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冀豫

北京中学文革中“老红卫兵”成员

一位经历了“文革”时代的老人,2年前发表署名文章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认账”。

他经历了“文革”时代。2年前,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文章署名文章,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认账”。他说,“认账”是第一步,还要想想,为什么这么干。他想告诉世人,以后不能再这么做了。

我就是那个王冀豫,51年生的,今年62岁。我是经历过文革的,其实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孩子,15岁吧,什么也不懂。我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认帐”的文章,讲述了一个文革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它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东西,不是什么打死人,人命的一个简单的问题了,它应该给我们带来一个更深邃的一个思考,就是为什么会爆发文革,革命到底是什么。

我想了想,为什么我们会爆发这个文革,这个文革它有一个前因,这个文革怎么形成的。我想想我小的时候,大概在60年代初期,我上了小学的时候,62年,就走出饿死人的那个年代,我突然感觉到我身边洋溢着一种革命的激情,在涌动着一种思想,这个思想就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思想熏陶之下,我们确实有过一段很有情怀的生活,很充实的一个精神世界,我们要解放世界上2/3没有解放的人民,我们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祖国的宝岛台湾,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伟大的革命的憧憬,我们要为革命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我们甚至在63年,64年的时候我们接触了像雷锋,王杰这样的英雄,他们以一种新的英雄形式步入我们的脑海,步入我们的兄弟,让我们要做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结合到我们在少儿时期看到的,像马特洛索夫,就是普通义兵,这样的一些苏联的一些故事,包括保尔柯察金、舒拉、卓雅,种种这些英雄人物,一个大的贯穿,在我们眼前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富丽堂皇的前景,就是为革命去献身。

最后我就发现,我们为这个革命献身的过程中,也有很多迷茫。比如你学习很好,那会被人誉为是五分加绵羊,如果你要是读书读的很厉害,读的废寝忘食,人家会说你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都给你划出一个生命的曲线来了,一个周期来了。那么这一切东西在我们心目当中提出了警醒,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读书,为什么去读书,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时候,因为我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我是一个军队大院的孩子。在部队这所学校里边,在60年代后期我就发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涌动,当时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部队开始逐渐的毛泽东化,这种毛泽东化的结果,更多的就是我们对于他老人家的无限崇拜,这种崇拜就是它会汇成一种小道消息,就比如毛远新和王海荣,主席跟王海荣、跟毛远新和李娜和他们的一些讲话,它是作为小道消息在院里来流传的。讲到了分数的秘诀,讲到了这个,讲到了那个,这时候我们对教育革命有了这种思考,我记得那时候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很淘气,小的时候,喜欢大自然,喜欢花鸟草虫,喜欢骑驴,喜欢在河里摸鱼,喜欢爬房,上树,反正很淘气。我记得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爬过一个47米高的大烟囱,觉得自己很牛,别的孩子不敢我敢,也是一种莫名的一种英雄主义的一种涌动。

