系统、去做制度。

我希望我们这些公益项目到某一天，没有邓飞也可以运转得非常好。

 

问：目前来说，你处在这个火车头的位置上，你是幸福感更多，还是压力更大？

邓飞：我现在变成一个组织者，当然会收获成就，因为在我们的手里能够促成变革，能够看到大规模的改变，能够看到希望，同时我自己也会感觉如履薄冰，因为我们不能犯很多的错误，所以说它也会逼迫我去学习，用更好的方法，或者找到更多的方法，这对我来讲同时也是一种压迫。  

 

问：邓飞式的公益，我们知道是一种很高调的展示公益活动，在这种高调的展示中，你有没有害怕过，因为自己平时的疏忽而制造的错误被无限的放大？

邓飞：首先公益需要高调，因为我们没有资源，我们需要不停地去讲，需要到很多地方去讲，我们能够吸引大家，我们能够争取资源，为中国的公益寻求支援。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我们收多了，肯定就会有纰漏，但是我心里没有畏惧，因为我做的这个事情不是为我自己，我们没有私利。

同时必须要承认，我们就是普通人，不是神，我们肯定会犯错误，如果说犯了错误之后，我们诚实地告诉大家，然后我们联合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更加的民主和开放，我们就能够避免比较大的过错或者是失误。做了三年，就是开放和民主的方法保护了我们。

 

谁想移民都正常 更愿意留下来实现变革

 

问：前几年有很多的明星移民，包括柴静也到美国生孩子，你会不会想到移民？

邓飞：首先我不会认为我是一个什么名人或者明星，我就是一个公益志愿者，一个不肯放弃梦想的记者。要说移民，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想，我们的空气这么糟糕，我们每天要遭遇到雾霾的伤害，我们的水也不知道安不安全，我们吃着可疑的食物，谁想移民，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包括我自己，我也想过更美好的生活。不管是为了下一代还是上一代，也为了我自己，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我又想，我可以移民，我的家人呢？我的亲朋好友他们移不了，这个社会总得有人去做事，总得有人担负责任，总得有人勇于尝试，我恰好就是这么一个热心、热情的人，所以我更愿意留在这个国家，然后我们一起去实现变革，我们相信我们是可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的。

 

问：有很多包括做环保运动的公益人士也都选择移民，有一对夫妇这么多年倡导中国的环境运动，前段时间听说他们也移民了， 你会不会某一天以一种失望或者其它的心态而选择移民？

邓飞：每个人的方法可能是不同的，我不知道未来我和我的家人会不会移民，但是我觉得，我发现了我的使命，我就想大家能过得更好，这不管是我做记者还是做公益，我愿意实现这个梦想，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这个梦想，但是我会尽力。

 

希望有更多的人做公益  不怕被超越

 

问：你的新书《柔软改变中国》，这个柔软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这个抽象的概念下面包含着哪些具体的行动？

邓飞：柔软，我把它理解成为就是爱、悲悯和关切。做记者时，我们认为我们的天职就是要去批评、揭露、展示，我们兴奋的是一个真相的力量，也可以说是一个愤怒的力量。但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去做一件建设的事情，我们把大家的爱和善良联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大的力量。我把它概括起来就叫柔软的力量。    

    

问：你在这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定位？

邓飞：很多年前我就想自己变成这么样一个人，大家都很信任的一个人。大家都能信任我，即使是被我批评的采访对象。正是这种信任，让我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和资源，所以说我们能够去做很多的事情。

在这个公益项目中间，我觉得我最大的价值还是公信，这个公信就是大家都信任，我们提出一个创导之后，大家信任我们的创导，我们去行动的时候，大家信任我们的行动，所以我们看上去就比较有效率，我们就赢得了变革。

 

问：你用了十多年做记者的生涯换回的是一份信任，然后有媒体的资源，这些东西是很多人没办法走的路，可能它就是一条独有的邓飞的路。

邓飞：我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对于很多传统组织来讲，我是创新者。但是技术在发展，在很多更年轻的人看来，我们的方法也很传统。

