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口述/张步兵

天安门给人拍照

1978年张步兵的“东华门摄影部”。

张步兵的手风琴。

张步兵考上大学，学的是摄影。

1996年5月，张步兵成为《新闻调查》的第一任制片人。

这是属于我的最重要的东西，但我从未见过一眼。传说中的档案，让我比别人多花了一年时间。

1981年的春天，我在首都机场邮局，整天看着零零星星起降的飞机，盘算着我的未来。我1979年底到机场邮局工作，那时候中国民航为了给国庆30周年献礼，修了新候机楼（就是现在的1号航站楼），北京市邮政局下属的国际邮电局在新候机楼要增设营业点，便从大批的待业青年中招收了40个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参加工作不久，我和单位里的一个姑娘开始了初恋，但初恋时不懂爱情，这段感情仅持续了半年便终结了。两个人还要在一起工作，低头不见抬头见。失恋后我就一个念头：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可那个时候，人和单位的关系是终身的，调动工作几乎没有可能。

想来想去，离开邮局的唯一途径就是考大学。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正好高中毕业，因为一个理想的破灭而发誓决不参加高考，关于这个理想下面还会说到，但时过境迁，被逼无奈，1981年我报考了广播学院的电视摄影专业。

我有点儿摄影的底子。早两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和刚毕业的待业青年太多了，政府安置不了，便号召大家“生产自救”。家父是位军人，调到外地工作后每月给我寄生活费。但得知我拒不参加高考，一气之下就不再寄生活费了。于是我就和胡同里的一个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拿着一台老旧的120相机去天安门给人拍照。

天安门哪，这可是伟大祖国的心脏哪，谁来了北京不去天安门，去了天安门谁不想留个影儿？生意很好！待业青年生产自救还一切税费全免。一天能拍100来份照片，一份收人七毛五，算算成本才两毛钱。晚上在厨房里把照片洗好，第二天给人按地址寄过去，然后俩人就分钱，一天能分个二三十块。 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才三四十块。

我们应该算是中国最早的个体户，但那时还没有个体户这个称谓。1978年的夏天，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顾客如果察觉到是“私人”的照相摊，掉头就去找国营的。我去文化用品商店买来铅活字，用皮筋儿绑起来，蘸了油墨往装照片的信封上一盖，赫然几个老宋体：东华摄影部，下面再用小号的仿宋体印上地址。

顾客看了这信封，十有八九会认为这是国营照相馆的营业点。我家住在东华门街道，地址是自家的真实地址，所以应该不算商业欺诈。这么一个小伎俩，我的生意比别人好许多。

天安门广场居然出现了几十个私人照相摊，这合适吗？出现坑蒙拐骗怎么办？非议渐起，练摊者惶然，被人驱赶时有发生。直到1979年的一天，《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好大一张照片，照的是在天安门广场给人照相的待业青年。配发的文字大意是北京的待业青年自强自立，值得钦佩。那年头被报纸表扬，就是被党和政府表扬了，没人再敢说个不字。

中青报为什么会来报道，有什么背景吗？不得而知。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有一天，我不慎把一个胶卷冲坏了。只好把钱给人家寄回去，除了道歉还承诺人家下次来北京给免费捏一张。不久我收到其中一位顾客的回信。这位顾客是襄樊地委的一个领导，来中央党校学习。他说没能在天安门留影是个遗憾，但北京的待业青年如此诚实守信让他感动和欣慰。

他在党校时就听校长胡耀邦提到过天安门广场出现的私人照相摊，耀邦同志对此高度赞赏，对各种非议给予了驳斥。这位地委领导认为退钱这件事证明耀邦同志是正确的，我们的青年不会因为摆摊照相而变修、变坏。

天似乎越来越晴朗。我的照相摊在广场北边，“老舍茶馆”的创始人尹盛喜，当时在广场南边卖2分钱一碗的大碗茶，技术含量和利润率比照相的差多了。但尹总整出了一个名震中外的“大碗茶商贸集团”，而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听到招工的消息，立马收摊。

摆摊照相挣钱多，但是几乎没有人把这当长久的营生。因为人要是没有“单位”，那就没有劳保、没有公费医疗、没有分房、没有退休金，更没有姑娘嫁给你。

为了安置50多万待业青年，1979年夏天北京搞了一次全市大招工。应招者参加统一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和填报的志愿分配工作，公开透明严禁舞弊，和高考的模式一样。我如愿以偿被北京国际邮电局录用。我觉得这个单位很好。邮局是全民企业，打晚清那时起就是铁饭碗；这还是“国际”局，一定是到外国送信。

其实前几年我可不想去外国。1975年我上高一时受一位去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煽动”，决定毕业后也到延安去，扎根一辈子，改变那里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了这个理想，我在北京的各个中学串联，寻找志同道合的战友。那是一个批量制造理想主义者的年代，或曰愤青辈出的年代，很快便纠集了十几个人，组成“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落户小分队”。