完了在我刚上中学的时候,我就经常到玉渊潭去,玉渊潭那时候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是一滩大芦苇荡,也没有什么八一湖。在这个芦苇荡里有很多的鸟,尤其到了候鸟的迁徙季节,到了秋天的时候,从北方很多鸟就飞到这个地方,要从这儿暂时栖身,再往南飞。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动物保护的意识,很多人就抓鸟。因为北京的,老北京,尤其满族人,就是所谓八旗子弟,提笼架鸟,公子哥,爷劲很足。有一个老人他就在玉渊潭抓鸟,我老逃学,结果我们就形成了忘年交。我就经常坐在他身边就看着他抓鸟,他把芝麻油,就麻油熬成那种很粘的胶,完了涂在树枝上,底下放上一只鸟油子,也就是训练好了的鸟,用这只鸟招别的鸟,给鸟粘住了,他就把这只鸟放在鸟笼子里,拿回家去了。我就看着他抓,觉得特别奇妙。然后我就在上学路上讲,昨天我碰到这么一件事情,结果那些高中生们,突然脸一拉,就跟我讲,都什么时候你还想着这些事儿,后来又甩给了我一份报纸。我把这份报纸拿回去一看,是一封洋溢着革命激情的信,写报纸的这个人叫(宋清鲁),这个报纸的内容就是说,我们很多人有自来红的思想,我们认为我们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不好好读书。但是有一天,还提到了在学校里表现好的,学习好的,往往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他们将会有一天把科学技术阵地抢回去,使我们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革命政权,就会毁于一旦,我都觉得我也应该好好读书,就这么一份报纸,就能够激发我一个学习好,努力学习这么一份心。可是当我们正在准备好学习,也确实有所建树和成效的时候,又有人说了,这是五分加绵羊,又有了人说了,这是死读书、读书死、读死书。后来我就觉得我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更好的学习氛围,所以就接受了,自觉不自觉的接受了,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红卫兵运动实际上它有了这样一个社会氛围,而且不是一群人,一两个人,一大批的人,甚至是一个阶层的人都在有这种思维的时候,红卫兵运动的产生,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那只是一个火星子的问题了,是谁去点这个火的问题了。我认为文化革命的铺垫有这么一个铺垫的,有了这样一个铺垫才可能会形成后来的文化革命,才会有红卫兵运动的产生。学校开始闹事了,给学党委贴大字报,我也是其中人员之一,给组委贴大字报,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就很担心了,搞过历次运动,知道学生闹事的结果,很可能我成为右派。那我怎么办,我父母告诉我说,你想当兵吗,想打仗吗?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心态,就是中美战场上,选拔我们的红心,这次主席所谓的对我们甩过来一句话,就是看看你们对我忠诚不忠诚,就看打仗去吧,我就很高兴,我说如果能当兵打仗那我太高兴了我父母就跟我讲,你去一个部队,这个部队叫73团,是专门跑胡正那条道的,你将会成为这个部队的一员,成为一个国际主义战士,我就很高兴,就去了。那是1966年的6月底,到了部队我赶上七一,赶上八一,全国山河一片红,部队也开始把军装里面帽徽都换成红色的了,我经过了整个一个部队的变迁。农村兵会种地,我会干什么呢,我说我会骑马,其实我就骑过驴,于是把我分到车马班,我就是成为一个地道的马官,和我现在的职业就形成了一种共性关系,我就是一个马夫,养马的。

这样的话我就放起牛来了,其实每一个要出国作战的战士都要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叫入伍教育,结果这个入伍教育过程中,那些战士就跟我讲,说你是一个当官的孩子,你的父母是走资派,很可能会,后来事实证明真是这样,我就从部队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又回到学校,但是我没有回到我原来的铁路职工子弟第三中学,我到翠微去了,是我们那儿的同学跟我讲,干脆你到我们学校来吧。

我到了翠微找到了一种共性的一种感觉,都是各个大院的坏孩子,谓调皮孩子凑到一块,这些人有着共同的教育经历,我们都是从寄宿制的幼儿园小学走出来的,所以思想,感情,立场观点都特别的一致,就惊人的一致,于是马上就汇成了一伙人。这伙人就是当时的老红卫兵,我是被思潮涌动,裹入了这场运动,正式介入这场运动。

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讲了革命首先第一个它是没有规矩,我们记得那时候有首唱叫红卫兵造反歌,也是第一首歌,叫“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它的最后结束语是什么,“你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你要是不革命的,就滚他妈的蛋”。它是写入歌里的,那歌里唱起来很有意思,“你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你要是不革命的,就滚他妈的蛋”,就滚他妈的蛋、去他妈的蛋,就难听极了。

第一次有股热血的东西进入青年人的脑海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激情呢,我们可以和旧的所有制,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的决裂了。比如红卫兵,我们都知道有一本书叫《北方的河》,《北方的河》那个小说是张承志写的,而红卫兵这三个字恰恰是他写大字报的笔名。我觉得现在好多人在搞这个网名的时候,用自己给自己起个什么名字,其实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它就是一个笔名,它就是一个网名,用现在的话来讲。而且这个组织是很有意思,它是分了很详细的派别,很多人想把他们变成一伙,变成一种人。其实不是,他们是多种多样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观点,它的个性化表现的很充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你们必须是三忠于四无限的典型,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你们是五个统一的代表,你们必须跟毛泽东的步调一致,要听他老人家指挥。所以说说起来文革是这,是那,其实文革是真正的一种权利洗牌,在这种权利洗牌中我扮演了一个非常可悲的角色,给我自己,关键是给对方带来了根本就没法弥补的损失,因为我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

有一个过程,我过去讲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一个人要想变成好人其实挺难的,要变成坏人太容易了。我刚才讲了半天做一个铺垫,这个派性,它代表了很多野心家对于权利的一种驱使,完了就汇成了不同的思潮,汇成了不同的组织和派别,我们对立派跟我们闹的很凶,在闹的很凶的过程中,我们也有打击他们软肋的方法,我们当时是唱着红歌,我们在打流氓,打黑社会,在打击地主,整个行为第一不依仗于法律的,是没有法律约束的。我们是用主义去代替法律,用感情去代替思考,是这么一些人,很简单,也很暴力。