我花了10 年时间得到这份信任，如果我们有更好的传播方法、更好的技术，我们赢取信任的时间会更少，或者说会更便捷。

我们努力地要告诉大家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是什么？资金众筹、事物众包，怎么样把大家整合起来、联合起来去办事。

如果更多的年轻人掌握了这种思维方法以后，他们得到了更多、更新的技术，他们促成变革、推动变革的时间比我们要短，这就是一代要强过一代。

 

问：你害怕在这种互联网快速的时代，说不定就是哪一天，在你三年、五年的目标还没有达成的时候，突然间就有一种模式取代了你，或者说你的模式被否认了。

邓飞：首先我们没有私利，没有什么好失去的。

如果说时代在发展，有很好的技术、工具能够出来，我们是很容易可以发现或者获取的，我们运用更多的、更新的技术，再加上我们的理念和我们的方法，我们一样可以得到发展，我不惧怕竞争，因为有竞争我们才会有压迫，我们才会做得更好。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公益，或者说能够超越我，这样的话，我们的效果就更好，这是我最愿意看到的事情。

我们关切的是孩子这一块，我们不负责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说更大的来讲，我们关切的是中国乡村的问题，我们有我们的风格在这里，我不担心。     

 

不需要做人大代表来实现变革

 

问：2012年，全国县区人大选举时，网络上有一种声音，大家推选邓飞来做全国人大代表，您有没有过在下一届的人大代表选举中参选的想法？

邓飞：我暂时没有这个想法。第一，不是我有这个想法我就可以实现，这是根据现有的政治制度和代表选举的制度来决定的。第二，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方法去表达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的声音一样可以通过媒体来传播，一样可以去影响公共决策，我们也没有必要强求用那个方法。

如果说我们现在去通过一个自荐的方法，对我们来讲更多的是一种伤害，因为我们打破的是一种规则，这个规则一旦被打破，我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能更多人学习我们去竞选人大代表，这对我来讲，我不能承受 。

仍在寻找组织或个人做第三方监管

 

问：2011年底，徐志戎（肉唐僧）对“免费午餐”的运作提出“项目运营成本应单独募捐”“公开票选设立拨款委员会”“明晰组织边界与功能”等建议，并警示“免费午餐项目承担不起名誉上的失败”。你是怎么看待这些建议的？

邓飞：老徐给了我们很多建议，我们非常谢谢他，至少他花了很多时间来给我们写这份建议，并且他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保护民间的这点血脉。

他提的建议中，我们认为非常棒的就是一定要有第三方。现在我们这个组织筹了钱以后，我们来决定有哪些学校是合乎我们标准的，我们把这些钱交给国家基金会，然后经我们同意，由国家基金会去打款。如果说有一个第三方的组织，它帮助我们做学校的审核、审定，可能会更加严密。

我也在寻找这些组织或者是个人，能够帮助我们来分担这些工作。但是有个问题，如果说这个志愿者他收了钱，就变成我们的全职或者兼职了，那和我们区别就不大，如果说他不收钱，纯粹做志愿者，他能工作多久？我们有很多的志愿者，但是长期来投入时间和精力，并且分文不取的还真不多。

 

问：老徐还提到了你们不能有办公室不能有车。

邓飞：我觉得这个不对。我们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组织，我们需要灵活，需要尽量降低成本，这是对的，我们有9个团队，40个员工，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全职的，没有自己的伙伴，我们的工作就难以保障，那会让我们的捐款蒙受损失。我们为了这9个项目能够持续下去，肯定需要办公桌，电脑，大家每天在那里工作，我们至少要有一个控制体系。如果说我们没有办公室，那我们就没办法开展工作，我们就没办法去持续的服务捐款人。

 

问：你也是位父亲，最开始你可能只是想做一个免费午餐，后来又持续地想到了做医保，这是否跟父亲的角色有关系？

邓飞：最开始做免费午餐，更多的是一个父亲的不忍，因为我有孩子，我看到自己的孩子，我会想，如果 她 运气不好，出生在中国的乡村 她 会怎么样。我看到人家的孩子在乡村里面遭遇这种困境，蒙受饥饿，我当时也在想，如果说我是他的父亲，我该怎么办。

