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老兵回家”活动发起人，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我们基金会关注是战争背景下个体士兵的命运，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就是一群没有回家的士兵的故事。76年前在国难当头日寇全面侵华的时候，有很多的孩子告别了自己的母亲，义无反顾的走上了保家卫国的战场，战争结束了之后，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以及一些历史的原因，有很多士兵滞留异国他乡，再也没有回家，在5年前我在缅甸遇到了89岁的湖南籍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那时他和他的家人失散已经长达70年时间，在李锡全的床头我发现一本中国地图册，我好奇的打开这本地图册一页一页的翻，当我翻到湖南那一页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那一页是被翻的最烂的一页。李锡全看着我，然后指着这本地图册，指着湖南那一页说，我想家的时候就看看它。在2008年的10月份，在很多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李锡全终于回到了阔别70年的家乡。
5年时间我们分别从缅甸，泰国，越南，以及台湾，云南边境等地，帮助流落于此的40多位老兵找到了他们失散的亲人，并帮助他们回家与亲人团聚。但并不是所有的找到亲人的老兵都可以与亲人相见，在缅甸边境有位老兵叫陈学良，他的家在四川，当我们的志愿者费尽千辛万苦，帮助他找到家的时候，他的亲人却拒绝了这场期待半个多世纪的相聚，我们从他亲人的话语中，能明显的听到他对这位老兵的抱怨和仇恨。在那个不堪的历史年代，因为陈学良隶属于国民党的身份，他的整个家庭受到了无休止的迫害。直到去年陈学良去世，他至死都没有见到他的亲人。
在贵州有一孤寡老兵叫谢庆昌，当年当兵走的时候他只有14岁，他记着母亲抱着他不肯让他走，但是来抓壮丁的人一脚就揣开了他的母亲，强行的将他带走，他对母亲的唯一印象就是，他小时候很调皮，母亲经常会用竹竿来打他，但是每次都是轻轻的打他。后来战争结束之后，他滞留在云南娶妻生子，在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他再一次被抓壮丁去打内战。后来滞留在贵州，谢庆昌委托我们帮助他找他的妻子和孩子，我问他，我说谢爷爷，你的妻子或许早已改嫁，找到她之后你准备怎么办呢，谢爷爷不假思索的告诉我，我只想跟他们说一句对不起。这是一个父亲对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的愧疚，但是谁又给谢爷爷说一句对不起呢。后来我又问谢爷爷，我说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谢爷爷听到这句话，看着我的眼睛沉默了很长时间，我能发现他在努力的回忆和思考，许久之后他告诉我，叫宝宝。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宝宝，当谢庆昌的孩子，他的父亲还没有为他起好名字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再一次被战争所挟持。就在上个月，志愿者终于找到了这位叫做宝宝的孩子，他在电话里面听完志愿者的讲述之后，冷冰冰的说了一句，我不认这个父亲，他说自我出生的时候他就当兵走了，没有照顾过我一天，后来我的母亲为他受了一辈子的苦我不愿意认这个父亲。就在上个星期谢爷爷因病住进了医院，他唯一牵挂的是什么时候能见到他的宝宝。这位老兵一生中两次被抓壮丁，分别，告别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再未相见这也是一个男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女人。我们看看作者最后的努力，我们期望，我们对人性的关注和呼唤，能跨越战争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创伤，老兵回家活动不仅仅是跨越家庭之间很多隔阂，我们还试图通过这种对人性的关注，跨越党派之间的隔阂。
在2009年5月30日，9名流落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家，在跨越国门的那一刻守卫国门的边防武警派出了两位礼兵，用一个军人至高的礼节欢迎他们回家。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景，共产党的现役军人和国民党的老兵，互敬军礼这无疑也会是历史性的一刻。我们曾在越南接回了一个老兵，他没有打过抗战，他参军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那时候内战已经到了尾声，当他穿上军装，还没有摸到枪的时候部队就开始撤退。他一直撤退到越南，滞留在越南最南端的一个孤岛上，后来我们帮他找到了他的亲人，接他回家，当我看到这个老兵和他失散62年的哥哥相拥而泣的时候，我开始来审视和反对战争，我觉得对于这些个体的士兵来说，不管他们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他们都不应该承受历史和政治的包袱，他们都不应该承受党派的隔阂带来的灾难。