有一次我们参加对立派的一个活动,给人家捣乱,捣乱的时候对立派那些人就被我们打了,打的很厉害,尤其我们是空军的孩子都穿那个飞行靴,就踩那个孩子的头,踩着砸在水磨石地上发出那种响声就特震撼。我当时我就挺害怕的,我就扑上去了,就抱着那个人的头,我说不能那么打,再打就打死了,后来有一个高中生又把我拽下来了,说你这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流氓,他是人民的敌人,说的我特无地自容,我就觉得我也应该像他们一样,应该毅然的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武装自己,应该摒弃这种超阶级的爱,超阶级的人性。这是当时我们挂在嘴上的话。5分钟之后我可能比他们谁都凶恶,直到有一天我打死人,其实我都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偶然性的,偶发事件,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你自己通过你自己的人生走向,一定给自己一个规定,当你人生泯灭的时候,当你打人作为一种取乐的时候,当你认为革命最高权威就是暴力的时候,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最终的结果今天或者是明天,你一定会把对方置于死地或者是被对方打死吧,也有可能,当然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小,就小在对方还没有我们那么凶恶。

这就是我的一个经历,有人问我,说你在文革都干了什么,说文革我都干了什么,我也在想,文革在干什么,捣乱,破坏。这就是革命。有一次我们讲到前面那个老头,就是养鸟的那个老大爷,他呢家里养了很多鸟,结果我记得是67年的5、6月份闲的没事儿干了,我说咱们抢鸽子,抢热带鱼都没什么意思了,我说干脆我们抢鸟吧,养鸟吧。怎么抢呢,我们就给自己找一个非常正当的口号,叫破四旧,就拉着大旗,做着虎皮,裹着自己就吓唬别人,跑人家去抢鸟去了。

这个老大爷见了我以后特别激动,“你又来了你都是大小伙子了”,那时候我已经16岁了,身材很高,跟现在一样,非常的健壮。过去以后我就把那老头按翻在地,一下子把老头摔倒了,过去我就摘鸟笼子,这个老头特别气愤,拿了铁锨就冲过来了,我一把把铁锨给攥住了,又把老人给摔倒了,可见这个老人没什么力量,跟我比的话,我确实很强大,虽然是在欺负人,当我抢完这些鸟以后,良心上一点都不受谴责,觉得这很自然,觉得这是应该的。过了若干年我在跟一个凤凰卫视一个记者说这件事的时候,很有意思这个记者晚上去做按摩,正好去的是玉渊潭那个地方,有一个老中医给他按摩,按摩的时候他讲,当年有那么一个人在你这儿干过这样的一件事而,后来那个人说,你说的是空军大院那个黑子吧,你看看,人在做天在看,别以为干了坏事,老天爷给放了。

肯定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一直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我就觉得当我有了人命,负案在逃,想到越南打仗,找了一个很冠冕堂皇的口号,用这个战争来洗刷自己罪恶的时候,我都知道我都知罪了,那个时候。到了湛江,我们在湛江滞留了,在湛江滞留过程中,两派就武斗,在武斗打到什么情况下呢,打到我们都不能出门的情况下的时候,这个武斗停了,停了以后我们就听说很多人被打死了,而且是无辜的人,我们就到了海军的422医院,就湛江,南海舰队的一个医院,到医院去看,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很多的死尸,这些死尸非常的无辜,有一个大连海军学院毕业的一个学生,自己拿了一个甘蔗在路上走,从这儿打进去,从这儿打出来。还有一个小女孩我估计也是卖甘蔗的吧,一颗子弹从前面打进去,从后心打出来,后面打了这么大一个洞,还有一个老头也是从这边打进去,从那边出来。这三个人我印象最深的,然后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股血腥味。

后来我就想,在这朗朗乾坤之下,在这场伟大的文化革命中,就是这个文革给你的感觉就是说,当那么多人在无辜的死亡的时候,你对这场革命一定会提出一种质疑,而且事到今天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文革。就是当我走出这个太平间的时候,或者停尸房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难受,难受极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朗朗乾坤之下会发生那么多的悲剧,而且今天我们再提到文革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人很迷盲,都不知道文革是什么东西,你们可能只是从小说,从艺术作品,从文学作品,看到了王朔,看到都梁他们写的文革,其实我们讲的是血色浪漫,血色是不足的,革命是非常血腥的,革命一定是悖论。其实今天我讲了半天就是一个目的,绝不做有选择遗忘的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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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试图与社会的喧嚣保持距离,却又难免被裹挟着随波逐流。当逆流而行成为一种选择,当表达与诉说成为一种习惯,人,才能成为自己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