因为一个父亲的不忍之心，让我做了免费午餐。做了免费午餐以后，我们又发现孩子有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去做其他的公益项目，这一切我觉得都是来自于这种敏感。而这种敏感它的本质就是爱，对孩子的爱。

 

希望每个乡村孩子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问：最近在一些报道中，大家提到你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个人，叫徐永光，媒体还会把你们俩之间做一个比较，你是怎么看待这种比较的？

邓飞：徐永光老师是希望工程的创始人，他是公益界德高望重的前辈老师，对我的帮助也特别大，他也很敏锐，他把我们的行动提炼成为是一个微公益，他还表述说，微公益一方面是来自于微博，第二，它的特点就是动员和联合微小之力，我认为这个概括非常精准。

我们保持了很好的联系，我写的《柔软改变中国》这本书，也送给他一本，他也给了我们很多指导，他代表着中国公益界的思考力，我们也是在他们这些前辈的影响下竭力前进，然后一起去发展中国的公益事业。

 

问：他是从官场到公益，而你是民间的公益，你觉得哪种方式是更适合中国？

邓飞：徐老师是从公务员体制里面跳出来做公益，我是从媒体跳出来做公益，两种形式都是时代使然，都是那个时代里面的产物，我们没有办法去类比说哪种方法更好。相对而言，我会更加敬佩徐老师，因为他要离开他的那个非常舒适的体制，然后要冒很大的风险来参与公益。我更多的就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行动，因为无论是做媒体还是做公益，我们都是为了服务公共利益，所以我的转型没有那么惊心动魄，也不会有那么多既得利益要去抛弃，所以说我还是蛮敬佩他的。

 

问：现在都在说中国梦，你自己心里的一个中国梦是什么样的？

邓飞：我心里的中国梦是，每个乡村孩子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因为他们运气不好，出生在中国的乡村，他们就必须要沉沦到最底层，这就是我的梦想，每个人都有机会。

 

教会乡村孩子建立互联网思维

 

问：做公益这两三年，你有没有规划过三年以后要做成什么样子的？

邓飞： 我想的更多的是怎么样把我们这8个团队和这个社会型企业优化。比如说我把这些乡村儿童的项目全部联合起来，变成了一个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这一块是乡村孩子的板块，我们还做了一个水和鸟，一个让候鸟飞，一个中国水安全，它实际上是中国乡村的环境。

现在有很多农村资源，也有很多城市社区资源，我就想怎么把农村卖到社区，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让孩子们的父母能够回家，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个益农计划，为乡村经济服务。

我们有乡村儿童、乡村环境和乡村经济三个板块。有了这三个板块后，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很多人、财、物等资源全部配置到各个不同的领域里，我们还会有柔软电台，我们还会有俱乐部，等乡村这些孩子们成长起来以后，我 要教他们怎么样用淘宝网，建立互联网的思维和方法，能够留在中国的乡村，去卖我们的产品，这是我要做的三个板块。这可能是一个五年计划。

十年计划是什么？这帮孩子十年后变成我们的志愿者，变成捐款者。那个时候，中国乡村孩子困境的问题就初步能够得到缓解，以后我就可能会做一个养老的项目，我要这些孩子们去关切当年帮助过他们的城市里的叔叔阿姨，他们年迈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养老项目。

我们要不停地往前面滚动，然后要把整个我们的公益事业变成一个生态，让它自我去成长，通过这些行动改变城市对乡村的掠夺，而不是什么事情都要靠我，把它形成一个氛围，一种生态。我们为什么要推介《柔软改变中国》 这本书， 因为我们需要让更多年轻人能看到我们的方法，我们的逻辑和我们的路径。

 

问：你现在一直在说公益，以后你不会再回媒体了？

邓飞：我经常会说我是一个记者，然后我再说我是一个公益志愿者，那就是我的潜意识，我在内心里面还是很把自己当成是一名记者。即使在做公益的过程中间，我还是不停地在写，虽然说现在不是写报道，而是写微博和微信，我至少保留了这种写作的能力和对时事的敏锐和敏感，我相信哪一天我还会回到媒体，那个时候我可能会做一个不一样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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