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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   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日前公布2009年度《幸福星球报告》,哥斯达黎加荣膺世界最幸福、最环保的国家。中国内地也高居第20位,相反香港则位列于第84位,美国114位,幸福指数比伊拉克及伊朗更低。
  “幸福指数”近来在中国成了颇热门的话题,很多地方政府都堂皇将这项指标列入施政指标,一些人绞尽脑汁,为中国或本地区争取在全球、全国的幸福指数排名,更有不少学者苦心孤诣,推出一个又一个自认为最公正、最完美的“幸福指数标准”。问题在于,一个国家的人幸福不幸福,几个指数能说明什么?
 国民幸福指数,太不靠谱
幸福指数必将和经济指标挂钩,但绝不仅限于收入,就业等经济指标,它还和人们的安全感,希望,生活压力,荣誉,价值,生活环境,精神快乐等密切相关。
细读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和“两会”的议案、提案,人们发现,“幸福指数”被频繁提及,成为衡量地方工作的又一指标。

不靠谱指数之一:实际只是“国民赚钱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的计算方法千变万化,但大体上分为两个体系。第一个体系的公式如下:国民幸福指数=收入的递增/基尼系数×失业率×通货膨胀
这个公式的所有数据都是确定的客观数值,这有利于给出一个“客观化”的数据,但如此测算出的,其实并非“国民幸福指数”,而只是“国民赚钱指数”,所能衡量的只是国民的经济生活状况,而其它和幸福有关的,如精神生活、环境保护、个人自由、家庭幸福等等,则一概不在考虑之内,照这个标准,一些禁止电影甚至国际象棋的国家、一些实行一夫多妻、禁止妇女选举权的国家会高居排行榜前列,至少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这样的排名是颇不靠谱的。

不靠谱指数之二:数据完全是可控可调的
第二个指标体系的公式比较复杂: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其中a、b、c、d、e分别代表各项指数所占的权数,而具体权重的大小取决于各政府所要实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这个公式看似全面而公正,实际上问题更大。首先,5大指数中除第一项,全是非客观数值,其中很容易根据调查者的喜好上下其手;其次,这原本就不太靠谱的5大指数,又要分别乘以不同百分比系数,而这一系数是完全可控可调的,这样一来,自然是加倍地不靠谱了。

幸福指数的提出者,往往是“常胜将军”
从统计结果也可看出幸福指数体系的不靠谱来:第一个公式起源于北欧的丹麦,而基尼系数低、失业率和通胀率长期稳定的北欧福利国家显然是这一评判标准的受益者;第二个公式则源出号称“国民幸福指数发起国”的不丹王国,而这个半隔绝状态的南亚山国,正是这个由本国提出的“幸福评判”的常胜将军。
正因为各种参数人为可调,不同倾向的调查者,会拿出完全不同的幸福指数排行榜,曾经一份排行榜将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评为第一,理由是“岛民拥有快乐心情”;英国“新经济基金”的排行榜把冠军头衔送给哥斯达黎加,理由是该国没有军队,到处都是自然保护区,人民享有“纯粹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排行榜大多出自注重环保、自然主义这些时尚理念的欧美非政府组织之手,如果是西萨摩亚或哥斯达黎加的某个组织进行类似排名,结果怕是完全两样的。

 关于幸福的若干共识,都与指数无关
  幸福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化精神体验。做饭对上班族而言是苦刑,对厨艺爱好者而言是享受;远足对驴友而言是最高乐趣,而对宅男而言简直是充军。但对于一个社会,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怎样才算幸福,还是能找到不少共识的,而这些共识与硬邦邦的指数无关。

应届大学生求职背负的“三座大山”让他们实在幸福不起来。
法制是否健全对幸福感有非常大的影响。从近期的舆论事件便可充分看出,例如法官拷律师事件,反映出基层司法生态的严峻现状。

在经济生活方面
绝大多数家庭的收入至少应该能保证全家过稳定、富足的生活,不一定要很多,但一定要有保障,不但要比自己过去强,也不能比“左邻右舍”低;医疗保障、社会福利体系、子女教育都应该切实到位,让自己和全家无后顾之忧。比如在就业和住房方面,毕业生不会为找不到工作而忧虑,找到工作的人不会为失去工作而忧虑,绝大多数的家庭都不会为住房负担而担忧。能否做到这些,关乎国人的幸福。