当时已是文革后期，中学生毕业后只安排去北京郊区插队，两年后招工回城。对我等之流的狂热，父母自然是坚决不答应，学校虽不能明着阻拦，但以服从组织为由，要我还是去郊区插队，不要给延安的贫下中农添麻烦。这帮读《钢铁是怎样练成的》长大的热血少年，要像保尔·柯察金那样把生命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潜意识里还希望有冬尼娅陪伴着一路前行，岂能屈服于“落后的传统观念”？

1977年初，高中毕业了，学校没有批准我去延安。这没关系，我早就打定了主意，不批准也要去。但不久之后一个让千万人振奋的消息却粉碎了我的革命理想——国家决定恢复高考。消息传开，赴延安小分队的成员陆续失踪，都打算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更好地报效国家。让我更沮丧的是在延安的那几位兄长也要参加高考。人原来这么经不起考验，一个高考就瓦解了你们的理想！这就是我发誓不考大学的原因。

可到了1981年，为离开伤心之地，我不得不拿起课本，拼命复习，拼死一搏。我曾为此感到羞愧，因为违背了誓言。许多年后我说：若不是当年僵化的人事制度，我不会地去考大学。对芸芸众生而言，应该抨击那个制度；对我而言，恐怕应该说声感谢。

往下应该没什么可说的了。考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电视台，从此一帆风顺。事实差不多如此，但还有一个插曲，让我晚上了一年大学。

1981年高考，我分数比重点录取线高出20多分。录取应该没问题。电视系在高考之后还有个面试，我就等着面试通知。工作已经交接了，被褥清洗了，8月份的工资差不多都买了蜜桃请同事们吃，可面试通知却迟迟没有来。是邮寄途中出了岔子还是投递班的哥们开我玩笑？都不是，广院没给我发通知。

我跑到广院去问个究竟。一位负责招生的老师告诉我，你有癫痫，所以不能录取。我一下子蒙了，我啥时得了这个病？老师说，你档案里有一张北京安定医院的诊断证明，你有癫痫症。按照教育部的规定，这是不能录取的。 我是个很“轴”的人，一定要弄个究竟。在北京炎热的8月里，我开始为了自己的“癫痫”奔波。答案很快就知道了，原来是父亲当初不想让我去延安，托熟人从安定医院开了这个证明。

再去找广院说明事情的原委，但老师说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不可能更改。

那我明年再考吧。

明年你也够呛，档案说你是癫痫患者，还是不能录取。

我去医院开一张我没有癫痫的证明。

那你要抓紧吧，你的情况北京市招生委员会也知道，要我们批准你才能再报考。

我以为去医院再开张证明就行了，可一问才知道，癫痫是这样一种病，在发作的时候，能证明有。在不发作的时候，不能证明其无。这是个很操蛋的事情。我不能坐等癫痫发作或不发作。

解铃还需系铃人。父亲写了一份厚厚的检讨，承认自己当年为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做了一个革命军人、老共产党员不该做的事，欺骗了组织。

然后，我的中学校长、安定医院也分别就这张诊断证明的来龙去脉写了材料。

这还不算完。

既然用医学手段无法认定我没有癫痫，我想到了从小学到中学教过我的老师。我下了班就去打听、寻找这些老师。还好，花了大半年时间终于找齐了。每一位老师都给我写了证词：在我任教期间，从未看到我同学有过癫痫发作。待业时的居委会大妈、邮局局长也写了类似的证词。这些证明加起来有16份，厚厚的一沓。

招生委采信了这些证词。我被承认是个正常的人了，可以继续高考了。档案这个东西，说是自己的，但总是别人在看，而且自己还从来碰不到。我现在很想知道，自己的档案袋，是不是比同龄人的要厚一些？

1982年我再次参加高考，成绩比去年高了40多分。去广院面试，主考官是电视系主任矫广礼和副主任王纪言。两位老师对我印象不错，不仅决定录取，还商定让我当82级摄影班的班长。

但是广院招生办的一位负责人坚决不同意录取我。理由是如果我有病，不该录取；如果没病，我弄虚作假道德败坏，更不该录取。

矫广礼老师拍了桌子。这个考生的高考和面试成绩都很好，尤其是他两次高考都把广院电视系作为惟一志愿。如果这样的学生招不进来，电视系从此不再招收北京考生。不招北京考生是很有震慑力的，个中缘由就不必细说了。

我总算离开邮局，上了大学。那一年，我22岁。这个摄影专业的年龄限制是23岁，我长长地出了口气。

1986年的时候，我进入中央电视台新闻部。两年后我进入中国第一个深度电视新闻栏目《观察思考》，并在1992年担任这个栏目的负责人。中国经济的改革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变革，电视也不例外。到了1994年,我与其他同事们一起创办了《焦点访谈》。1996年5月，组织上又决定让我担任《新闻调查》的第一任制片人。

还是电视系学生的时候，我就梦想在中国做一档像美国CBS的《六十分钟》那样的节目。我曾说，电视系学生的最大梦想其实不是获什么大奖，而是自己的作品被老师拿去当教学片。

这个曾经在天安门摆摊的年轻人，梦想的起点，是那架照相机还是“赴延安小分队”的那面红旗？

(来源：南方网供网易特稿 文中照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