在泰国的金三角有很多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到那里逃亡到那里的中国人，他们在当地加入了反共救国军，试图反攻大陆，政治幻想早已破灭，虽然到现在两岸的政治尖兵早已消融，但是这些老兵因为他们的身份，因为他们曾经参与了那场战争，他们还只能滞留在金三角无法和他们的亲人相见。在台湾我曾经访问过一名共产党的老兵，他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被敌人捉去当了战俘，在1953年遣返战俘的时候，他选择去了台湾，我从他的满脸的落寞中能看到他对家乡的渴望。但是他不愿意回家，因为在我们传统的理念中他是一个可耻的叛徒，他的亲人也会因为他的选择而遭到更多人的唾弃。衣锦还乡是每一个士兵的梦想，但是他却无法得到这份体面，离我们最近的一场战争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影片《高山下的花环》，还有歌曲《血染的风采》，到现在我们还记得这个影片的很多的细节，那首歌的旋律依然回想在我们的耳边，但是那些当年走向战场的士兵，早已被我们忘记。两年前曾经有一位母亲找到我们，她说我的孩子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牺牲了，但是直到现在我不知道他安葬在哪里。关于这场战争很多人都知道一张照片，在2004年的时候，一位贫困的母亲终于得到了一笔路费去看她的孩子，她的孩子在20年前在前线阵亡，到了烈士陵园，她抱着她孩子的墓碑失声痛哭，有人写这首诗，妈妈我等了你20年，妈妈，妈妈那一定是你，我听到了那手工的绣花布鞋踏在地上的声音，我从襁褓时就开始听着，一直听到我穿上绿色的军装。妈妈，20年前当我被敌人罪恶的子弹击倒在前沿，我多么希望您用双手抚平我的双眼，用你温柔的手再一次抚摸我的脸颊一遍。
说到这些烈士的墓地我想起了在缅甸我看到了很多的场景，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人在缅甸修建了非常多的纪念碑，几乎在当年每一个战场，在每个有日本军人阵亡的地方都有他们修建的纪念碑，灵堂。在一座佛塔的底座上，他们刻上了阵亡的日本军人的名字，在一个纪念碑的碑文中甚至还记载着有763匹战马阵亡的计数。2012年日本副手麻生太郎前往缅甸访问的时候，他没有忘记的日本人墓地去祭拜。英军在缅甸也有好几个墓地，那是一个无比美丽的地方，绿油油的草坪上缀满了黑色的墓碑，墓碑上写着士兵的名字，他们整齐的排列着，犹如他们当年走上战场的时候，仿佛他们从未死去。我们在两年前抵达这个墓地访问的时候，墓地的管理者看到我们，非常惊讶的上前来询问我们，说你们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我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他又问，你们来自中国台湾，我说不，我们来自中国北京，他又非常好奇的问，那么你们是来做木材生意的，还是来做石油生意的，那一刻我们每一个人都无地自容，我们非常羞愧的告诉他，我们是来寻找老兵的，墓地的管理奥斯卡简直要跳起来，他说我在这里工作了有20多年时间，我几乎看到了所有国家的人，他们来这里寻找他们的士兵，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在缅甸当年阵亡了有十万的中国远征军士兵，当年也修建了无数的墓地，但后来因为一些历史的原因，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别说是尸骨，他们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我们曾经组织了重返缅甸战场的祭祀团，定时整个缅甸战场，我们找不到一块完整的墓碑，我们找不到可以向这些先烈下跪的地方。我们只能在荒郊野外，我们只能在马路的旁边，我们只能在居民区的屋角，向他们点上香烛，向他们献上鲜花。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除了关注幸存的老兵之外，我们也已经行动起来，发起了寻找这些遗骸的工作。在寻找老兵的过程中，我们还接到了很多的求助电话，他们在寻找他们的父辈，有一个白发苍苍的奶奶找到我们，她哭着说，我的父亲在当年抗战的时候就去当兵了，后来再也没有消息，我不期望他还活着，我只想知道他死在了哪里。但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他死在哪里，因为历史资料的短缺，有很多的后人在寻找他们的父辈时，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希望，这种漫无目的的找寻，让这些后人的余生又充满了哀伤和纠结。
作为一家民间机构我们知道或许这种找寻已经没有结果，但是我们一定会去坚持，这不仅仅是慰藉那些死去的亡灵，还要告诉更多的生者，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应该体现它最应该有的担当和责任。每年九一八的时候，官方的媒体总会发表一个社论，勿忘国耻。1931年的9月18日，我们的国土开始沦陷，那一刻被我们称为国耻日，但是在今天当我们看到还有无数的，当年在战场上幸存的抗战老兵，依然生活在贫困与彷徨中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年无数的英烈他们的坟茔早已被开发商的推土机夷为平地，尸骨横陈，而这段本应该永远铭记的国家记忆也在日渐被我们抹去，或者遗忘。这才是真正的国耻，1931年我们国土沦陷的那一刻只能称之为国难，而这种耻辱也会牢牢的定格于这个时代，以及这一代人身上。这段历史它本来应该传承的，供奉国内的精神正在日益消弭。而愈演愈烈的事件中以砸日本车为荣的仇恨和狭隘，这段历史也正在以这样一个荒唐的结局而谢幕。面对这样的场景我常常反味自己，我们真的胜利了吗，我在想战争的胜利不仅仅是打败了敌人，更为重要的是当年无数先烈义无反顾的走上战场的期许还远远没有到来，这种期许就是这个国家的文明，这种文明就是对历史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试想，当那些舍家卫国的老兵依然老无所依的时候，这个国家还有什么资格值得更多的人去爱。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仅仅成立两年多时间，我们希望以这种匹夫之力能推动这个国家文明的进程，以及这个国家精神的重建。老兵回家不仅仅是一段历史的回家，更重要的是人性的回家。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一个国家的强大无关于GDP，无关于飞船上天，抑或是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而是源于对生命的尊重，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