在文化生活方面
文化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多样性是否得到充分保证,传统文化有没有真正恢复活力,新文化元素有没有得到发展的必要空间,新文化与旧文化,“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间能否协调共生。比如一个地方的古木、古建保护得如何,民风民俗涵养得怎样;比如一个地方一年有多少个蓝天,孩子能一口气说出几种见过的野鸟……这些也关乎国人的幸福。

在政治生活领域
民主是否充分,法制是否健全,社会对行政、司法体系是否拥有足够的信任度,这些官方体系能否为国民提供公正、高效、制度化的服务。比如一个地方犯罪率高不高,黑恶势力多不多,贪腐案件是否频繁,群体冲突是否频发……这些同样关乎国人的幸福。
幸福就是人们对生活——包括物质的、非物质的——的一种美好感受,是前面那些实实在在元素的复合体,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大多数人,在上述大多数方面存在这种美好的感受,那么就可以说,这是一个幸福的国家,幸福的地方。

 中国百姓不相信“幸福指数”
  几年前,中国国家统计局以及一些地方统计机构就声称推出幸福指数、社会和谐指数等。但每次数据出台,都要受到老百姓的冷嘲热讽。显然,指数并不能真正反映民众的真实内心体验,民众因而不能接受这些关于他们是幸福或者不幸福的片面论断。更何况,比是否幸福更关键的是,民众是否能够自由选择生活方式,民众是否拥有去改变不幸福的现状、或者提高幸福感受的渠道和途径。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阐释了一个道理:能够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成功改变不幸福的状态,那么就是幸福的。

指数只是变相的政绩游戏
国民幸福指数评比在国外都是非官方的,尽管不靠谱,却也算得一家之说,毕竟能从某一个侧面比较各国的情况。而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国民幸福指数却要由统计局等政府机构来主导,显然,在“数据政治”挂帅的今天,不论采取第一或第二种公式,最后的结果恐怕都不外乎两种:或是变成变相的GDP竞赛,或是变成想让自己排第几就排第几的政绩游戏。
事实上国内有些类似指数统计甚至更不靠谱,据《北京晚报》报道,一项据称在全国6城市开展的“开心城市”评比,居然采用在候车亭安装电子装置、供乘客随机点击的方法来进行,北京最终用如此方式所夺得的“全国最开心城市”称号,含金量如何,怕是只有天知道。

是否幸福,要看生活方式是否可以自由选择
幸福感其实与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权有关。按照萨特的自由选择原理,自由选择是要负责任的,即在求生存的选择中要对自我或社会负责任。如果生活方式是民众自己选择的,那么,"我选择,我承受",对于选择的生活方式不管幸福不幸福,民众的承受力是比较大的,因为是一个自我选择的结果。
相反,如果选择是别人做出,自己只是被动服从,那一旦选择的结果不尽如人意,民众的幸福感很低,那抱怨就会很大。近年来,中国老百姓每每对各种公布的"幸福感"指数、开心指数表达强烈的不满情绪,根源就是如此。在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文化、政治领域,民众自由选择的余地不大,更多的是被政策和体制所左右。

是否幸福,要看有没有途径去改变现状
幸福感其实更多来自对“明天幸福”的憧憬——大家都渴望着“明天,明天,明天比蜜甜”。纵使今天不如意,只要有途径、有希望去改变现状,人们的幸福感就不至于太低。今天钱少点没关系,只要明天多起来就好;今天房子小点没关系,只要明天能大起来就行;今天有这样那样的社会不公可以理解,但明天一定要好起来……
但倘在众多国人观感中,医保、社保难以到位,房价却以越来越疯狂的速率攀升;社会上的黑恶现象不见扭转趋势,法治进程总是步履蹒跚;“保护传统”越喊越响,身边的传统却越来越少;“保护环境”越唱越高,周围的环境却越来越糟……则他们非但感受不到“今天的幸福”,也对“明天幸福”的许诺和蓝图无法产生信心,其幸福感只能每况愈下。

 
  幸福其实是很难量化的,是无需也无法排名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并不奢望看见自己成为“最幸福国度”的国民。那些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要比任何“国民幸福指数”更靠谱。
  对于各级政府而言,与其把心思花在调弄那些“幸福指数公式”的游标和螺丝上,不如实实在在地让老百姓收入稳定、福利健全,让毕业生不愁工作,让普通家庭不愁房价。如果暂时还不能让国民们一下都幸福起来,那么至少让大家相信,“我们在努力,明天会更好”。如此,即使在幸福指数榜榜上无名,也不失为一个幸福的国家、幸福的地区,幸福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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